美國漢學家需要講古漢語與香港出租車司機溝通？典型的美國人的民族性格與國家性格？
軒轅伊尹歪論
（一）
在講美國漢學家之前，我還是先講講自己的故事。
我年輕時在中國一家省級新聞單位當記者，購買了單位的安居工程房。因為一時半會還沒打算搬去住，房子就空著，於是就對外出租。
第1位來看房洽談的是一位剛從警校畢業入職市公安局的年輕實習警察。
我們簽了一份格式合同，其中有一句話：“任何一方需要提前終止合同，需提前一個月通知對方，否則違約一方需賠償對方一個月房租。”
那新警察看了房，很滿意，交了押金和半年房租，拿了鑰匙，說一個星期後搬過來。
但是過了一個星期，他打電話來說，他們警隊“不允許警察在外面租房子，必須集中住在警隊宿舍，以便警風教育和紀律管理，並且隨時執行出警任務”，並且詢問能不能退房。
我立即表示理解，答應他方便的時候可以隨時來退房。
他按照格式合同約定賠了我一個月房租，正要出門離開，我叫住了他。
常識和本能告訴我，警察是不能得罪的，於是對他說：“人民警察保護人民，不敢得罪，減一半賠償，我退你半個月房租吧。”
他愣了一下，回答我說：“你們新聞記者耍筆桿子，我們警察也不敢得罪。
“我們有這麼厲害嗎？”我問。
“那當然了，”他回答，“我們警察的槍歪一下，就會出人命，闖大禍，所以絕不能濫用；你們新聞記者的筆歪一下，好像不打緊，還有好處，但我們就很難看。”
我不知道他是在挖苦我，還是在恭維我，只好不由得尷尬地哈哈大笑起來。
老婆自內室走出來，自告奮勇，問：“有什麼難解的法律問題需要諮詢嗎？”
她大學法律專業，在本市中級人民法院當法官，我於是問：“警察可以辦自己的案子嗎？”
她說“不可以”。
我又問：“那麼法官可以審自己家的案子嗎？”
她又說：“肯定不可以！”
於是我又繼續問：“那麼媒體記者可以自己寫自己的報導，為自己的事情造輿論嗎？”
老婆答：“法律尚無明文規定，不過你們媒體行業應該有自己的行政法規，行業規矩等作出約束，即使這些都沒有，依常識判斷，就專業倫理和職業道德而言，似乎也不行。自己的筆寫自己的事，在法庭上也只是一面之詞，需要舉證，質證，由非厲害關係人的第三方法官判斷，然後決定採信或不予採信。”
於是我總結道：“今天在場的人，都是當事人，或者厲害相關人，所以我們各自的專業優勢和職業權威都用不上或不能再用，只能像普通人那樣，用普通常識，而不是專業知識，來處理今天的事情。
於是，我們既沒有照搬死扣合同條款賠償整月租金，也沒有讓警察辦自己的案子，法官審自家的案子，記者寫作自己的報導，而是用居委會大媽，菜場大媽的常用方式，揮起菜刀，攔腰切成兩半，各讓一半，公平處理完畢，皆大歡喜：警察減少了損失，而我也釋然了得罪警察的心理負擔。
（二）
現在回過頭來再講美國漢學家用古漢語與香港出租車司機對話的故事。
這是高曉松在《秋水堂論金瓶梅•序言》裡為做廣告故意賣弄玄虛的細節：
某次，美國漢學家田曉菲夫婦在香港打出租車，他們不會廣東話，而司機不會國語，也就是漢語普通話，兩者無法溝通。
田曉菲老公歐文是研究唐詩的漢學家，精通漢唐古音韻，於是就用漢唐古音與香港司機對話，居然暢行無阻。
當時網上已有很多質疑之聲，認為很難相信。
漢唐時候還沒有錄音設備，古人講話到底怎麼樣，現代人也只能根據詩歌中一些腳韻瞎猜，到底正確與否，死無對證。
因為他們是全球最高學府哈佛大學的教授，沒人有資格否認，很多人不信也無法提出反駁。
儘管有人說，廣東話和粵語其實雜糅混合了很多嶺南南亞土音，與漢唐古音相去甚遠。雖然粵語等南方一些方言保留了一些古漢語詞彙，但與漢唐時期的古漢語仍然是兩回事。
不過還是因為沒有錄音證據，這種說法與前種說法一樣，都有些道理，但仍然是死無對證。
既然是死無對證，我是不想糾纏下去的。
我的問題是，美國漢學家與香港司機除了用早已消亡並且死無對證的漢唐“鬼話”溝通，難道就沒有更好的溝通方式了嗎？
最簡單的交流工具就是書面文字。
感謝偉大的秦始皇，漢語方言雖然幾百上千種，且互相聽不懂，但寫成書面文字，卻只有一種，這是中國表意文字優於歐洲拼音文字的最大優越性。
孫中山，梁啟超，康有為當年就靠著書寫漢字，與日本人筆談，暢行無阻。田氏夫婦為什麼不能寫個小紙條，給香港司機看呢？中國人與日本人都能溝通的漢字，難道在香港反而不行？
不要告訴我他們不會寫繁體字，他們一個研究唐詩，一個研究陶淵明手抄本，不可能會是以簡體字研究。
最簡單的辦法是直接說英語。
香港被英國殖民近一百年，官方語言是英語，英語教育早已從娃娃抓起，凡在香港上小學者，無不會說英語。
又香港作為自由港，國際大都市，作為窗口服務行業的一線出租車司機，有可能不會英語嗎？
放棄簡易普通的方法不用，非要把常規事情專業化，簡單問題複雜化，捨近求遠，舍簡求繁？
（三）
不由得想到另一個哈佛教授，其專業是法律，其事情更極端。
此教授在一家中餐館定外賣晚餐，點了四道菜，共花費52刀美元。但是他查閱餐館網站價格，發現每道菜多收了1美元，總共多收4美元。
於是他充分發揚哈佛法律教授的威風，洋洋灑灑，引經據典，搬出一大堆法律條文，撰寫出一篇堪稱博士論文的法律訴狀，威脅餐館退還他多收的4美元，並依相關法律條款賠償一筆雙倍賠款8美元，兩者相加共計12美元。
餐館回信，解釋依通貨膨脹率，每道菜已提價一美元，由於疏忽忙碌，網站價格表尚未來得及更新。因為這一失誤，餐館願意退回提價部分4美元，但不同意雙倍賠償部分的8美元。
該哈佛法學教授不依不饒，死咬法律條款，表示已將該案上報官府衙門，由官方調查處理，又說已經起草訴狀，遞交法院，要餐館準備好接法院傳票。
餐館恢復：既然已經報官，且向法院起訴，那麼私下溝通就沒有意義了。且待官府調查，法院判決，餐館一定遵守官府的決定和法院的判決。
結果這事被記者採訪，報紙公佈，於是全美輿論熱炒，哈佛大學陷入巨大輿論漩渦。
最後的結果，是哈佛大學續聘教授職位的時候，這位法學教授因為輿論熱炒喪失了教授資格，可謂因小失大。
（四）
以上幾件小事，每件事都非常小，但可能都反映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美國人的民族性格的截然不同。
《紅樓夢》裡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中國人遇到事情總是先依直覺，本能，常識，習慣，人情世故解決問題。不到迫不得已，職業權威和專業優勢是不會輕易派上用場的。
這在武俠文學裡表現得最為明顯，就是馬雲的那句名言：功夫再高，莫惹菜刀。
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國家性格，就有點像菜刀。不很專業，但很通用。不管現代專業刀刀具的花樣千奇百怪，各有專攻，中國人還是習慣一把菜刀切所有的菜。
這多多少少有點像武俠文學裡面的大俠，儘管武功很高，但除非萬不得已，皆傾向於深藏不露，絕不會輕易拿出來與街頭小販爭奪錙銖之利。
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中國的國家性格，類似於菜刀，基層和民間有深厚而自成體系的做人的常識，就是所謂人情世故。憑藉這套千年流傳代代相襲的世故人情，中國基層社會不需要政府過多插手，不需要法律事無鉅細的繁雜條文，基本可以實現自治。
劉邦攻占關中後，廢除了秦朝所有的繁瑣法條，簡化為“約法三章”，於是關中大治。憑什麼？憑的就是基層民間像菜刀一樣普及的人情世故和鄉規民約。《紅樓夢》裡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可知，大多數情況下，菜刀比剃頭刀和手術刀利用的頻率更多。
美利堅民族的性格和美國的國家性格類似於手術刀，具有手術刀的特性，專業度很高。它的法律，它的武功，它的學術，足可睥睨天下。但是嚴重不通常理，不懂常識，動輒濫用。上層建築雖然高大，基層社會卻缺乏組織紀律；法律體系雖然繁雜，民間卻不知禮義廉恥，不通人情世故；精英學問雖深，卻嚴重脫離現實社會；軍隊武力雖然強大，卻不會屯田，不能用鋤頭給自己種菜，用菜刀為自己烹調。
所以美國這個社會，就好比一座城市，個個都是拿手術刀的專科醫生，拿剃頭刀的律師法官，他們都鄙視拿菜刀的廚子，嫌廚子佔他們便宜，靠他們賺錢，叫嚷著要與廚子脫鉤。然後有一天，他們驀然發現，自己要用手術刀來切菜，要用剃頭刀去劈柴。
美國社會的現實，從上層建築到基層社會，從政府到民間，似乎就處於這樣一種狀態。
於是，在美國，就出現很多中國人想不通，但在美國卻司空見慣的事情：
律师為省錢，動輒搬出法条，與給他搬家的苦力工人討價還價，甚至威脅舉報現金交易；警察動輒拔枪射击喝醉酒走错房門的邻居；退伍军人動輒發揮野戰经验，為自己討要說法；修车师傅自造装甲车坦克铲平政府為自己申冤；航空兵劫持轟炸機與上司玩命。
於是教授有樣學樣，動輒動用專業知識為自己解決問題。
这就是美国人的民族性格。
於是我們就可以看到相反的處理事情的結果：
中國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美國是無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失控。
美國今日之現狀，像極了中國的大秦帝國時代，法案汗牛充棟，然而國家不講基本的道德仁義，法網密不透風，社會缺乏基本的禮儀廉恥。於是乎，居委會大媽能解決的鄰里糾紛，最高法院大法官卻無能為力，不得不成年累月對簿公堂，久拖不決，導致法院積案如山，；單位工會能調解的同事矛盾，最終發展為槍林彈雨，屍體橫七豎八。
武功雖高，死於菜刀。
（五）
美国作为国家的國家性格與美國人的民族性格相一致，有點像剃頭刀和手術刀，非常專業，但缺少彈性，而且傾向於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濫用。
在国际关系中，表現在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法，就长臂管辖，不利于自己的国际法，就威胁制裁逮捕国际法院的法官。动辄滥用自己的优势，权威，以谋求私利。
上層建築雖然高大完備，基層社會卻缺乏組織紀律；法律體系雖然繁雜，民間卻不知禮義廉恥，不通人情世故；精英學問雖深，卻嚴重脫離底層民眾；軍隊武力雖然強大，卻不會屯田，不能用鋤頭給自己種菜，用菜刀為自己烹調。
美國這個社會，個個都是拿手術刀的專科醫生，拿剃頭刀的律師法官，他們都鄙視拿菜刀的廚子，嫌廚子佔他們便宜，靠他們賺錢，叫嚷著要與廚子脫鉤。
然後有一天，他們驀然發現，自己要用手術刀來切菜，要用剃頭刀去劈柴。
軒轅伊尹歪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