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美的斯坦福大学性侵案受害者埃米莉·多伊，2019年以其真名香奈儿·米勒出版了回忆录《知晓我姓名》，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

22岁的一天，我在陌生的医院醒来。几个钟头前，半裸着身体、处于醉酒状态的我，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的大垃圾箱旁被发现。我被告知可能遭受了性侵。我的人生从此彻底改变了，成为了法律系统中化名为埃米莉·多伊的受害者。

2019年，《知晓我姓名：一部回忆录》(Know My Name)迅速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被《纽约时报书评》《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等评为年度好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这个悲怆私密又引发无数共鸣的故事，就由她向世界宣布自己的真实姓名开始：

我叫香奈儿·米勒，我妈妈是中国人，我的中文名是张小夏。我以夏天命名，因为：

我在六月出生。

“夏”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

“夏”听起来像“香”。

香奈儿。

名字即权力。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作为男性的财产存在，从夫姓、甚至名字也被省略，并无独立的身份。《千与千寻》中的小千，最终要找回被法术夺走的名字和过去，才能重获自由。无名则无声，记住你的名字，记住你是谁。

我是性侵受害者，然而这不是我的全部。我的名字不叫他的受害者，我不由他来定义，我不属于他。我是香奈儿。

《知晓我姓名》中英文版封面。中文版版权信息：《知晓我姓名》，[美]香奈儿·米勒著，陈毓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社会偏见
2015年1月17日晚，香奈儿、妹妹与在斯坦福大学念书的女友一起参加了一场校园派对。香奈儿从小在斯坦福附近长大，7个月前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当时正在硅谷一家初创企业上班。和其他人一样，她在聚会上聊天、喝酒、跳舞。几个钟头后，两名路过的瑞典留学生在室外布满松针的空地上，发现一名男子骑在香奈儿身上，她已不省人事，手机、内裤散落一旁。他们立即报警并制服了试图逃跑的男子——布罗克·特纳，香奈儿则被送往医院。

如果说突如其来的厄运令她身心极度受损，那么事后媒体的报道又一次伤害了她。布罗克·特纳是斯坦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聪明又帅气。他是全美游泳冠军和极有希望参加下届奥运会的选手，前程似锦。多少女孩会主动投怀送抱，很难相信他会干这种葬送前程的事情。多么可惜啊，人们感叹。她是被一笔带过的平凡女子，没有面孔，只有代号。为什么一个外校毕业生要去斯坦福的派对？是她主动勾搭一个大一新生的吧？有那么多女性在遭受真正的虐待，她好意思管这个叫性侵？男孩子天生就难以自控，谁让她自己喝那么多的？我绝不会让自己醉到不省人事的地步。她就不该将自己置于此种境地。在预审中香奈儿总共回答了322个问题，然而有的报道只选择刊登了其中一条——她“醉到连自己都意识不到喝醉了”。

性侵者布罗克·特纳，当时是斯坦福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全美游泳冠军。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醉酒的女人不会被认真对待。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醉酒的男人会被同情。我不知道我的断片失忆会成为他的可乘之机。我不知道性侵受害者的称呼意味着不被信任。”

尽管没有人会声称这世上有两厢情愿的谋杀，然而当性侵者宣称她同意且享受这个过程时，很多人却觉得合乎情理。尽管没有人会指责被打劫的人不反抗，人们却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奸受害者必须抵抗。我的醉酒不能成为你侵犯我的理由。如果说我应受到惩罚的话，那也是宿醉导致的头痛，而不该是先被性侵、后遭众人谴责。

“治愈需要隐私、耐心与呵护。治愈需要将种子撒在柔软黑暗的土壤里。记者们蜂拥而至，如铁锹铲土，挖出种子，去皮剥壳，扔回地表。而我只能跪在泥地里继续挖洞，将破碎了的壳深埋，用双手拍合。”

社会在反复问一个错误的问题：为什么性侵受害者没能够保护自己，而不是为什么施暴者没能够住手。为什么我们不去强调男性不应犯罪这个基本要求，而是再三谴责受害者喝酒、落单或穿着短裙？我对自己说：“这不是你的错。”

2018年8月，布罗克·特纳提起的无罪上诉被驳回。他需终生登记为性侵罪犯，并被美国泳协终生禁止参加奥运会。图为布罗克·特纳（图中）走出法庭。


司法不公
在这场漫长而昂贵的拉锯战中，普通的我没有任何法律经验、常识和资本。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有目击证人，医院提供了详实的身体检查报告；我以为这起案件可以很快结束，没想到最终花了近四年的时间。

司法程序缓慢而不可控，预审与开庭的时间不断改期，将她与家人的生活彻底打乱。2016年3月，事发15个月后，终于开庭。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她被暴露、被贴标签、被诽谤、被侮辱、被再次伤害。照片中她裸露的身体部位被分隔标记，投影在大屏幕上，被法官、被告家人、记者和陌生人凝视、争论与评判。她被对方重金聘请的辩护律师不断拷问：你当时穿什么衣服？为什么要去这个派对？喝了多少？上大学时喝酒吗？有过几次醉酒失去意识的经历？跟男朋友是认真的吗？有劈腿的历史吗？律师反复打断她的回答、诱导她“露出破绽”、暗示她的性道德可疑、质疑她的一切。

受害者究竟要有怎样的行为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如果生气，就意味着富有戒心。如果淡然，便显得麻木。如果太积极，会被怀疑。如果哭泣，被认为歇斯底里。如果太情绪化会不被信任，但是不表露情绪又会被视为你未受影响。”

所谓“完美的受害者”根本不存在。按照加州法律，只有性器官的进入才被认为是强奸。因此本案不能指控强奸罪，尽管他将手指塞进了她的身体，尽管他只是由于被人阻止才避免了下一步的行为。最初的五项重罪被减少为三项。在司法程序上，十二名陪审团成员必须一致通过才能判定有罪成立。在强奸案中，陪审团女性成员往往持更不同情的态度，因为很多人认为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一定是受害者本人有什么问题。同时，如果备选成员曾有过被性侵的经历，她会被自动排除在外。在挑选本案的陪审团成员时，有几名女性就因此离开。

庭审中，受害者的表述被断章取义。她的积极面对，被解读为已从伤害中很好恢复，她希望被害人能痛改前非，被当作同意从轻量刑。证词被选择性地倾听和使用。在39封来信中，法官只选了一封支持被告的女性来信当庭宣读：“我认为把他未来十多年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女孩的决定上是不公平的……这些不是强奸犯。这些是喝了太多酒的傻孩子。”

尽管陪审团一致裁决有罪，三项重罪加起来最高可判14年监禁，然而法官最终判处被告有期徒刑6个月，在表现良好的情况下，实际只需服刑3个月。法官给出的理由包括：被告当时醉酒、无犯罪前科，他很年轻，他真心悔过。被告的父亲说：“为这20分钟的行为付出如此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被告声称：她同意和他一起回宿舍，自己不小心摔倒在地，很享受整个过程。”

“我觉得自己是个笑话……进入法律系统之始，我以为它有礼有序，富有成效。现在我知道在法庭上有人的声音被放大，有人被消音。”

美国妇女权益保护组织的活动人士抗议本案法官帕斯基的不公判决。


疗愈之路
她过着双重生活。埃米莉：性侵幸存者，整夜噩梦失眠；香奈儿：活泼开朗的同事，令人感觉不到任何异样。她戴着假面生活。在社交网站上发食物的照片，伪装出岁月静好的模样；跟老板请假说去体检，然后驱车赶往法庭，颤抖着接受拷问。她被恐惧笼罩，周围所听所想所见都是侵犯她的那个人；她被指责的舆论压垮，将自己隔绝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环境里，不与外界接触，拒绝心理治疗。想象一具骨架，每天大步走入这个世界与人招呼，坚持撑到回家，再次散架，滚入角落。

终于，她撑不下去了。香奈儿辞职来到三千英里外美国最小的州——罗德岛，一个离伤心地越远越好的地方。她选修了热爱的版画课程，和素未谋面的人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在这个远离家人朋友的陌生环境里，既有施以援手的新同学室友，也有习惯于骚扰独行女性的陌生男人。

“焦虑在体内膨胀。我站在悬崖边缘，被告知要用手里的纸巾和枝条，编织一个能使我和妹妹安全着陆的东西。”

她将性侵看作是自我的失败，带泪入眠，每天只能睡上一两个钟头。一个彻夜未眠的黎明，她画出当晚救她的人的自行车，在两个英雄的守护下，不知不觉中睡去。她搬去费城与男友卢卡斯同住，开始每周见一次心理咨询师。她每天打扫房间、做饭、洗衣，填满时间不给恐惧留有空隙。她挑战自己，尝试在俱乐部做单口喜剧秀；演出如此成功，甚至有人开始问卢卡斯：“你是她的男朋友？”她又开始成为香奈儿，“不是布罗克·特纳的受害者，也不是卢卡斯的女朋友，就只是香奈儿。”

治愈之路缓慢又艰辛，曲折而反复。甚至在审判已经结束，那个性侵者再也不能伤害到她的时候，噩梦依旧。在旧金山的新家，她下午四点就用金属衣架抵住大门，睡觉时身旁放着大剪刀，甚至试图整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许有人会问，你到底在怕什么？”

大学时裸泳，最大的顾虑是海水太冷。而现在，这样的信任再无可能。恐惧取代了天真，侵犯剥夺了无忧无虑。22岁前的人生再也回不去了。创伤后遗症无所不在地影响着幸存者的日常生活。从噩梦频繁，到害怕身体触碰；从难以享受简单的快乐，到危险无处不在的敏感神经。羞耻与自责混合着绝望与愤怒，创伤如幽灵般徘徊纠缠，无法摆脱，令人窒息。

那个打开身体奔向大海的女孩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个新的女孩在这个世界上生长。她在重新建立与世界的关联、对他人的信任，她在找回自己的名字。

“妈妈最喜欢的笑话是蜘蛛和蜈蚣喝茶的故事。蜈蚣主动提出去买零食，几个钟头过去了还没回来。蜘蛛很饿，不知出了什么事，打开门发现蜈蚣还坐在门垫上穿鞋。我想象自己是那只蜈蚣，挣扎着系好我的一百只小鞋子。我比大多数人都走得慢，但我会一只一只地把鞋穿上，直到能够重新站起、再次行走。”


抗争与改变
小学时的戏剧表演，所有人都扮动物，我选择扮草。如果在路上你撞到我，我会道歉。街上散发的每张传单，我都会接过。只有在加了三层毛衣还冷时，我才会请别人打开暖气。

她是一个生性害羞的女孩。在那晚的派对上，所有人都在桌子上跳舞，穿着米色开襟衫的她在椅子上摇摆。她是习惯替人着想的女孩。哪怕身上带血、发里满是松针、生殖器里有泥土，她还对着前来医院调查的警探微笑，因为他看起来如此难过，“难过到我会微笑令他相信一切安好。”

“我成长于边缘，亚裔美国人在媒体中被分配的是次要的角色，顺从、轻声细语的配角。我习惯了不被人注意，也习惯了永远不被人完全了解。做主角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听到的认可越多，我就越觉得自己不该获得如此多的慷慨。”

人生至暗时刻，亦有光。那束光，是见义勇为的两名瑞典留学生，是一直守护的家人和事发时仅约会了几个月的男友，是第一次跟她分享自己被性侵经历的童年闺蜜，是写信鼓励她的陌生人；是他们将她从黑暗中托举起来。

我寄这张卡片是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

我无法想象你经历了什么。

要知道你身后有一支庞大的军队。

这场战斗，已经不为自己，她为她们而战。校园性侵已经成为美国大学里的流行重疾，受害者仅女性就多达百分之二十以上。吊诡的是，也许因为过于普遍，她们只是众人口中的“另一起”而已。然而，这每一个“另一起”的数字背后，都是彻底被改变了的人生。

熟人强奸比陌生人要普遍得多。大部分受害者根本不会报警，因为缺乏证据。即便向警方提出指控，也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受理；这并不是检方不相信受害人，只是他们知道强奸案的举证难度有多高。即便获得了起诉，最后能够克服重重司法障碍、成功定罪的更是少之又少。美国刑法中的强奸认定，包括对于性器官的进入和受害者反抗的必须要求；起诉方必须充分证明嫌疑人犯罪、达到了排除其他所有合理解释的程度之后(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才可以做出有罪判决；而被告并不需要证明自己无罪。如果受害者放弃刑事诉讼，转为举证要求稍低、但受害人姓名不受保护的民事诉讼，整个过程可能历时两三年。她需要支付医学检查治疗、心理咨询、律师等高昂的费用；她可能丢掉或者根本无法工作；她可能被舆论淹没，被称为动机不良、意在索赔，因刻板印象被家庭与社会排斥孤立。

本案主审法官亚伦·帕斯基，成为八十多年来加州首位被免职的法官，现在一家高中担任网球教练。

这起案件，有案发24小时内提出的指控与充分的人证物证，然而三年后上诉律师依然可以在法庭上继续质疑与攻击。受害者被滞留在痛苦而漫长的司法程序中，忘记她本来的名字。昂贵的经济、时间和身心代价难以负荷，显微镜下的她们饱受侮辱。司法体系处处设障，社会舆论求全责备，现行的系统并没能够给受害者提供一个安全、公正和康复的渠道，而是一次次令她们反复受到创伤。在这样一种系统内，你会报案吗？香奈儿问道。

我们并非为自己的幸福结局而战。我们为了公正而战。我们为了自己能成为最后一个经受如此痛苦的人而战。

这并不是针对某个个人的报复，而是对于整个司法系统的抗议。宣判前夜，香奈儿写下了长达七千多字的《受害者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判决日当庭宣读。在法官从轻量刑后的第二天，她授权将全文发表在BuzzFeed的网站上。下午4点刊登，20分钟内阅读量就达1.5万次，很快就超过了100万、1000万和1800万。这则强大感人的声明，随即被各大媒体转载，在推特上流行，甚至被美国众议院多名议员轮流朗读。一天，她收到来自白宫的来信，时任副总统的拜登写道：“你给予了她们抗争所需的力量，我相信你将拯救生命。”

审判结果在全美引发震怒。一场罢免主审法官亚伦·帕斯基的运动随之展开。志愿者征集到了9.5万个签名，加州民众的投票动议最终于2018年6月通过，令亚伦·帕斯基成为八十多年以来州内首位被免职的法官。加州还通过了两项新法案：一是针对性侵失去意识或醉酒者的强制最低监禁，二是允许受害人使用比性器官侵入更为宽泛的强奸定义，将性侵立法改革推进了一步。2018年8月，被告提起的无罪上诉被驳回。他需终生登记为性侵罪犯，并被美国泳协终生禁止参加奥运会。三年零八个月后，此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斯坦福大学提出在案发现场建设一个纪念花园，请香奈尔本人挑选几句她在法庭陈辞中的话刻在铭牌上，但香奈儿本人提了两次，大学都不同意，所以铭牌至今未能安装。图片中的铭牌，是斯坦福大学一些师生，在现场用AR（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的。


知晓我姓名
然而，即便在全世界都听说了“斯坦福性侵案”的时候，连朋友都还不知道香奈儿就是受害者。她在埃米莉和香奈儿之间长久挣扎：香奈儿藏身于埃米莉之后，将性侵外化为埃米莉的经历，假装与自己现在的生活无关。然而，这样的分裂无法持久，掩盖脆弱扼杀了香奈儿所有的快乐，真正的治愈需要勇敢的直面与整合。

2019年，香奈儿抛开自己的“保护伞”，实名出版自传《知晓我姓名：一部回忆录》，记述了一个女性夺回自己身份的艰难旅程。她随后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制作自传有声书，在世界各地演讲，成为参与社会运动的公众人物，同时继续自己的写作与艺术创作。

案件结束后，美国抗争性侵的风潮已呈燎原之势。2017年6月，80岁的美国电视戏剧之父科斯比被控下药与性侵，一年后被判监禁。2017年10月，65岁的好莱坞大腕韦恩斯坦倒下了，两年多后因性侵和强奸罪被判入狱23年。2018年1月，美国体操队运动员一个接一个当面对着拉萨尔宣读自己的个人陈述，控诉他几十年来利用队医的职务之便性侵的暴行；他的累加量刑已经超过一百年。这一过程中暴露出的性侵数量之大、涉及之广震惊世界。仅就提出公开指控的人数而言，科斯比案60名，韦恩斯坦案87名，拉萨尔169名；其中有奥运会冠军、电影明星和未成年人。在以判例法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中，创造新的判例不仅是创造历史，更是创造未来。

尽管有这些振奋人心的司法里程碑，社会偏见依然根深蒂固。2017年1月，特朗普在侮辱女性的低俗音频曝光后仍然成功当选，至今支持率居高不下。2018年9月，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否认高中时曾有酒后性侵的行为，他在任命听证会上反问一位女参议员：“我好奇你有没有喝得烂醉如泥过？”2019年，斯坦福大学终于同意将事发现场改建成纪念花园以提高反校园性侵意识；然而，曾经承诺安装的刻有香奈儿自己话语的铜牌，直到本书出版还未兑现。这场社会变革的马拉松，任重道远。

《知晓我姓名》是一名性侵幸存者疗愈与抗争的历程，更是给所有在社会偏见和司法不公中受伤的人们带来希望与力量的礼物：

“当你流泪的时候，当你被嘲讽、侮辱、质问、威胁的时候，当他们说你一钱不值的时候，当你的身体被简化为空洞的时候，请抬起你的头。这段旅程会比你想象的要长，创伤会一次次到访。不要变得和伤害你的人一样。保持你柔软的力量。永远不要为了伤害而战，要为进取而战。战斗吧！因为你知道你值得拥有安全、快乐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