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的时候，就到了地狱。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要是帕斯卡尔，他一定会说：“空虚就是地狱。”其实，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麻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人的优势就在于他有一种基于伟大原始天性的本能直觉，能够潜在地意识到幸福实际上不在于消遣和娱乐，而在于人生的跌宕起伏。人生不可能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只要它是真实和强烈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有泪水，我们才会去珍惜难能可贵的幸福；有奋斗，我们才能细细品味成功的喜悦；有生命的起伏，我们才会在人生的跌宕中感受生命的力量与坚强。 
    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曲线，有高峰也有低谷，这样的人生才是刺激的。这时，你才会真正感到有家可归，感到有依靠，有根基。平平静静的人生，如果连一个浪花都掀不起来，生命中也就少了很多让人回味的切身体验。正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人生是跌宕起伏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事情很坏，但是也许明天后天就会变得很开心，不要放弃就好了。” 
    奔跑，而不是静止，才是人生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以生活化的语言和场景真实地诠释了“生命在于运动”的哲理。在影片里，奔跑则成为主人公加纳的生活状态。每个人都在追逐着自己想要的东西，人生是动态的，而静止的人生则是一潭死水，只有时间的自然流失，没有了生命的意义。只有不停地追求，才可以达到自己的梦想。正如这部影片描述的那样，在落魄失意中，主人公加纳没有迷失自己，他给自己一个梦想和未来，站在篮球场内，扶着铁丝网，他对小小的儿子说，当梦想来的时候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它，绝对不让它溜走。威尔·史密斯（加纳的饰演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只要能创造一种东西，不去否认它，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力量。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你都要超越它。你必须相信成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加纳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状态。 
    影片自始至终都在奔跑，在梦想的名义下，追求着自己的幸福或者说希望。加纳的梦想是当一名证券顾问，可是，一个高中毕业的穷人，在没有任何知识储备的情况下敢冒出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挑战。更何况竞争相当激烈，海选中的20个合格者，在试用6个月后只有一人会胜出，因为名额只有一个。而且在试用期间，没有任何报酬，几率小得令人不抱希望，可是他赢了！正如加纳所说：“只要他们要录取一个人，那个人就有可能是我。” 
    人生也许正是在这种不懈追求和跌宕起伏中谱写着自己辉煌的篇章。 
    洞察生死——拷问人生之大限 
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死亡是专属于人的。有人说其他的生命也会死亡，不仅仅是人。不错，任何自然生命都有一个衰亡的过程，但是，只有人才会意识到死亡，才会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我说，死亡是专属于人的。 
    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而人生的有限和追求无限的本性所构成的人生的两极，成为人生最大的悖论。于是乎，思考死亡，超越死亡，也就成了哲学永久的话题。哲学离不开死亡，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意义都将消解。海德格尔说：“人们为了躲避责任，争先恐后地躲避到人群中，但无论如何逃避，也逃不过人生之大限——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无处可逃，因为死亡是无人能代替的，只能你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承担。也许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世界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在死亡深处，这个世界的“意义”开始像泉水一样向我们涌现，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痴迷于死亡，克尔凯郭尔甚至说：“学习哲学，就是练习自杀！” 
    确实，死亡，把人推向了人生之大限。也许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破除一切成见，把真与假、善与恶等界限看得模糊。看过电影《卡桑德拉大桥》的人都知道，在这列火车开往卡桑德拉大桥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通向死亡的途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才得以彰显：“他可以跳车逃走，他可以奋起反抗，他也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以待毙。然而无论他采取哪种方式，都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死亡，在其最深处终于暴露出了人的自由。 
    以死亡垫底的自由没有人喜欢，于是追求永恒成为了人的本能。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古代的帝王养尊处优惯了，总觉得日子过得快，于是找人炼长生不老的丹药，企图获得永生，而当这一切破灭之后，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由于这一标准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操作性，于是乎，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雄才俊就都不约而同地为实现这一不朽的目标而奋斗不息。 
    但是，生死轮回的道路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会变得平坦。因为无从把握又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就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噩运，历史就不断上演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也正是由于所有的生命个体都有着避死求生的本能冲动，人才有了有别于其他生命体的尊严和伟大。有时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只有人才会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就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成就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懦来界定。在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的，通常是选择死，而且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司马迁，他经过反复的掂量和权衡，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西方人有宗教的救赎，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升入天堂，从而可以永恒。照苏格拉底看来，如果死后化为乌有，则死亡是件幸福的事，因为它表示结束痛苦；如果死后仍有来生，则死亡仍属幸福的事，因为他可不受被放逐或临刑的骚扰。相反，伊壁鸠鲁派则努力破除灵魂不朽之说。他们认为扫除一切不朽的思想，便可消除对于死亡的恐惧感。我们应对自己说：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不管我们活着还是死去，对我们都没有影响。如果活着，我们无需恐惧死，因为生命仍为我们所拥有；如果死去，我们也无需恐惧，因为恐惧乃是活人意识的表现。所以只要我们存在，死亡便不存在，故而我们和死亡永不碰头。 
    而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宗教救赎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对死亡进行思辨的哲学思潮，我们只有一个当下的“现实世界”，对死几乎采取了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子路问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对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子路不甘心，说：“敢问死。”死亡是怎么回事？孔子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即使人固有一死，也有轻重之分，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如鸿毛。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只要能和自己的亲人、家庭、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事业结合在一起，就能获得永恒的价值。 
    追求过程——人生的意义仅在过程中 
    西方有一个悠久的宗教传统。宗教是什么？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无奈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心灵为什么无奈？我想说，人生的有限是人最大的无奈，人生之大限——死亡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你，不屈的灵魂永远拖着一个沉重的肉身。世界为什么无情？因为这个世界早晚会抛弃你，而且丝毫没有留恋和怜悯。 
    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西方人发明了宗教，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在他看来，自然的道德生活可以使人得到尘世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暂时的、虚幻的，只有神性的德性生活，才能使人获得永恒的、真正的幸福，即来世的天国幸福。上帝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及神圣给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以慰藉，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死亡不可怕，因为人死亡以后会上天堂；这个神秘的世界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尘世是和谐的，只要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认识到这种和谐；人遭受苦难并不可怕，因为上帝并不会抛弃他的任何一个子民。 
    可是，宗教的虚幻性早晚会被戳穿。当人们压抑自己，以求天国的幸福的时候，尼采喊出了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呐喊：“上帝死了！”尼采是一个狂人，在他看来，上帝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装”，是人自欺欺人地为自己树立的虚幻偶像。他杀死上帝，是要杀死在西方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正是因为活在上帝的阴影中，人才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杀死上帝，就是让人从这种阴影中解脱出来，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由自己来开拓自身的价值。所以对尼采来说，悲观是以乐观为方向的，而乐观又是以悲观垫底的。 
    上帝死了，对西方人来说，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上帝死了，人怎么活？人生在世的困境被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出来。上帝不再收容人，人的前途在哪里？他就像一条来自北方的狼，孤独地走在荒芜的沙漠中，脚下没有现成的路，只能靠自己去开拓，自己去行走，自己去负责人类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得到了惩罚，因此才走得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