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初春,列车迎着寒风来到福建的三明。一座福建最年轻的城市。
三明是福建的三线城市。「三线」这个概念,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产物。
就是国家为了备战需求,从战略上、纵深上要考虑在西南的四川搬进很多军工、大工厂、大企业。并建很多四通八达的地下工程。
选在四川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肯定有很多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不然抗战时民国的战时陪都也不会设在重庆。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头,日军是无论如何也攻不进四川。
一方面四川的群山环抱的盆地结构,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能发挥优势,另一方面,国民党成功的引诱日军从东向西进攻,而不是从北向南进攻。
只有日军从东向西进攻,四川的地理优势在防御中才能发挥到极致。日军大本营的智慧不够,有勇无谋,正好上了国军的圈套。如果日军由北向南推进,那结局就不好说了。
而三明的地理位置正是福建的三线,俗称小三线。很多兵工厂从沿海比如福州等地搬到三明地区。
军工当然不能在三明市里,主要隐藏在闽西的山沟里,比如宁化等地。
三明市才有民用的大型的工厂,比如三明钢铁厂、三明重型机械厂、三明化工厂、三明印染厂(上海搬进)、三明漂染厂(上海搬进),等等。可以说,当时的福建最大的工厂都在三明。
正如抗战时,省会从福州搬到永安一个道理。永安人文汇翠,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那为什么不把小三线设在永安。
因为永安是县,三明是地区,永安属三明地区管辖。另外三明地形相对比较开阔,这在丘陵地形的福建是不多见的。
三明是年轻的城市,街道干净宽阔,绿树成荫,公园建的不少。街上少见老人,都是年轻人,因为都是外地过来工作的年轻人,后来知青选调很多在这些工厂。我同学在三明也很多,成为我每一次回家探亲时路过的「兵站」。吃饭、睡觉、唱歌、弹琴、聊天、逛街的重要歇脚点。
三明的城市面貌,令人耳目一新,和当时的省委书记叶飞有很大的关系。叶飞在五十年代,曾经访问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印象深刻。他决定将三明建设成福建的布达佩斯。于是就有了后来这座年轻美丽的城市。
列车到达三明市,我们还无心欣赏这座城市,在工宣队的带领下,登记住宿,住进三明招待所。第二天,同学们就要分赴到几个县去上山下乡,修补地球了。
名单分配并不是自由选定,由工宣队早在福州定的。很可惜,和我同宿舍的二个最好朋友不能在一起了,他俩和十几位同学去了尤溪县。另一批去大田县,有一部分去永安县。还剩十几个去宁化县,号称福建西伯利亚的偏僻山区,我就在其中。
第二天,分配到各地去的同学,由各工宣队领队,买了去县城的班车。带上行装,各奔前程。長途巴士在崎岖不平,弯弯绕绕的山区公路上艰难行走着,惊心动魄的转弯,提心吊胆的路途,都说蜀道难,闽道更难啊。
难怪毛的诗词写到:「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我望着窗外山岭重叠,森林茂密的一山又一山。心想这真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难怪当年的国军在这里屡战屡败。你有汽车又怎样?进了山林还要拼体力脚力。所以,大部队在这样的地方,根本展不开。而游击队是好生存的多了,加上与老百姓关系处理的好,真的是如鱼得水。
而老共就聪明多了,到70年代初,所有的公社(乡)、大队(村),都通了公路,可进进入汽车,所有的小队(自然村)都通小山路,可以走大型拖拉机和勉强走汽车,这意味着,哪里有造反的火苗出现,就可以立刻扑灭,而决不可能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有人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农村政策的失败,共产党当时的土地革命,正是打中国民党的命门。我要加一条,国民党的农村交通的落后才是他致命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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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汽车在山路间摇摇晃晃的,我的思路又回到文革时的校园生活。我同宿舍住四个同学。一个天浩同学、一个明琪同学和我玩的特别好。我们都是文艺爱好者,当时的校文艺宣传队,就是以我们宿舍这几个人为骨干和核心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手上有福州最好,最昂贵的乐器。因为天浩的哥哥是福州铁路文工团团长。铁道有钱,又重视宣传队,大量的金钱就注入这个文宣队。所以他们的装备不仅在是业余中的翘楚者,顶呱呱的,连当时的专业团队,福州市文工团在他们面前,都只是丐帮一样的存在,要是会演,两队碰在一起,市文工团抬不起头。
市文工团的手风琴是上海产的80多元一架。铁路文工团的手风琴是西德、意大利的一架1000多。还有大型的军乐队,管乐队。市文工团的管乐也不行,真的是相形见拙。
文革时社会很乱,你有这么好的乐器,随时可能被造反派以帮你革命的名义,给搶走。
天浩哥身为团长,每天就担心此事发生,就把乐器分散到各个团员家保管。等有演出时,再收回来。
找人保管,还要尽量找出身成分好的,比如「三代贫农、老工人」这些,造反派不敢上门的。革命军人都不好用,弄不好,以前是国军出身的。
如果有人上门造反,你可以一手提一把大板手,一手拍着胸脯说:睁开你的狗眼瞧一瞧,老子是老工人,是领导阶级,你们要革谁的命?还不快滚！这些人就夹着尾巴跑了。
天浩哥也带了几件重要的乐器放在家中,但是不放心,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他父亲年轻时在印尼做生意。开始时倒卖洋油(煤油),挑洋油桶,一前一后的,每天从城市到农村,卖洋油,这钱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起来的。
然后,逐渐生意做大,开商店,赚到一大笔钱。原始资本的积累是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民国时期,他父亲带着这一笔钱回到福州。在福州仓山区上渡沿江建了一座红砖的四层楼房。另外开了一个车行,黄包车行(人力车),租给「骆驼祥子」这样的伙计赚钱。以此为生,当上老板了。
班主任胡老师公开说,天浩父亲是资本家,是剝削阶级。所以乐器放在他家中,也不隐当。他哥哥担心会出事。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些乐器都放在我们宿舍保管,之前说过,文革中学生是最硬朗的。连工人都不怕,所以在我们这里,东西是最安全的。门口挂红旗,门内放八磅槌,来犯者有来无回,四条腿变三条腿。
明琪本来就会小提琴,他还曾经是市少体校体操队的,所以翻斤斗,前手翻、后手翻、前空翻、后空翻信手而来。我也曾经练过体操,也会翻几下,只是没有明琪厉害。
这样就可以大展拳脚了,文革中的歌舞很需要这些,比如「長征组歌」、「長征组舞」,到部队、工矿企业、到学校去。
尤其到学校去,很受欢迎。有一次去十三中,我们台上翻斤斗、一字码,加上独唱、伴唱。台下女生惊叫、鼓掌,欢声雷动。让我们兴奋不已。虽然学校最穷,连点心招待都没有,只有掌声,但这就够了。
到工厂、部队演出,待遇就很好。工厂最少也有2个蛋加点肉丝煮面。部队就更不用说了。到义序机场慰问飞行员,我独唱的是「我爱祖国的蓝天」,机场去过很多次。每一次完毕,去食堂用夜点,都是不错的。
天浩是各种乐器都会,手风琴,那两台西德、意大利的就長期在我们宿舍,还有小号、圆号、黑管,他都会,很全面。
我主要负责独唱。及需要时翻几下斤斗。
另一位邱同学,他只会拉二胡,祖传的手艺,他父母就是传统上的民间艺人,他母亲呎唱,父亲拉二胡。呎唱是福州本地的民间艺术,解放前叫戏子那种。
二胡如果拉的好,也很动听,天浩就拉的不错,比如「二泉映月」,听起来悠扬婉转、缠绵无限、丝丝入扣、很感人肺腑,耳朵都能听出油来。
但是邱同学拉的二胡就不一般了,他很出众,吱嘎！吱嘎！的。经常走调到天南海北,到新疆去、到爪哇岛去。让你毛骨悚然、灵魂吓出窍、起鸡皮疙瘩,同学们都说他是「拉尿胡」,他也要参加文宣队,碍于同房间的面子,天浩无奈只好答应。
没办法,就算是滥竽充数吧。幸好我们有强大的管乐。可以盖住他微弱的「尿壶声」。因为明琪的大哥是师大艺术系的学生(后来留校当教师),黑管吹的很好。他还叫来同学和一帮社会上的朋友。很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
后来有重要演出,都请明琪的哥哥朋友帮忙。那时代讲友情讲义气,一分钱不花,他们会来帮忙。只是演出完吃一顿点心,由工矿、部队招待。
闽西宁化崎岖的山路和梯田。
不知不觉,在车上,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到了宁化县,向城里走去,过翠江桥时,上面立一个毛的宣传画,上有诗词:「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清,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工宣队带我们同学们到县政府「四面办」报到。四面办开了介绍信给我们,我和秋平同学、邱同学三个人分配在中沙公社(中沙乡),其他人到水茜、湖村等公社。完了,我的好朋友严同学去了「水茜」,不能在一起了。
这使我很难过,今后的日子,就要和「走调千里」的「拉尿胡」同学在一起了。
另一位秋平同学,沉默寡言,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只是他父亲毕业后没有从军,而是经商,从福州到广东,一路上是受到老同学的照应和帮衬。
介绍信到手后,在县招待所,住一晚,准备第二天早上启程到中沙公社报道。
谢谢看贴。
贴主:空行菩提于2024_02_26 22:11:06编辑

贴主:空行菩提于2024_02_27 10:48:1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