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厢月上情动千秋:感受流传千载的“中式”爱情故事
日前，在广东省博物馆“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化展”展馆现场，一对情侣从西厢记文物陈列和巨幅西厢故事绘画背景前走过。 

清仿仇英、文徵明《西厢记》图册，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明陈洪绶绘《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明崇祯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康熙五彩开光《西厢记》人物图盖缸，故宫博物院藏。 

清叶逋《西厢记》图册，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瓶，上海博物馆藏。 

清铜胎画珐琅《西厢记》“锦字传情”图盘，广东省博物馆藏。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贾仲明《录鬼薄续编》 

近日，广东省博物馆推出新展“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化展”，这也是粤博文学经典系列策展的又一重磅原创大展，在广东省博物馆一、二展厅展出。此次展览立足广东省博物馆馆藏，联合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13家省内外文博单位，遴选文物精品320件，多维度、全方位展示传统文化经典《西厢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展期至2024年2月25日。 

展览依托西厢故事和西厢文物，借用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叙事结构与文学范式，以“楔子”引入后，通过“杂剧何谓”“西厢何解”“情为何物”“曲短情长”四折内容讲述西厢故事，将展览主题与展览叙事有机结合，构建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展示手法相契合的展览叙事风格。 

第一折介绍作为一代之学的元曲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学样式、演出形式和演出场所等背景知识；第二折通过“墙角联吟”“莺莺听琴”“妆台窥简”“长亭送别”四个典型情节的场景化展示，演绎西厢故事，展现唐至宋元以来的社会风貌以及随着社会发展婚恋观念从“门当户对”到“有情人成眷属”的价值转向；第三折展示《西厢记》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载的文化价值；第四折通过对《西厢记》古籍版本、版画以及舞台改编的梳理，展示《西厢记》对后世的精神影响力。 

自问世以来，《西厢记》迅速风靡朝廷庙堂直到市井农家，并在流传过程中突破戏曲表演和文字传播的范畴，西厢故事“图像”借助版画、雕刻、瓷器等演绎方式再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寓“情”于“物”，借“物”传“情”。同时，随着中国瓷器在近代欧洲的广泛流行，绘有《西厢记》纹饰的瓷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用独特的中国式爱情故事打动西方，成为中国故事海外交流的典范。 

展览通过解读《西厢记》故事中的美好情感，全方位展示《西厢记》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追求，深入挖掘其在物质、精神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影响，可谓推动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化的一场对话。 

西厢何解:从“无情”到“有情”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一代之文学。”《西厢记》是元曲的不朽典范，被誉为“天地妙文”“千古绝技”，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经典，还是传播中国文化的绝佳使者，影响跨越时空而意蕴绵长；崔莺莺与张生冲破礼教追求以“情”为基础的婚恋自由是典型的中国式爱情故事，“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则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永恒话题。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与戏曲相关的歌、舞、乐、技等艺术元素，并在时间的长河中激荡融合。宋金时期，杂剧出现，中国戏曲开始萌芽。元朝疆域辽阔，城市商业繁荣，市民阶层兴起，游艺剧场活跃，为元杂剧的盛行创造了条件。 

元朝科举基本中断，读书人无法科举入仕，便潜心文学，流连词场，以编撰杂剧为要务。他们将文学传统与诗词规律寄寓于杂剧之中，使士大夫阶层的高雅文学和民间流行的世俗文学走向融合，元杂剧“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 

元杂剧是以曲文为主体，融合说唱、表演、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综合表演艺术，多以四折一楔子演出一段故事，剧本以曲文(唱词)为主，间杂以宾白(对白)和科介(动作)，曲白相生，用笔简炼。内容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语言通俗活泼、自然酣畅，音乐上要求叶宫调、唱套曲。 

元杂剧有成熟的剧本，内容雅俗共赏，代表了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元杂剧形成了专业化的演出体系，是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戏剧形式，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里程碑。 

本次《西厢记》文化展策展人刘丹告诉南都记者，《西厢记》故事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会真记》)，讲述的是一个无行文人“始乱终弃”的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唐传奇《莺莺传》是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到了两宋时期，《莺莺传》成为民间说书、说唱的题材，广为流传。金代董解元以此为蓝本，将故事走向改为“才子合当配佳人”，推动了故事主题的发展。 

到了元代，经过王实甫的重新创作，《西厢记》故事才定型为书生张珙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王实甫通过峰回路转的戏剧结构、绮丽生动的语言艺术和出神入化的人物描写，表达了对婚恋自由的赞美。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一经问世即“天下夺魁”。王实甫《西厢记》在坚持元杂剧每本四折一楔子的情况下，将故事发展为五本，成为共有二十折(亦有第二本楔子做一折，计二十一折的版本)的连本戏，突破了元杂剧的原有体制，故事也更为丰赡曲折。 

从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景。几百年间，西厢故事经历了漫长的改写、演变，张生的形象也完成了一个从“薄情汉”到“痴情种”的过渡。爱情结局改悲为喜的颠覆，也反映出唐至元以来不同时代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以及不同社会环境下婚恋观的演变。 

记者在展览现场发现，在展览形式设计方面，此次策展团队别出心裁地以《西厢记》版画中曲折的围墙和门窗作为空间隔断和设计灵感，表现故事的迂回曲折，情感与礼教的冲突；西厢故事中细致描绘过的焚香吟对、操琴弦歌、书笺酬和、读书应举等社会风尚和生活风貌，宛如一幅世俗风习画卷，真实又滋生梦幻，平淡而蕴藏波澜。 

策展人刘丹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根据展览内容还加入了当代装置作品、多媒体、互动游戏等手段，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发掘“情”的当代表达。而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本次西厢记大展的纪念章因为设计别致，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特别是年轻情侣观众排队“盖章”打卡，既是参观展览的纪念，也是对美好爱情的寄托。 

瓷上西厢:图像演绎的中西汇流

《西厢记》问世后的广泛传播，使其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灵感来源，更突破了文字传播的范畴，以图像演绎的方式再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审美体验，寓“情”于“物”，借“物”传“情”，在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品上逐渐形成一系列以《西厢记》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图像母题和表达范式。 

策展人刘丹告诉记者，在西厢文物中，白马解围、佛殿奇逢、莺莺听琴、乘夜逾墙、堂前巧辩、长亭送别等情节最为常见。这种西厢图式具有特定意味，构图相对稳定，在不同艺术样式间跨界转化，文学想象与社会生活相互交融，百态生姿。 

品类丰富的西厢文物作为一种“物证”，见证着人们对于西厢故事的记忆，也蕴藏着人们对美好情感的赞颂，“这些物证是博物馆策展工作关注和活化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使得本次展览的策划成为可能。”刘丹说。 

其中，西厢图式在瓷器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甚至衍生出一个专门的瓷器品类“西厢瓷”。明清《西厢记》演出和插图的繁荣直接影响“西厢瓷”纹饰的面貌，清代景德镇制瓷技术突飞猛进，为瓷器纹饰的进步提供了技术支持。瓷器画工在创作时，根据器形和市场需求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瓷上西厢世界。 

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中国瓷器开始在欧洲广泛流行。许多中国古典历史文学形象在欧洲都是以瓷器纹饰的形式首次亮相。明末清初大量涌现的“西厢瓷”漂洋过海，用独特的中国式爱情故事打动西方，对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彼时的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成为西厢瓷外销的重要起点和历史见证。此次展览中，就有一组清乾隆青花广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晚宴餐具。广彩是广州织金彩瓷的简称，由广州工匠将景德镇的白瓷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加彩烘烧而成，主要用于外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这套餐具包括双耳椭圆汤盆、盆托，各种尺寸的盘碟和花口船形把杯，纹饰相近，边饰青花花卉纹一周，主题纹饰绘《西厢记》人物故事。据介绍，在18世纪的欧洲，这种绘有相同纹样的餐具一套总数可达80件，甚至超过600件。 

西厢题材的外销瓷器传播到欧洲，还掀起了仿制“西厢瓷”的风潮。欧洲人除了大量进口中国传统瓷器之外，还通过定制的方式从中国购买西方设计的瓷器。这些定制瓷器在器形、纹饰等方面拥有中西结合的特征。在展览中就有一幅荷兰代尔夫特仿制的西厢瓷照片。策展人刘丹指出，通过这件仿作可以看出，由于文化差异，或对故事了解不深，或对参照的图案理解有误，仿制西厢瓷的画面构图会显得杂乱，人物造型也会出现误读与变形。但这些仿作仍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 

天下至文:《西厢记》版本与海外传播

《西厢记》被视为“情词之宗”“丽曲之最盛者”“天下至文”，却也因为对“情”的描写歌颂和超越时代的反抗精神，被指“移人性情”，多次遭到官方禁毁，却屡禁不绝。西厢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版本层出不穷，演绎经久不衰，并形成一股文化热潮，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爱情观念塑造影响深远。 

据刘丹介绍，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厢记》刊本是元末明初《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及至明代，尊人性而崇世俗，商业发达，雕版印刷业兴盛，评点、笺注、图绘、翻刻《西厢记》蔚然成风。历史上，《西厢记》版本层出不穷，仅明代刊本就有近百种，加上清代以来刊本、钞本，以及各种外译本、改编本，《西厢记》版本达数百种，堪称中国古典戏曲之最。 

宋元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版画开始以书籍插图的形式出现，成为戏曲文本传播的一部分，并在明代达到鼎盛，出现了“无剧不图”的盛况。刻版插图的使用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刻书行业的迅速发展，建安(福建)、新安(徽州)、金陵(南京)、武林(杭州)、吴兴(湖州)、苏州诸派竞相辉映，盛极一时。而在《西厢记》的精美版画中，不乏盛懋、唐伯虎、陈洪绶、汪耕等著名画家的手笔，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典范作用。 

此次展出的《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插图由陈洪绶所绘，是陈洪绶的版画代表作。其中“窥柬”一图最为精彩:读柬的莺莺喜中带羞、仪态可人；偷看的红娘更是天真烂漫、稚趣十足；而作为背景的屏风则充分展示了陈洪绶在花鸟画方面的功力。整幅画面构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有机整体，是中国古代版画的经典之作。 

另一方面，评点本也是《西厢记》众多版本中的重要类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种方式，评点的形式有眉批、旁批、夹批及尾批等，主要作用是品评鉴赏文本，扩大文学作品的影响。《西厢记》的评点本以李贽、金圣叹的批评影响最大。 

金圣叹奉《西厢记》为“天地妙文”，将其和《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并列为“六才子书”。他对《西厢记》的评点“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创意独特，细致入微。其“第六才子书”版《西厢记》出现后“世只知圣叹《第六才子书》，其余古本多不知也”。金评《西厢记》代表了古代戏曲评点史上的最高成就。 

《西厢记》也在海外广为流传，外文译本从18世纪未开始出现，基本上以金圣叹评点本为底本。据介绍，日本冈岛咏舟日译本是《西厢记》的最早外译本。1811年，金正喜将《西厢记》翻译为朝鲜语，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朝鲜民间传阅。1872年，儒莲将《西厢记》译为法语，《西厢记》开始在欧洲出现。此后，《西厢记》被译为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俄文、阿拉伯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戏曲文化的推广与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曲短情长:经久不衰的“西厢”热潮

明清以来，伴随着《西厢记》众多刊刻版本的盛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翻改、增续之作。这些改编作品(包括南戏、京剧、越剧、粤剧、电影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变换艺术形式，拓展了《西厢记》的传播途径，“故自边会都，犹及荒海穷壤”，均有《西厢记》演出，“自王侯士农而商贾皂隶”，无人不知崔张故事。 

以粤剧为例，《西厢记》作为粤剧的经典剧目，粤剧名伶薛觉先、徐柳仙、红线女都曾有过精彩演绎。1956年，红线女与梅绮联袂出演的粤剧电影《西厢记》，甚至引领了香港粤剧舞台艺术片的新潮流。 

西厢故事的模型，对后世的文学作品影响深远。如《倩女离魂》《琵琶记》等都有《西厢记》的影子。其对“至情”的追求与歌颂，更是在《牡丹亭》《红楼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一脉相承的三座高峰。 

“《西厢记》提升了中国文学作品中‘才子佳人’模式的审美意识与价值追求，对‘重情反礼’的爱情观念塑造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策展人刘丹说。 

著名戏曲研究学者赵景深曾在《明刊本研究·序》中称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此次展览尾声也特别将《红楼梦》与《西厢记》并置对比，展示前者对后者曲词的引用与转译，呈现出两部作品的互文关系。 

这种跨文本的互动解读，给我们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刘丹认为，《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在曲词引用、人物形象、情节刻画以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对《西厢记》都有全方位的继承、接受和发展，并多次借助崔、张的爱情经历来映照宝、黛的情感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贾宝玉、林黛玉共读《西厢记》，暗通情愫；林黛玉在梨香院外偶然听到《牡丹亭·惊梦》的曲文，“心痛神痴，眼中落泪”。《红楼梦》借助《西厢记》的艺术感染力，同样表达出对“至情”的追求与歌颂，也说明了《西厢记》对后世在观念塑造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一部《西厢记》，短短万言，却因其故事、人物、曲词的广泛传播凝结成一种具有浓厚相思之情的爱情意象，跨越时空，流传千载。 

采写:南都记者朱蓉婷广东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