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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皇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这是值得写入中国千年科举历史的一届考试，从这届考试开始，流行于仁宗朝历年科场的“太学体”文风终于被欧阳修淘汰掉。

“太学体”是庆历四年（1046）朝廷创建太学之后风行一时的科场词赋、策论文体，其特点宋人多有总结：“务为险怪之语”，“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癖而不可读”，“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 ，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讲人话，有如时下某些学者以艰涩、怪谲文风写出来的所谓学术论文。

“太学体”的兴起与国子监直讲石介的倡导有密切关系，石介看不惯仁宗朝初期流行的华丽文体，在太学讲课时，便有意识引导太学生写文章时使用冷峻、佶屈的文辞，“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 。
欧阳修崇尚平实、说人话的古文，很不喜欢“太学体”，所以，借着担任嘉祐二年贡举主考官的机会，对“太学体”文风“痛加裁抑” ，评卷时候，但凡用“太学体”写的词赋、策论，都给予极低的评分，将擅长写“太学体”文章的考生“黜之几尽” 。到了放榜时，人们发现“时所推誉，皆不在选” ，那些“太学体”文章写得得心应手、大家都以为必高中无疑的太学生，几乎都落榜。

落榜的太学生非常愤怒，等欧阳修上朝时，将他围堵在路上，“群聚诋斥之”，开道的街司逻吏都无法制止。不知哪一个考生还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投入欧阳修家中，由于是匿名文章，官府也无从追究责任。

在策论答卷中，有一篇文风与“太学体”大异其趣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引起了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注意，梅尧臣负责第一轮阅卷，对考生答卷作出初步的筛选，然后将入围的答卷交给其他考官作第二轮阅卷。梅尧臣十分赞赏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便把文章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点，如果翻译成现代话语，大约就是“论疑罪从无”。文中提到一个典故：“《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文章的辞章、立意都让欧阳修拍案叫绝，只是欧阳修对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说法，却不知出自何典，问梅尧臣：“此出何书？”梅尧臣说：“何须出处。”

欧阳修以为自己一时想不起出处而已，有意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一等。不过，欧阳修又有点怀疑此文可能出自门人曾巩之手笔，若将门人文章评为第一，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欧阳修考虑再三，将那篇论文列为第二名。

乃至拆封放榜，欧阳修才知道《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一位来自四川眉州的年轻举子，叫做苏轼，虚龄二十二岁。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放榜之后，高中的考生照例要入谢主考官。入谢时，欧阳修便问苏轼：“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回去翻阅这部书，却一无所得。他日，又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对苏轼的杜撰典故及解释，欧阳修叹服：“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试，一共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根据给定的题目与韵脚现场创作若干首诗赋；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按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出题者就时务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则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

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未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很可能会在嘉祐二年落第。如果落第，他的人生命运又将改写。

本文摘录自我的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更多细节，请见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