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只是被定义出的失败者。未来真正的问题，是婚姻模式的转变无形中使得婚姻成为阶层固化的推力，而且这一趋势无法扭转。

文｜格格

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中国的「剩女」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学历越高，被「剩下」的概率越大。

1990 年中国 30 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 46 万，2000 年超过 154 万，2015 年攀升至 590 万。其中，30-34 岁女性未婚率从 0.6%攀升至 7.0%。[1]

· 图表来源：任泽平「中国生育报告」，公众号见水印

中国的结婚率自 2013 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却持续攀升。

2013 年到 2019 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一路下滑，粗结婚率从 9.9‰降至 6.6‰。相对的是，离婚登记对数从 2000 年的 120 万对攀升至 2019 年的 404 万对，粗离婚率攀升至 2.9‰。[1]

晚婚晚育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从 1990 年至 2017 年，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 4 年多，初育年龄推迟 3 年多，并有继续走高趋势。[2]

出现这样的人口转型，不少人认为，女性经济独立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点也有数据支持：30 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 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 5%。

· 图表来源：任泽平「中国生育报告」，公众号见水印

受教育时间延长推迟了女性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进而推迟了结婚年龄，这一点大概没有多少争议。

但是，这些被剩下的女性到底只是推迟了结婚，还是选择终身保持单身？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人口和社会的未来，关系重大。

谁决定了低结婚率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释的是，人们为什么要结婚？

从社会学、历史学到进化心理学，可以提供的解释五花八门。但在解释当下的人们是否选择结婚这一点上，最为主流的观点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家庭论》。

· 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1930年2月25日-2014年5月4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加里·贝克尔提出一种基于「生产互补性」的家庭经济理论。他认为，个体是否选择结婚，取决于单身和结婚这两种生活状态带来的收益权衡。

婚姻会带来收益，主要源于夫妻的分工合作和角色互补。当夫妻双方一方「主外」（主要承担社会经济责任），一方「主内」（主要承担家庭生活责任）时，双方获得的总效益最大。

· 不仅东亚女性要承担「主内」的责任。在 20 世纪后期以前，全职太太曾是欧美中产阶级的典型家庭模式

按照模型，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技能的女性，由于更可能从事利润丰厚的职业，进而降低了从婚姻中获得经济利益、社会身份的必要性。相反，低技能女性由于赋闲在家的机会成本较低，更可能进入婚姻的殿堂。

同时，经济独立和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对配偶怀有更多的家务帮助、情感陪伴和精神支持上的期待。但这一期待与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女主内」恰好是矛盾的，令她们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

不过，这一状况并非不可改变的。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晚婚，但未必会导致结婚率下降。

按照上述理论，除了女性高学历，导致低结婚率的另一要素是传统的家庭经济结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假设，只有在性别角色差异很大、性别分工传统的国家，妇女的经济地位才与结婚率和生育率呈反比关系。

对此，最好的证明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Marianne Bertrand 的一项研究。她比较了 23 个发达国家低技能女性和高技能女性之间的婚姻差距的变化。

她发现，虽然有技能的女性总体上结婚的比例低于无技能的女性，但在美国、加拿大、北欧五国（挪威、瑞典、芬兰、冰岛）和西欧的一些地区，这种差距正在缩小，甚至逆转 —— 受过教育的女性结婚率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

然而，在传统家庭价值观占据主导的东亚地区及部分南欧国家，这种差距仍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或甚至继续扩大。东亚地区的唯一例外是香港。

她还发现，妇女地位的变化与生育率，呈现非单调的 U 型关系：

在女性工资较低时，妇女倾向于当全职太太，生育率较高。在中间阶段，妇女在劳动市场上有更多的机会，但仍然承担大部分家庭工作，生育率大幅下降。最后，当女性的劳动机会进一步改善，男性开始分担家庭育儿负担，生育率又将高于中间阶段。

社会规范对此的另一项重大影响，是女性「向上匹配」的择偶模式。

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日益松动，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走向职场，但她们「向上匹配」，即要求男方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上优于女方的择偶模式并未变化，使得匹配风险增大了。

Bertrand 教授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从 1970 年到 2010 年，美国 25 至 39 岁的年轻成年人的结婚率从 81%下降到了 51%。

她发现，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妻子收入高于丈夫所引发的不满。[3] 这类情况的夫妇对婚姻的满意度较低，更有可能离婚。但如果妻子从事「补偿行为」—— 即做更多的家务，更靠拢传统家庭结构，离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在中国，这一现象可能更为显著。女性偏好教育水平相同和更高的配偶仍是主流状况。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向下匹配的比例仅为 27.59%。[4]

因此，女性在婚姻市场的匹配更缺少弹性。如果找不到中意的人，宁愿不结婚，是许多大龄剩女的真实写照。

高学历的逆袭

不过，在今天以及可见的未来，家庭的「生产互补性」也许不再重要了。

技术进步极大简化了洗衣、烹饪、清洁等家务劳动，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越来越多原先只能由家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今都能在市场上购买到了。

· 从吃外卖到坐月子，如今大城市居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依赖外包服务了

市场商品正在取代家庭产品，市场工作正在取代家庭工作。这些变化使得家庭让夫妻生产力互补的意义越来越淡。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婚姻的消费互补性却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

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结婚率的下降幅度（10%）要远远低于全职主妇比率的降幅（34%）。如果美国妇女要面临事业和家庭的艰难选择，结婚率降幅应该远不止这些。

· 1970 年，有 5 岁以下子女的妇女中，大约 70%是全职主妇，2007 年只有 36%，1970 年，94%的妇女在 40 岁以前结婚，2007 年仍有 84%。[5]

对此的一大解释是：夫妻在生活休闲和消费方面的互补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共享住房、医疗，从共同的兴趣爱好里得到快乐等。

于是，随着现代婚姻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它对于教育水平和经济条件更好的女性更有吸引力了。

如今，仅靠男性收入难以负担整个家庭开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可以推论，在经济实力（或经济潜力）上具有优势的女性将会更受欢迎。

而且从婚姻回报率的角度来看，男方还可以从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妻子那里获得多方面的好处，如子女的教育和健康。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数据分析显示，美国人结婚率与社会经济地位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虽然结婚率一直都在下降，但现在高学历的人比低学历的人更容易结婚。

25 年前，不管教育水平如何，人们的结婚率都在 60%以上。2015 年，在 25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中有 65%结婚了，相比之下，受过一定高等教育的人中有 55%，没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中仅有百分之五十。

与过去相比，尽管今天的人们结婚的时间更晚，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选择结婚的人越来越多，其结婚率和再婚率都要高于受教育年份较少的女性。2014 年，美国已婚妇女（37.5%）上大学和获得更高学位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婚妇女（24.1%）。[6]

由此可见，在较为发达和平等的社会，高学历女性不是不结婚，而仅仅是推迟了结婚。

一些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对婚姻市场影响的研究也显示，作为普婚国家，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多的是推迟结婚而非不婚，并指出高等教育提升了中国女性的人力资本，使其可以更加耐心地寻找合适的婚姻，但在 30 岁之前仍会较为普遍地结婚。

「剩女」不是社会问题，阶层固化才是

社会的发展使得婚姻实现了从传统的「生产分工」向「消费互补」的转变。但这背后也潜藏着隐忧：高质量的婚姻生活或许会成为「有钱有闲」一族的奢侈品。

在以消费为基础的婚姻模式中，人们更有可能与具有相似偏好的人结婚，这很可能表现为年龄、教育背景、职业以及消费、休闲偏好等维度上的匹配程度。与之相对的是，婚姻作为阶层流动通道的功能将日益衰减。

在生育方面，高昂的育儿成本也使得大城市中不同阶层的生育率有了明显的分层。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哪些人更倾向于生二胎？

与许多人抱有的穷人多生的过时印象相反，上海社科院周海旺研究员和上海卫生健康研究中心陈蓉副研究员的定量数据都显示，上海户籍人口中，已生育二胎的女性集中在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

因为生活成本高，只有高收入人士负担得起养育二胎的教育和住房成本，生二胎开始成为中产和中上层的身份认同符号。

今天，所谓「剩女」的概念只是传统思想观念的残余，认为那些过了「一定的年龄」还没有搜寻到配偶的人是婚姻市场中的的失败者。但事实上，她们很可能只是推迟结婚年龄，而且拥有着比同龄人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剩女」只是被定义出的失败者。未来真正的问题，是婚姻模式的转变无形中使婚姻成为阶层固化的推力，而且这一趋势无法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