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流血冲突，并非源于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世代仇恨或根深蒂固的敌意。它是长期以来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所导致的产物。

文｜Djene Rhys Bajalan, 

Sara Nur Yildiz, 

Vazken Khatchig Davidian

译｜庄沐杨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战事的爆发，让两国在纳尔戈诺-卡拉巴赫地区（卡拉巴赫山地，亚美尼亚人则习惯用过往的称呼称之为阿尔察赫，以下简称“纳卡”）归属问题上的长期分歧受到了国际各界的关注。


暴力的言辞——尤其是来自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以及亚美尼亚人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种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乃至反人类的言论也处在极度狂热的状态之中。盖着国旗的裹尸袋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应征入伍的男子以及无辜平民带入坟墓，除此之外，在种种噪声之中，也出现了其他方面的损伤：真相、信息以及任何认真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冲突的意愿。


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紧张局势会把外高加索地区拖入战争之中的担忧，其实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两国一直在纳卡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对峙。尽管最新一轮的冲突升级显得颇为突然，但一些目光更加敏锐的观察家们可能已经预见到了这场战事的到来。2016年4月，在上一轮激烈战斗过去四天之后，这一问题的权威研究者之一劳伦斯·布劳尔斯（Laurence Broers）就警告说，失败的谈判和失控的民族主义将会使所有人默认战争为唯一结局。


如今这看起来就像是一种默认。不过，把两国间的冲突视作无法调和的世代仇恨的结果，又或是认为这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文明冲突的产物，都可能会是一种潜在的错误。实际上，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大国政治的遗产，以此来解释我们眼前这场悲剧的成因。



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


外高加索是一个拥有迷人自然景致且有着大量不同民族、语言和宗教共存的多元化地区。由黑海延伸到里海沿岸，这里是大量不同社群的共同家园：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俄罗斯人、梅斯赫特和阿克什卡突厥人（Meskhetian and Akhıska Turks）、库尔德人、雅兹迪人、达吉斯坦人、阿布哈兹人（Abkhaz）、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车臣人、塔利什人（Talysh）、奥塞梯人和印古什人（Ingush）等等。


但当前民族主义立场的喧嚣并不该掩盖这个地方由不同民族共同分享的巨大的文化遗产及其财富，从歌舞到民俗与美食。


从16世纪早期到19世纪初，在笃信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和它什叶派对手伊朗之间地域广阔但又界限不明的区隔地带，其北部地区就由外高加索地区构成。尽管这个地方常常是两大穆斯林帝国的冲突所在地，但构成现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地区主要还是受到了伊朗的影响。


考虑到当时地理环境和技术水准的限制，外部势力在这一地区主张其主权时往往并未过度着力。在这个区域，当地的统治者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可以相对和睦地毗邻而居。然而，在1801年到1828年间，俄国的军事入侵逼走了东高加索地区的伊朗人，该地区也被并入沙俄的高加索总督区，以多元化著称的第比利斯（今天格鲁吉亚的首都）则成为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


就纳卡地区的情况，具体来讲，亚美尼亚与这个地方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依然分布着中世纪的亚美尼亚修道院及其他主要的建筑遗迹。不过，尽管这里主要受到亚美尼亚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但它也长期保持着一种多元化的底色。


在18及19世纪，这里的城市舒沙（亚美尼亚：Shushi，阿塞拜疆：Shusha）成为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突厥人文化复兴的所在地。在苏联时期，人口调查的结果显示，纳卡高地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人数是阿塞拜疆人的九倍之多，而周边的低地人口则主要由穆斯林构成。


与许多殖民政权一样，沙俄当局的政策加剧了高加索一带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趋势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激化。渐渐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处于更加紧张的状态之中，这里的人们更多将自己视作既定族群的一员。


这一点在亚美尼亚基督徒和高加索的突厥穆斯林之间更为明显，后者在20世纪早期改称自己为阿塞拜疆人（这里的阿塞拜疆来自伊朗西北部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省，而非今天我们熟知的阿塞拜疆共和国）。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国家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来自沙皇威权统治的控制，但当沙俄帝国崩溃之后，高加索地区的局面也开始分崩离析。1905年，随着沙俄帝国陷入革命的旋涡，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突厥人之间爆发的一轮流血冲突席卷了这一地区，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随后这里面临的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野蛮状态。


对于亚美尼亚族群而言，这场战争是极具创伤性的，因为奥斯曼帝国在1915年针对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发动了一场种族清洗运动，包括了驱逐、强奸以及屠杀等等，导致了约有150万人死亡。


尽管沙俄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得以幸免于难，但种族屠杀依然深刻地影响了亚美尼亚人。如今的亚美尼亚人口之中有很相当多人是当年幸存者们的后代，也因此，这场发生于1915年的惨案成为透视这个民族与阿塞拜疆人冲突的一个视角。


一战之所以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原因还在于：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沙俄专制统治瓦解，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权威也随之坍塌。而就在这个殖民政权垮台后没多久，德国、奥斯曼帝国以及随着同盟国的战败，包括英国（尽管并不成功）都试图在这个地区施加各自的影响。


十月革命之后，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分裂也在加剧——在1918年春天一场短暂的联邦制试验之后，这一分裂态势表现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


而导致的结果就是：战争。随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敌意的出现与升级，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在过往被认为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区主张自己的主权。两国间的这第一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在1920年苏联人入侵该地区之后才告终结。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苏联化进程对于两边的和解无甚裨益。实际上，正是约瑟夫·斯大林决定将主要由亚美尼亚人组成的纳卡地区——也是此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战争期间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纳入到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版图之中，尽管当地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亚美尼亚居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和当时初成立的苏联下辖的其他地区一样，苏联的政策非但没有解决民族矛盾，反倒是加剧了当地的互不信任。


在某种程度上，纳卡地区作为当时阿塞拜疆下辖的自治州，保护了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口免受苏联人口政策中过度激进与恶劣做法的伤害。


阿塞拜疆控制的纳希切万（Nakhichevan）飞地就夹在亚美尼亚、土耳其和伊朗之间，这里的亚美尼亚人在苏联解体时几乎一点不剩——但在1920年代早期，他们在当地有着近半数人口。


不过在纳卡地区，阿塞拜疆的巴库当局在当地采取了安置阿塞拜疆族群的政策，以稀释亚美尼亚人占据多数人口的比例——他们还在这些新搬来的社群里大力投资，而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城镇与村庄则毫无基础建设可言。数十年来的缺乏投入与歧视导致了更进一步的不满，这种不满与仇恨在苏联行将就木的日子里达到了峰值。


1988年2月，纳卡当局尝试投票表决脱离阿塞拜疆，以此谋求进一步与亚美尼亚的统一。在这场无视巴库当局权威的投票之后，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Sumqayit）爆发了一场反亚美尼亚的种族屠杀。数十人死于这场动乱，种族屠杀的爆发也为该地区后续暴力循环的升级埋下祸根，包括1992年发生的针对阿塞拜疆居民的霍贾利（Khojaly）屠杀，后者导致了成百上千人丧命。


在苏联于1991年12月解体之后，这种暴力的往来升格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两个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多达3万人丢掉性命，超过一百万人由于种族清洗的原因流离失所，许多亚美尼亚人被逐出阿塞拜疆，另有数量更多的阿塞拜疆人被逐出亚美尼亚以及纳卡一带。


两方停火之后的局面，实际上是亚美尼亚获得了胜利，借由对主要人口为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克尔巴贾（Kalbajar）和拉钦（Lachin）这两个地区的占领，亚美尼亚成功保有了一个串联起所谓“阿尔察赫共和国”（译注：即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本国的地区。


1994年以来，能够永久解决当地冲突的方案一直没有出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明斯克小组由十一个国家组成，并由法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主导，但其斡旋的谈判失败了。在1994年停火后建立起的高度军事化的“控制线”（Line of Control）一带，还有其他亚阿两国前沿阵线爆发的零星冲突，一直都是对该地区和平稳定的长期威胁。



冲突升级为战争


卷入冲突的各方都因为长期无解的现状而受到指责。就亚美尼亚而言，他们对现状感到满意，也因此没有什么动机让他们能够放弃在军事和领土上保有的优势，这让阿塞拜疆人很失望。一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民族主义和明面上一直存在的阿塞拜疆的威胁，都在进一步作为后苏联时代亚美尼亚的腐败精英们宣示自身合法性的便捷工具，这在该国独立之后的大部分历史中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对一直试图将外高加索地区置于自身影响范围之内的俄罗斯来说，亚阿两方之间长期的紧张态势使得这个原来的殖民大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两国的影响力。实际上对普京而言，这场战争的爆发也许可以提醒在2018年和平示威后上台的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让后者知道在与更加富有、人口更多且有土耳其撑腰的阿塞拜疆的冲突之中，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要想了解最新一轮冲突升级的具体情况，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巴库和安卡拉的情况。在9月末，正是阿塞拜疆武装力量，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提供的军事装备与叙利亚雇佣军的支持下，率先挑起了战火。


阿塞拜疆现任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缺乏民选合法性，他在2003年从他的父亲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手中接棒，借由本国在纳卡地区的不利局面煽动民族主义仇恨情绪，以转移人们对于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国家石油财富的浪费以及他的盗贼统治（kleptocracy）的不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两国前线出现军事冲突，拥战的示威者随之冲击了国会，使得阿利耶夫感到有必要打好自己的民族主义牌。


类似地，泛突厥主义和反亚美尼亚的措辞也在经济危机时刻撑起了埃尔多安的右翼民望基础——同时也把反对派分裂成为了两个不同阵营，如包括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在内的拥战派，以及被打压和边缘化的人民民主党（HDP）为代表的反战派。


最重要的是，这种局面助长了安卡拉方面对于大国地位的渴求，契合土耳其采取更大规模的冒进式外交政策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从土耳其武装干预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可见一斑；同时这也导致了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采取了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凡此种种都转移了人们对其国内日益增长的各类问题的注意力。


简而言之，战争一如既往地被用作是威权政治自身整合的工具。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理智能够获胜的话，双方就会立马放下武器并开始认真谈判了。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方面需要意识到，如果没有给纳卡人民以权利，让他们决定自身命运的话，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在反民主且充满腐败的阿利耶夫政权之下这么多年，这里的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暴力，已经无法感受到什么是安全了。


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只需要看看发生在纳希切万的事情，就能知道自己的下场了，阿利耶夫家族当局在当地发动了一场被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文化灭绝的运动，毁灭了当地大量亚美尼亚历史遗迹。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彻底回归到过去苏联时代划定的边界线的人们则需要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合法化斯大林傲慢蛮横的殖民主义背书，无视当地居民呼吁自决的愿望。


亚美尼亚人需要知道，只要一天没有最终的和平条约，那现有局面就将一直受到挑战。尤其是当阿利耶夫政权存在并且需要转移阿塞拜疆人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但亚美尼亚人也需要明白，阿塞拜疆方面对于现状的毫无进展感到不满与恼怒也是合理的。


成千上万阿塞拜疆人在战斗之中沦为难民，并且在他们所投奔的政权统治下被关押，用以作为宣传工具，他们必须获准回到原来居住的、现由亚美尼亚实际控制的城镇与村庄；但与此同时，要让亚美尼亚难民回到阿塞拜疆或许难以实现。


最后，必须要有一个真正能够揭露真相并且达成和解的过程，从而能对两方在包括苏尔盖特和霍贾利等地做出的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讨论清算。


最终，仇恨的循环反复和战争必须终结，以让两边的百姓能够治愈创伤并且以睦邻关系在未来和平共处。就此而言，腐败的且肆无忌惮的、通过宣扬民族主义仇恨与种族仇恨来维持统治的领导人的权力必须被打破。


只有借助和平且有意义的民主体制，才能使得种种投资能够真正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用来购买那些制造死亡的军火。战争里面没有赢家，除了威权主义者和军火商们。





作者简介

Djene Rhys Bajalan 是密苏里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中东问题，他此前曾在英国、土耳其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学习与教书。
Sara Nur Yildiz 是一位研究土耳其-伊朗问题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
Vazken Khatchig Davidian 是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