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史既是明史的分支 ，同时也是外国宫廷史研究的参照系 ，在前近代中西 交流和亚洲内部交流的大背景下 ，明代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 ，使得明代宫廷 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国际视野 。宫廷史的研究范围是宫廷这个特殊场域 ，研究对 象是宫廷中的人物 、事件 、器物 、建筑 、制度 ，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独特文化 。因为明 代宫廷史作为明代史分支的属性，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获得学界的持久聚焦 ，导致有关宫廷政治 、宫廷文化 、宫廷人物等问题被附于整个明代史的大框架中研究 。2005 年 ，故宫博物院引领的明代宫廷史研究正式启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宫廷不再单纯被当作叙述的背景板 ，学者们强调宫廷这个场域的特殊性 ，以及于此存在和发生的有别于他处的人 、物 、事 。近十年在引入与深化新理论 、发掘新材料 、扩展新视角 、开拓新领域方面进步较大 ，改变了原有的“ 拼盘式” 研究 ，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研究体系 ，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 ，与探索期 (2005 —2010 年) 相比 ，皆有较大提升。
一 、近十年研究的新动向
2005 —2010 年处于探索期 ，而近十年 (2011 —2021 ) 则是发展期 。探索期成果分散 、理论杂驳 、方法不一 ，而发展期成果则克服以上缺点 ，呈现出体系化特征 ， 围绕不同议题形成持续的研究。
(一) “ 故宫学” 相关理论的引入带来了学术探讨。在“ 故宫学” 相关理论引入之前 ，探索期的研究大体延续传统明代政治史脉络 ，聚焦宫廷场域 ，针对不同群体积极引入心理学 、社会史等理论予以论述 ，优点是开阔了视野 ，增加了认知宫廷史的新维度 ，而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的生硬借用易导致理解的偏颇。
由故宫博物院发起的“ 故宫学” ( 始于 2003 年) ，立足故宫 ，相关理论和方法日 渐完善 ，学界对“ 故宫学” 理论方法有所借鉴 ，促进了明代宫廷史理论的发展 。明代宫廷史学界对不同观点和理论有深入交流 ，形成了良性互动 ，尤其是近十年 ，这一 特点更明显 。例如 ，学界展开了对宫廷司法独立性或独立宫廷司法是否存在的讨论。 赵轶峰《故宫学的明清庙堂政治文化视域》 (《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2 年第 5 期) 指 出明清宫廷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各种宫廷生活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基于此， 宫廷法律法规在特殊场域中超越了国家一般法律法规 ，宫廷也成为一个超越普通法律法规之外的独一无二的私权崇高领域 ，皇帝的私法变成了公法 。柏桦 《 论明代宫廷法规》 (《 故宫学刊》 总第 17 辑 ，2016 年) 指出皇帝个人喜好作用于宫廷内部的复 杂关系 ，从而成为处理宫廷犯罪的关键因素 。王泉伟 《 明代宦官司法体制初探》 (《故宫学刊》 总第 20 辑，2019 年) 以宫廷宦官为对象 ，研究与其相关的法律条文及具体执行 ，认为《大明律》 相关条款 、宫中奉行惯例 、提督太监系统 、审判与执行环节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 ，表明宦官系统拥有一套较为独立的司法体制 。这种表达实际上削弱了皇权的影响 ，抑或是认为皇权虽大 ，却不能事无巨细皆由皇帝一人亲自定夺 ， 因此给宦官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独立性。
(二) 学科交叉、视角转换使学术研究有了创新。首先 ，以宫廷建筑为对象 ，运 用建筑学 、考古学及政治空间理论分析不同的宫廷建筑及作为整体的紫禁城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孟凡人《 明代宫廷建筑史》 (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年) 不仅研究 了北京 、南京和中都三座都城 ，还将天坛 、十三陵的建筑纳入宫廷建筑研究的范畴。 关于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取向 ，施劲松 《 建筑与考古学的相遇—读〈 明代宫廷建 筑史〉》 (《 江汉考古》 2019 年第 2 期) 认为该书对于明代宫廷建筑的研究使建筑物被赋予了更多历史 、科学 、艺术 、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从 “ 人造的物” 上升到了 “ 人文作品”。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 长安の都市计画》 ( 讲谈社 ，2001 年) 以唐代长安城为例， 展示了皇权在都城空间和建筑中的具体展现 。这是国外较早的关于首都城市布局与政治关联的学术解读 ，近十年国内的明代宫廷史研究者与日本学者可谓殊途同归 ，均强调了建筑的政治意涵 。紫禁城因其居住者是皇帝 ， 因此居住的舒适性让位于政治象征性 ，森严的等级制贯穿其中 ，宫殿布局处处体现着礼仪制度的完备 ，学者的论述也由 此展开 。柏桦 、黄伟特 《 紫禁城建筑的政治内涵》 (《 故宫学刊》 总第 7 辑 ，2011 年) 认为 ，建筑的超高规格 、令臣民压抑的环境气氛 ， 以及不断涌现的象征手法， 被强调的君权至上性和神圣性 ，影响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形成 。李燮平 《 明代的紫禁城—外朝规划体现的等级与礼仪制度》 (《 紫禁城》 2020 年 10 月号) 则聚焦紫禁城的外朝部分 ，研究了其等级和礼仪制度 。此外 ，还有李燮平 《 明至清初时期的养 心殿》 (《 紫禁城》 2016 年 12 月号) 、王子林《 元大内与紫禁城中轴的东移》 (《 紫禁城》 2017 年 5 月号) ，等等。
具体到每个宫殿 ，其用途变化也是由皇帝政治诉求改变所致 。华彬《 明代宫廷 画院建制机构“ 文华殿 、仁智殿 、武英殿” 设置考辨》 (《 美术学报》 2016 年第 5 期) 从明代三殿的使用研究分析明代画院体系的运营 。该文不纠结于明代画院在美术史脉络上是否“ 名亡实存”，而是转换角度 ， 以具体运营情况证明它确实存在。
其次 ，以宫廷人物的具体活动为对象 ，时刻把握政治权力对于活动的影响 。因为皇帝本人拥有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和地位 ，他在宫廷中的各种行为皆可对政治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 。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设专章“ 嘉靖时期宗庙祭礼改制”，认为明世宗为提升皇权而在宗庙祭祀上进行的大变革 ，影响了政局 ，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近十年延续此种思路 ，对皇帝的丧葬和宗教活动展开新的探讨 。刘毅《 明宪宗与昌平皇陵改制》 (《紫禁城》 2016 年 11 月号) 指出 ， 明宪宗开启了多后祔葬 、贵妃从葬皇陵的制度， 这并不是明初礼法的正常延续 ，而是皇帝个人喜好对于政治的直接干预 ，最终体现在 礼法之上 。皇帝的宗教活动不单纯是信仰 ，也是皇权在精神层面的扩张 。王熹 《 明 宪宗与道教方士》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2 年第 1 期) 指出 ， 明宪宗出于对长寿的渴望和对道士真心报效的回馈 ，不惜以扰乱官制 、败坏朝政 、靡费国财为代价 ，最终导致宫廷乌烟瘴气，国家危机四伏。
明代的宫廷教育以皇太子教育为主 ，这一特点直接导致了明代宫廷教育强烈的政治意味 ，讲读官不再只是教师角色 ，作为能够出入内廷的重要官员 ，他们直接参与未来新朝的政治建设 ，与太子形成了政治合作关系 。以前的研究看到了讲读官的作用， 但研究多集中于皇帝本人的经筵日讲而较少涉及皇太子教育 。近十年研究则聚焦皇太子教育 ，在君臣关系框架下论述文人士大夫在皇家教育中的深度参与 。陈时龙 《 讲读官的羽翼之功—嘉靖朝的皇子教育与朝局》 (《 紫禁城》 2019 年 8 月号) 指出， 圣君教育是宫廷教育的核心 ，讲读官群体与皇位继承人结成了深度的合作关系 ，并能在朝局危急之时相互扶持 ，最终 ，优秀的讲读官成为新朝的栋梁和新帝的臂膀 。谢贵安 、谢盛《 太子师的品格— 明代太子教育官员的选择标准》 (《 紫禁城》 2019 年 8 月号) 指出 ，科举出身 、道德高尚 、严肃 、博学 、认真 、外貌好 、表达强等因素制约了东宫讲官的产生 ，对教师的高标准 、严要求直接对应着对未来高素质皇帝的强烈期许。
宫廷女性以不同方式参与宫廷政治 ，承载宫廷文化 ，享受宫廷生活 ，尽管都处于皇权的附庸地位 ，但仍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和清醒认知 。以前的研究仍围绕压迫女性而展开论述 。近十年研究以彭勇 、潘岳 《 明代宫廷女性史》 ( 故宫出版社 ，2015 年) 为代表 ，该书开辟专章“ 明代的后妃与宫廷政治”，探讨了后妃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政治的深度干预 ，指出尤其在皇帝暂时缺位时 ，太后成为稳固朝局的重要力量 ， 明代后妃不应被消弭在深宫怨妇叙述之下 。 肖晴 《 明代后妃刊印佛经论略》 (《 五台山研 究》 2017 年第 3 期) 关注到仁孝徐皇后 、慈圣李太后 、神宗王皇后和郑贵妃等人借助刊印佛经而参与政治活动 ，影响朝局 ，崇佛虽是个人信仰活动 ，但却具有更多的政治活动意味 。如果从普通宫人的经济条件切入 ，与民间贫苦生活相比 ，她们的生活呈现出不同的景象 。邱仲麟 《 明代宫人的生活与生命历程》 (《故宫学刊》 总第 17 辑， 2016 年) 指出 ，以往对宫人生活幽怨的负面描述 ，更多是一种出于“ 男性中心论” 的士大夫想象 ，从宫人的实际生活配给上看 ，较民间安稳许多。
宫廷消费与国家财政直接相连 ，每一项支出都离不开政治 ，特权阶层的正常消费与非正常需索都深深影响了国家财政 。以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宫廷财政的独立性及其过分扩张的危害性 。近十年研究进一步展现了在皇权操弄下的非理性宫廷消费对财政与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 。赵克生《 明代宫廷礼仪与财政》 (《 东北师大学报》 2012 年第 4 期) 关注宫廷礼仪带来的巨大开支 ，指出嘉靖 、万历朝的礼仪开支偏离理性轨道 ，与国库空虚 、国运下坠有直接关系 ，认为礼仪之灾有时甚于兵祸 。香料消费是观察明代社会生活变化及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标示物 。刘祥学 、林枚 《 明代宫廷香料 来源与消费述论》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 年第 6 期) 认为这是特权阶层的消费， 尤其是明朝中后期斋醮活动中的巨量消费 ，是统治者沉迷方术 、怠于朝政的现实反映 。宫廷消费的总体支出更是受制于国家财政情况 ，从宫廷财政视角分析张居正改革的实际效用同样是视角转换的有效尝试 。以往研究多将张居正改革放在整体明代政治史脉络之中 ，强调改革在初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并以此为基础论述张居正猝然离世和万历皇帝秋后算账导致的明代衰微 ，对张居正以赞扬为主 ，对青年万历皇帝以批评为主 。王慧明《 万历初期宫廷财政视角下的张居正改革》 (《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9 年第 2 期) 通过梳理张居正当国秉政时期的宫廷消费 ，发现张居正并未在撙节宫廷消费上取得成功 ，也没有让年轻的皇帝养成俭朴美德 ，史书中充满溢美之词的抑制宫廷消费并未真正落地 ，在张居正死后 ，宫廷财政恶性膨胀难以遏制。
宫廷娱乐活动涉及大量人员参与 ，君主的个人喜好及政治权力高效地组织起各项活动 ，而娱乐也处处体现着礼制等级 。高寿仙《 明代宫廷的休闲娱乐》 (《 文史知识》 2012 年第 1 期) 展现了宫廷娱乐不仅时间较多 ，而且方式精致奢华 ，个别皇帝甚至 以军事操练取乐 。这与美国学者鲁大维 《 全球史视野下的明朝尚武展示》 (《 故宫学 刊》 总第 18 辑，2017 年) 认为明中期以后军事大典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宣传性 ，有异曲同工之妙 。宫廷生活的一个面向是水上演乐活动 ，它不仅仅是一项娱乐 ，而且与 皇帝的治国理念紧密相连 ，体现了对于礼制的追求。
最后 ，以宫廷画作 、器物等艺术品为研究对象 ，在欣赏其艺术价值的同时 ，也探 讨了宫廷艺术背后的权力架构和运行 ，以及所产生的繁荣的宫廷文化 。以往研究多从艺术史或工艺史角度阐释宫廷艺术品 ，而近十年研究紧紧围绕政治权力与等级制展开 ，克服单一的艺术欣赏维度 ，将艺术品置于政治 、历史之中而非仅摆放于展台之 上 。曾诚《 从〈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看成化皇帝的新正吉服》 (《 紫禁城》 2018 年 1 月号) 从绘画中的人物服饰出发 ，结合文献记载和陪葬服饰 ，考察了明中期皇帝、 后妃 、内官的宫廷着装 ，认为元明时期的中国服饰对朝鲜王朝上层的穿着风尚也有极大影响 。 白瑶瑶《 从宫廷画作 〈 出警入跸图〉 窥探明代仪仗服饰》 (《 中国美术研 究》 2021 年第 1 期) 以画中服饰入手 ，分析了明神宗 、军队将士 、内官 、文武大臣、 仪仗随从在服饰制度下呈现出的礼制思想和尊卑观念。
宫廷器物研究尽管仍延续工艺分析的传统路径 ，但注意把握时代背景 ，避免碎片化分析 ，探寻不同类型宫廷器物出现的原因 ，突破了以往或工艺或美术的单维度分析 ，进入了礼制研究的范畴 。张燕芬 《 明代内府金银器的制作机构与作品风貌》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8 年第 3 期) 指出尽管皇帝个人喜好会直接影响内府金银器的纹饰 ，但总体而言 ， 内府金银器体现的是端庄雍容的庙堂之美 ，而从材质到装饰的递减直接服务于“ 辨亲亲之杀” 和“ 明尊贤之等”。柳彤《 龙凤辨微—从首都博物 馆藏金银器上的龙凤纹样看明代宫廷的等级规制 ( 上 、下) 》 (《 收藏家》 2019 年第 5 、6 期) 虽以明代墓葬出土的带有龙凤纹样的金银器为研究对象 ，但着眼点在宫廷 的等级规制上 ，指出宫廷的政治权力也通过纹饰来体现尊卑高下。
精品宫廷器物的大量涌现 、高端工艺的集中呈现都是宫廷文化繁荣景象的重要表征 ，而繁荣的宫廷文化不仅是皇帝个人喜好的引导所致 ，更是政治 、经济 、军事 、风 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赵中男 《 宣德朝宫廷文化的繁荣及其原因》 (《 故宫博 物院院刊》 2014 年第 5 期) 指出 ，宣宗父子对宫廷文化的兴趣和对奢华享乐生活的 追求 ，宣德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 ，宫廷财政对于宫廷文化的大规模投入 ，上升和 平时期的明朝宫廷对典雅高端艺术的大力追捧，中外宫廷文化与民间工艺的交流 、融 合 ，北京建都后装修的需要 ， 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等 ，上述诸项都是宣德时期宫廷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 三) 新材料的出现拓展了研究领域。发掘新材料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于 兵部《 武职选簿》 的巧妙使用 ，尤其是从 《 武职选簿》 中找寻明代宫廷画家及其家 族的相关信息 。传统研究中 《 武职选簿》 为分析明代卫所制度及军人世家提供了一 手材料 。研究宫廷画家群体 ，多从画作 、地方志 、文集 、传记中找寻有关的信息 ，但如果了解历史背景 ，明代宫廷画家经常出入内廷服务皇家 ，皇帝特许其挂职锦衣卫等 武官职衔以便入宫 ，并在兵部造册入档 ， 因此 ，研究者可以在 《 武职选簿》 中爬梳 出一批挂职武官的宫廷画家之详细信息 。赵晶《〈 武职选簿〉 所载部分明代宫廷画家 史料辑考》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 年第 5 期) 通过挖掘 《 武职选簿》 的信息 ，对 画家存世作品的创作时间 、明代是否有画院制度 、宫廷画家来源等进行了考订 ，并订 正了以往明清画史中对于部分画师信息的错误记载 。赵晶 《 明代宫廷画家钩沉》(《美术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也是从 《 武职选簿》 中发现了谢环 、倪震 、徐政等诸位宫廷画家的详细信息 ，新增的宫廷画家为理解宫廷画作的画风及演变 、画院制度的 转变提供了佐证 ，扩展了研究的视野。
明代佛教壁画 、绘画 、雕塑 、织绣等也成为理解宫廷宗教与宫廷政治影响力的新 材料。以往研究多将其置于美术史或工艺史范畴 ，并未从宫廷政治影响力扩散的角度予以分析 ，探索期大致延续此法 ，近十年以艺术作品为基础 ，结合宫廷政治变动及宗 教活动 ，分析艺术品背后体现的政治理念与文化倾向 ，指出皇室对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推崇使得宗教在宫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并不是宗教本身发展所致 ，而是政治运作的产物。王瑞雷《 密集金刚于明代宫廷的传播— 以山西右玉宝宁寺十六 罗汉水陆画中藏文写经为中心》 (《美术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指出宫廷宗教信仰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下直接影响到了边疆地区。 郭丽平《 明宫廷画家商喜及其画风再探》(《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2 年第 6 期) 指出宫廷画家商喜及其助手所绘的《 真禅内印顿 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 全 106 幅彩绘插图 ，不仅有汉地绘画艺术风格 ，还融入了西藏艺术风格 ，而创作如此巨幅画作与皇室的宗教需求密不可分 ，并非画家本人的个人喜好。
( 四) 关注宫廷中的外籍人士和外赐物品在对外交流中的作用， 以此展现明朝的国际影响。对明代宫廷中的外籍人士 ，查其言 ，观其行，以中国人的标准重新审视他们在对内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体会中华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甚至同化。探索期已经开 始对宫廷中的外籍人士予以关注 ，这些特殊群体在政治 、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及影响力是了解国际局势的一个路径。 近十年研究关注了生活于明朝宫廷却能影响明朝以外地 区的朝鲜籍宦官 、贡女及其家属 ，以该群体在不同时期的境遇 ，呈现明代皇权在东北亚地区的辐射情况。 千勇《 朝鲜籍宦官与明鲜关系述论》 (《社会科学战线》 2016 年 第 11 期) 关注了朝鲜籍宦官作为明朝外派人员对明鲜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 叶群英 《 永乐 、宣德朝的朝鲜籍“ 皇亲” 与明鲜关系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4 年第 4 期) 从明朝与朝鲜两国亲疏关系的变化看宫廷中众多朝鲜籍女子的亲族 ，认为这是 宫廷政治的一种外延。 韩国学者林常薰 《 明代朝鲜贡女问题初探》 (《 河北学刊》 2012 年第 3 期) 指出朝鲜贡女虽在明宫身份不尊 ，但其亲族却在朝鲜国内享受尊位， 成为明朝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表征。
外事活动中 ，明朝对外国的赏赐不仅是财富和审美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表达由中国确立的一系列规矩 、制度在向外扩散。吴美凤《 大明盛世的绚烂折光》 (《 紫禁城》 2014 年 10 月号) 以永乐 、宣德时期对外赏赐的宫廷家具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这些朱红彩妆戗金家具在中日关系史而不是贸易史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多批次 、大量的来自明代宫廷的“ 唐物” 成为日本社会有权有势者炫耀身份与品位的标志。 李理 、邵桂花《 从中 、朝宫廷器物相似性看中华文化的东传》 (《 故宫学刊》 总第 4 辑 ，2008 年) 强调中国宫廷文化对于更广泛区域的辐射作用。
二 、总结和展望
( 一) 已有研究的局限。近十年明代宫廷史研究虽然取得的成果比较可观 ，但是 仍然存在较大局限或制约。
强行创新导致个别研究偏离正轨 ，武断结论削弱了学术成果的权威性 。创新要基 于一定的学术积淀和技术经验 ， 明代宫廷史研究需要深厚的历史学 、文献学 、考古 学 、文物学积淀 ， 因此学者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 ，并能寻求理论创新和 突破 ，其中 ，改换研究视角和发掘新材料成为创新中较为便捷的手段 。故宫博物院器 物部 、建筑部的专家通过文献 、实物与科技三结合 ，对故宫博物院藏部分文物和宫殿 进行了重新断代 ，美术史研究者也对织绣做出了新的论断 ，这是创新得出的成果 。但 是 ，强行创新存在理论错置和强行比附 ，这点集中体现在强行使用社会史理论处理宫 廷这个特殊场域上 。赵轶峰在《 故宫学的明清庙堂政治文化视域》 和 2018 年“ 《 中 国宫廷史研究概要》 研讨会” 的发言中指出了乱用理论的危害性 。宫廷日常生活起居及文娱活动与宫外民间生活有很大不同 ，“社会史” 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区别于“ 政治史” 的研究进路发展起来的 ，而宫廷里的“ 社会” 却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场域， 因而宫廷生活研究是政治 、社会视角结合的研究 。最后 ，“宫廷社会史” 这个概念需要特别加以界定 。当下 ，并未有以社会史理论为指导且名为“ 宫廷社会史” 的论著 问世 ，只有展现宫廷生活不同面向的“ 生活史” 论著 ，分析宫廷生活与政治的密切关联。
宫廷文化的庸俗化呈现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正规化发展 。宫廷史研究中正确价值观 的传递尤为重要 ， 以民主文化为旗帜的故宫博物院不应该宣扬传统文化中早已被批 判 、被唾弃的部分 ，这种所谓“ 原汁原味” 的宫廷文化 ，其影响是恶劣的 。李文儒 《 故宫学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 (《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3 年第 2 期) 指出宫廷文化 在当代社会的传播要从审美角度开展 ，而非是向皇权下跪 ， 向腐朽奢侈生活看齐 ，如 果将帝制 、皇权对于公众的暴力侵犯视作应当传承的传统文化 ，那么便是传播者和研究者的失败 。刘霆昭 《 宫廷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 党员文摘》 2019 年第 5 期) 批评了影视剧展现的所谓皇族生活方式 ，强调其负面作用 。这些负面表现在专业研究者看来 ，并不是真正的宫廷文化的具体呈现，只是现代人对于古代社会的臆想 ，而种种猎奇窥私与崇奢夸富对真正的宫廷史研究者及正规出版物产生了负面影响。
常规发表渠道有限 ，不利于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 。《故宫博物院院刊》《 故宫学刊》《 紫禁城》 是由故宫博物院主管的国内知名学术刊物 ，十年来刊载了不少明代宫 廷史的新成果 ，涉及政治 、经济 、文化 、技术 、理论等多个领域 。但是 ， 由于版面所限 ，上述三刊能发表的论文亦有限。
( 二) 对未来研究的思考。近十年的明代宫廷史与之前相比，已经在理论 、方法 、内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应继续强化研究体系 ，丰富研究内容 ，拓展研究视野， 凝练研究理论 。除上述之外 ，故宫博物院还要依托藏品 、人才 、地域 、科技等优势， 推进围绕明代宫廷史研究的四大建设。
首先是数据库建设 。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将明代宫廷史相关文献 、文物 、建筑等 进行拍照 、扫描 、录像 ，整理成数据库以供研究利用 。首选便是故宫博物院藏万件明 代文物 ，可制作高分辨率的图片和视频 ，并对某些特殊藏品进行虚拟成像 ，让科技直接服务于学术研究 。王宇新《 浅谈文物摄影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 中国文物报》 2010 年 9 月 10 日 ) 很早就指出对文物进行数字化处理的几大优点： 一方面包含更多的物理特性 、历史背景 、人文信息；另一方面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便于使用 。文物的三维重建也是未来文物保护与研究的新趋势 。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月 15 日 由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丹宸永固：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 展览即运用各种技术复刻了许多明代文物 ，使观赏更加直观 ，研究更加细致。
其次是刊物建设 。2016 年“ 中外宫廷史对比” 会议上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倡议为响应国际宫廷史研究的新形势 ，应创办 《 宫廷史研究丛刊》，收录最新成 果 。未来要进一步推进和落实新刊物创建和旧刊物“ 宫廷史” 研究专栏的开设 ，如 在《 故宫博物院院刊》《故宫学刊》《 紫禁城》 增加明宫史成果刊发比重 ，联系其他 知名期刊 ，定期开辟宫廷史研究专栏 ，吸收更多科研成果。
再次是公众号建设。在已有“明代宫廷史” 微信论坛 ( 始于 2018 年) 的基础上， 建立并运营专属微信公众号 ，及时发布会议动态和新书、新刊出版信息；在保护作者版 权的前提下 ，及时公布最新研究成果 ，包括文字和视频。新传媒平台既能克服以往纸质 载体的限制 ，又能提升成果发布量 ，还能以及时、高效、便捷等特点扩大受众群体。
最后是人才库建设 。自 2019 年起 ，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开展合作， 以授课和讲座两种方式在高校中介绍宫廷史最新研究成果 ，得到了良好的反馈 ，许多历史学 、考古学专业学生表达了对于明代宫廷史的浓厚兴趣 ，并愿意参与其中 。应继续扩大合作高校的覆盖面 ，利用视频交流 、线上会议等方式突破地域限制 ，惠及更多的高校学生 ，培养研究生力军。
总之 ，近十年的明代宫廷史研究既有优点 ，也有不足 。期待故宫博物院继续发挥 领头作用 ，引导方向 ，整合资源 ，海内外学者积极参与 ，在框架 、理论 、内容及表现 形式上不断创新 ， 同时建立有效的宣传平台 ，扩大成果发布途径 ，使明代宫廷史能够 走出去 ，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 ，共同推进下一个十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