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歌，给历史上具丰功伟绩的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
【很久以前，编辑晚霞邀我写一篇故事，她烦了我写的军史。于是有了这篇想成为故事的文字】
工程兵大尉和司令员的传说
 
－马客－
 
（一）
 
工程兵司令员心情不好（图1）。
不好的原因很多。抗美援朝结束后，除了金门前线部队和西藏边防部队以及东海舰队有战斗任务外，部队全面展开啃硬骨头的兵种算得上是工程兵了。国防工程、三线工程，任务连着任务。各军兵种、国防科工委的完工期限一个紧接着一个。
从上井岗山起，司令员就是那种坚决执行命令，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军人。然而，谁都知道１９６０年不是个好年头。上午在工程兵部的汇报会上，好消息不多。不少该换装风钻的部队，还在山洞里轮大锤；那有限的几支半机械化装备的部队，由于日夜翻班，尘肺保护措施跟不上，发病率上升的趋势势在难免……。
司令员没去吃午饭，也没点上烟，他站在窗前，望着北京初夏的天空，用现在的语言，他在寻找感觉。参谋轻轻的掩上了办公室的门。
参加革命三十三年了，从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到率领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越过大运河津浦线与国民党主力逐鹿中原，那些胜负难卜但决定前途命运的恶仗，他记得很清楚。在坚苦卓绝的战斗中，很难说哪仗比哪仗打得更艰苦，嬴得更不容易。
司令员心情不好，因为他觉得很窝囊。
在战争年代，那是什么样的条件？在井岗山当士兵委员会代表的时候，他和战士们捏着手里的那三两颗子弹，讨论研究其中哪颗可能是“臭子”。那时他们都希望这子弹千万不要在距敌五到十米时“臭”，因为你来不及退弹再上膛，对方的子弹就到了，你想拼刺刀也没戏。
在那些年面对强敌，除了对胜利有种咬牙切齿的赌咒（这种赌咒若干年后被伟大领袖总结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司令员至死崇拜毛泽东的众多原因之一）之外，很少有胜算在手的信心。那次红１３军损失惨重，他以军参谋长代理军长，整个军的生路在于能否夺取河对岸的桥头堡。当那个在火线临时提拔成营长的小伙子，甩下军帽，晃着光头，举着代军长的驳壳枪，领头跃入河中，冒着飞蝗般的子弹，泅向对岸时，他一点胜利的把握都没有。
 
革命胜利了。在和平条件下开山挖洞修路筑桥，作为统帅十几万部队的工程兵司令员，条件远非“鸟枪换大炮”这样的话所能比喻，面对的早已不是你死我活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而是不会说话的江河大山，然而他对能否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还是忧心仲仲。这是他觉得窝囊的原因。
“报告。”参谋打断了司令员的走神。
他转过身来。
“总理办公室电话。”
“接进来。”
司令员挺直魁梧的身躯，如同面对着总理，接起了电话。
“是我。”
“施工部队３月中已进入工地。”
“是，是一个团。”
“是，是他带队。”
“有些困难，但我们能完成任务。”
“是，明晚９点，国防科工委。”
“是，施工部队负责人一起到会。”
“是，施工部队技术负责人一起到会。”
司令员放下电话，他是全军有名的“饭桶”之一，但此时他一点吃饭的念头都没有。
入春前，西北火箭基地工程，石方全线吃紧，根据紧急勘探，决定在就地开采石方。任务到了军委工程兵，但司令员手中一时无兵可调，他的十个手指正按着十个“大跳蚤”。军令如山，他和参谋长经过反复盘算，决定从南方北调一个王牌师中的主力团，机关精简后由副师长带队“救急”。兵力不足部份则寄希望于当地人民武装部和政府能调动民兵和民工。
但那年的夏粮上场之前，当地能走得动青壮年包括部份少年，全都去了能要得到点吃的大中城市。工程保密性极高，别说是县长书记，省里也没几个人知道那些部队在深山荒漠里练什么兵。开始临近的生产队考虑过是否去军营讨点吃的，但最后还是随大流进了城。因此当县委和武装部接到紧急通知时，他们比工程兵司令员更惨，能调动的只是些离工地四五十里，在城镇凭粮票吃饭、身无挑担挥锤之力却脸有菜色的机关干部城镇居民。部队和武装部一商量，觉得还是不要为好。但是工程进度由于人力不足而不尽人意。好在其它各个方面的兄弟部队由于种种原因都赶不上进度，所以部队的石方供应还能勉强在最低需要量的红线上下晃动。
现在军委国务院国防科工委，决定研究加快工程进度，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并点名工程兵现场施工部队派人进京汇报工作。司令员能吃得下饭吗？
（二）
光头大尉（图2）５５年授上尉衔，５９年戴上“一杠四花”时，年２９岁。虽然不能与老红军比，比如司令员代理红１３军军长时还不到２９岁，但作为建国牌，光头大尉的进步是快的。
１９４９年司令员的三野８兵团渡江下江南时，他是县中的高中毕业生，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参军的潮流如同前些年大学毕业生的出国。一年后，他所在的工兵营去了朝鲜，从三次战役打到５３年停战，从停战又修桥修路修工事修工民建一直修到５８年回国。在朝鲜的崇山峻岭和江河上下，流下了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汗水、足迹、鲜血和身躯。回国时，他已是能顶施工业务和技术大半边天的最年轻的团副参谋长了。
他平时话不多，但说出来的总挺有份量。在会议结束前，如果问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是“没有了”，那会议一般就到此为止。如果他不作声，那时当团长的副师长就会大声嚷嚷：“说，否则出了问题，你负责！”
政治部主任一度对此很有些看法，认为这是光头大尉的小资情调－－想一鸣惊人。副师长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汇报，就挥下了休止符号：“你少来疑神疑鬼的这一套，他是我招的兵，我了解他！”
光头大尉５８年准备报考军事院校调干生，但他与副师长的特殊关系使他未能如愿。部队当时正赶往南方，参加一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明年，明年去，今年的任务不轻啊”，副师长拍了拍他的肩头。
一年后，施工进入最紧要的阶段。副师长递给光头大尉新颁发的大尉军衔，拍了拍他的肩头，没等副师长开口，他先说了话：“副师长，今年走不成了，明年。”
１９５９年他们师的工程胜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负责突破工程重点的副师长也因此名扬全军。那年冬天并不是给人好心情的季节，但光头大尉参军后第一次能按排一个月以上的个人计划了。团里具有大学和高中文化水平的技术力量已经形成梯队，他准备春节回故乡探亲。他离开那个美丽的江南县城后，整整１０年没有回家了。重要的是，他在家人的安排下，将与一位姑娘按世俗见面定亲。在１０年罕见未婚女性的戎马生活和艰苦的施工工地，他早就绝了自由恋爱的奢侈念头，能有人跟着他当军属而转战南北，他就心满意足了。更重要的是，他已内定将在６０年秋保送到南京的一所军事院校入学当调干生。即时，洞房花烛夜加金榜题名时，正应了三十而立的人生里程碑。
然而，他的入梦计划并没能按时成真。
 
在光头大尉刚在家里坐定，还没来得及与亲朋好友寒喧完毕，县人武部的汽车就到了，带来的急电只四个字：即刻归队。在他坐人武部的汽车赶往南京的途中，他的脑海中在过亲人们的电影，父母兄妹的面容还是不能定型聚焦。对于那位姑娘，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人很白，豆腐花的那种。
春节后的第三周，副师长带着光头大尉等一行先遣分队开进了施工地。
光头大尉并非光头，只不过是在国防科工委列席会议的那个晚上，当人们脱下军帽时，他的那颗光脑袋特别引人注目。事后与会的将领们记不得他的名字，只记得光头大尉。
部队创造多面手，其中产量最高的就是理发匠，一个班至少有师徒两人。只要部队一旦“今日得宽余”，每个寝室或帐篷外面都有一群端着脸盆等着修理脑袋的。然而在部队开进施工现场不到两个月，从师长到列兵都成了光头。指战员太累了，爬回帐篷，眼皮马上就合上，洗脸的劲都没有，还有任何兴致修理脑袋？为维护军容，副师长下令：副班长以上的干部有责任定期给所有战士刨个光脑袋。
他们团的任务很简单，开山、放炮、取石运出去。但要那个特定的时间空间，要完成这简单任务的确非常困难。
首先由于交通不便，油料运不进来，全团的风钻有一半以上动不起来。抡大锤砸钢扦，体力成倍的消耗，进度却不能如期跟上。
原来计划由民工负责修筑的简易公路，现在从第一线抽了一个连去突击，至今还没有全线完工。从采石场到汽车开进点的那段距离，全靠人力转运。
一天，副师长和光头大尉在黄河古道的落日中抽烟。
“雪上加霜啊”，副师长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
未能预料的情况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的那个“情况未预”使部队逐渐地陷入不拔。在他们决定向师部和工程兵部发电求援时，他们收到了“即刻来京”的急电。
 
（三）
 
当光头大尉搭乘兰州空军的飞机赶到北京，赶到工程兵部时，已是晚上８点１０分了。
对军风纪特有讲究的司令员对光头大尉的第一影响不好，可以说很不好。高高个，宽宽肩，但病病歪歪的没有精神。身上的军服一看就知道是从箱子里刚拿出来的，几条压箱压出来的皱折清楚可见。头上的军帽已洗得发白，与军装的深黄相比，色彩之别有如祖孙同行。嘴角边上有些象是没擦干净的饼乾屑。但一想到面前的这位是从西北一个荒凉的角落一个紧张的施工工地不远千里漏夜赶来的基层指挥员，司令员的心软了。要是在工程兵部干活的敢扮演这种模样，他湖北荆门的粗话早上去了。
司令员轻轻地叹了口气，“你们……”，他停了停。他原想问你们副师长呢？但他想起了今天收到的急电，副师长在兰州突然昏迷，给送进了军区总院抢救，他改了口，问：“你们师长怎么样了？”
“报告司令员，我不清楚，去兰空机场时，副师长突然昏迷，是兰空地勤送走的，因为飞机等我们起飞，我没能去医院。您也没有他的消息？”
司令员内疚地摇了摇头，他知道他再忙也应该让秘书去了解一下病情，副师长是他当八路军晋西支队司令员时在山西征的兵，从山西打到山东，打到全国解放，是他在工程兵中一员能临危受命的虎将。
“石方开采情况怎么样？”司令员在走向汽车时，边走边问，九点开会，他们没多少时间了。
“目前还能完成最低需要量。”
“以后呢？”
“有困难。”
司令员看了这个一脸旅途风尘的大尉，他不象他常见到的基层指挥员，他们回答此类问题时常用标准答案－－坚决完成任务。然而等上级问“有困难吗？”时，再要求支持。
 
这样的指挥员在战时是拿不到主攻突击任务的，这个念头在司令员的脑中一闪而过。然而司令员毕竟是司令员，他不仅是司令员，他还长期担任过参谋长的工作，从红十二军３４师，红一军团４师，红十三军，到八路军１１５师３４３旅，１１５师，新四军及山东军区，直到第三野战军。他知道，在一些时候，军政主官由于军务繁忙或时间紧迫，不再会进一步询问这“坚决完成任务”后的实际困难。这些困难一旦超出了基层部队自己克服解决的能力范围，这就形成隐患，而这些隐患有时所造成损失是巨大的。
在走到汽车车门那一两分钟，司令员没再问话。他在想今夜的会议。他们这一夥军人熟悉总理，知道总理作东的饭好吃，总理主持的会难开。象他这样主管一方的上将，如果不事先对总理的问题作充分的准备，那等于对自己的军人尊严作破腹自杀。
一个能提出困难的指挥员一定比提不出困难的更熟悉情况。此刻，司令员需要的是熟悉情况。
“谈谈你们的困难吧。”上车后，司令员让司机先别开车与警卫员在车外等一会。
光头大尉扼要地从石方开采进度，人力机械配置，一直介绍到目前和今后两个月的石方需求量，完成任务的困难和需要的支持。司令员靠在伏尔加的后座上，眯着眼，消化着光头大尉的每一句话，特别是每一组数据。他满意光头大尉的汇报，他想起了过去有人好像说过副师长之所以了不得，是因为手下有位能拳打脚踢、出谋划策的参谋长。
“关键在于筑路兵力，采石场和汽车开进点间的运转兵力和风钻配油量”，司令员思路敏捷地抓住了困难的核心。
“是，司令员。”
“开车！”司令员看了一下表，８点半了。
５１岁的司令员正当壮年，光头大尉的那些情况和数据在他头脑中转了两遍，就根深蒂固了。在这个项目中，工程兵只是配角，要交代清楚的情况就这些了，总理难不倒他。此时，司令员闭着眼思索他在全国各地的部队，筹划着还能调些什么兵来救眼前之急。当伏尔加在国防科工委大院减低速度时，司令员心里有了底。他睁开眼，看了一下坐在身边的光头大尉，开始有了好感。
“以前参加过总理主持的会吗？”司令员关心地问。
“没有。”
“别紧张，总理问什么你答什么，千万别楞着不说话。”
“是。”
光头大尉不是不紧张，而是他没有时间紧张或预支紧张。有一个从未遇到的、非常棘手的困难严重地影响或者说正在扼杀着施工进度。他和副师长一路上都在盘算着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他有责任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一点主意都没有。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习惯与副师长一起共事，习惯副师长会问他“还有什么问题”。但是司令员不是副师长。一路上他几次试着开口，一看到司令员闭着眼的一脸沉思，他没则了。
光头大尉跟着司令员走进大门、行军礼、进入会议室，在司令员身后坐下，这些仿佛都是不受大脑中枢控制的下意识的活动，他大脑中的兴奋点在千里之外的那个难以开口的困难。
会议９点正开始。
出席列席的２０多人。各军兵种和各部门的主官和负责人围着会议桌就坐。他们身后是各自的参谋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开始吧。”总理坐在会议桌首端，环视了一下与会者。
轮到工程兵司令员汇报的时候，２个小时过去了。工程主要方面的情况、问题、困难都讨论过了，进一步施工方案虽不十全十美，但至少可以支持军委国务院下加快工程的决心。坐在前排的主官心情趋于放松，至少还没哪个在总理面前出洋相。坐在后排的参谋人员则在盘算着会后的那顿夜点心。在那个年代，一碗带点肉丝黄花菜的汤面，不是山珍，胜似山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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