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冉平：激活传统文化，与年轻人同频共振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蔡思行

图/受访者供图

近些年来，孙悟空、白蛇、哪吒、姜子牙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形象纷纷被搬上大银幕，《白蛇传·情》《醒狮》《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等讲述中国传统故事、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影视作品屡获海内外观众好评。

这些影视作品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在技术的加持下创新表达方式，大幅拓展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生成了新的、具有全球普遍性的美学风格与文艺经验。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蕴藏着丰富的故事题材，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如何运用现代技术讲好传统中国故事？又该如何用现代理念重塑古典艺术形象，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独家采访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编剧冉平——

内容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

羊城晚报：应该如何运用现代技术讲好传统中国故事？

冉平：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些神话、志怪、民间传说等，给我们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前所未有的空间。我们常说的电影工业化在国外已经普遍应用，在国内其实才刚刚起步。我们要在应用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努力把辉煌的历史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不仅要拍好一部电影，还要以此全面掌握现代影视制作的工业流程。

羊城晚报：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多故事与艺术形象已经被多次演绎，很多甚至家喻户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创新演绎，赢得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喜爱？

冉平：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不言而喻，如果要将诸多的艺术形象都以影视的形式呈现给现代观众，首先要从内容入手。对大众熟知的艺术形象作一番新的思考和艺术创新，以国际视野，面向年轻人，力求做到既好看又味正。

在“封神三部曲”的创作中，我们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比如何谓英雄、谁的英雄？他的成长基于哪种力量，如何做到可信、可爱、可敬？比如，在《封神演义》和《武王伐纣平话》中，武王和殷寿是没有见过面的，但在电影中我们把姬发（武王）作为质子放在商都朝歌，以他的觉醒反抗为主要内容，着重塑造了一个英雄诞生的过程。

在这个热血青年的心中，纣王开始无疑是大英雄，是他的未来的榜样和楷模，但是他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真相，用自己的心判断善恶，作出一次次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谎言与良知之间，在亲情与权势之间，生与死，爱与恨，作出一系列的选择推动故事的发展。

这个英雄的成长是一个中国式内省、自我蜕变的觉醒过程。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保持自己的良知，追求名利又不失善良和诚实，这个问题对于当代青年，乃至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是一个重大的道德命题，着实不易回答。由此，我们的创作与年轻观众达到了同频共振，也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古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符合中国现代价值观的艺术形象。

羊城晚报：您改编的很多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颠覆性，从潘金莲到武则天，再到这次的妲己、纣王。这样改的初衷是什么？

冉平：其实改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尤其是改写女性形象的时候，不管是潘金莲还是武则天，只是想写出一个女性具体的人生和命运。当时也没有策划组，就自己买几本书埋头读和写，一边写一边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后来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我觉得对目标观众的判断，于编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跟封神剧组去路演了几次，有观众提出两个看法，让我很欣慰。一个说这是一部尊重观众的电影，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就提前对目标观众进行了选择与了解。第二，对于很多资深的《封神演义》原著读者，他们并不排斥这部改编很大的电影。其实电影《封神》里所有的动机与原著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做出选择的动机是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利益和道德。选择的动机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代价也不一样。

这其实是有一定的冒险性，毕竟当时大家都不确定，比如我们把纣王写成了一个有魅力的坏人。之后我们做过一个开放式的讨论，主要请90后、00后的观众来看，那时才发现，真正读过原著的没几个，他们知道的杨戬、哪吒是从各个动画片、影视剧里了解到的，但都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这让我触动很大，我面对的观众就是这样的观众，所以叙事策略就要调整。

包括找演员，这次导演非常有勇气，找了很多素人来演，主角团的演员都很小，20来岁，根本没有吃过苦。现在大家在银幕上看得很过瘾，但是当时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很多人都受不了，走了，留下的就是一直在坚持的。当时去路演的时候，我记得很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非常喜欢，甚至为之“疯狂”。我特别吃惊，因为我原来的目标受众没有考虑女性群体，这个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

面对国际市场，中国创作者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都会请国外的专业人员一起合作，包括剧本顾问和后期的剪辑等，像这种偏中国传统文化的题材，他们的加入能起到什么作用？

冉平：他们起到了很好的质检员的作用，让他们看一看叙事的质量是否过关。再一个就是通过他们的眼光，去评判我们电影的价值观和审美跟西方会不会格格不入。他们的视野相对来说更开阔，电影技术也更成熟，我们会根据他们的反馈来做一些调整，但不会对影片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中国影视作品尤其是传统文化题材，于他们而言毕竟还是比较陌生的，他们也没有写过这种大型的历史古典改编作品，没有经验，主要是从故事的观赏性上提出一些感受。

羊城晚报：除了《白蛇传》《封神演义》等经典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在您看来，还有哪些艺术形象值得我们去挖掘，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冉平：《西游记》在我看来是最符合或者最容易走出国门的中国故事。前些年听说，西方人最了解的两个中国符号形象，一个是孔夫子，一个就是孙悟空。这两个形象区别很大，孔夫子是从思想上被理解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孙悟空是一个猴子的游戏形象，而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创作出一个完整的孙悟空游戏形象。

所谓类型叙事一定要放低门槛，就是简单有趣。《西游记》这部小说在华人圈里是老少皆宜，因为门槛很低；而且它很像西方公路片，只是我们用的方式不同，是章回小说的方式，一章一章这样去写，它没有构成一个因果链以及完整的叙事。所以整个故事系统走出国门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面对国际市场，或者面对西方的观众和读者，对于中国创作者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你自说自话肯定不行，照本宣科也不行，完全套用西方的模板仍然不行，还是得有自己的路，去呈现中国人的情感方式、道德标准以及伦理观。

在西方，尤其像美国那种历史不是很长的国家，我们双方的文化差距实际上挺大的。不管是《功夫熊猫》，还是《醒狮》，这些只是一种已经成熟的文化符号，但它不是一个有因果、有表达、有态度的成熟中国故事，而只是一个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形象看起来是中国的形象，但扒开来看还是西方的叙事。如果要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形象更好地走向世界，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确实还要做很多工作。

掌握类型叙事是中国影视作品出海的关键

羊城晚报：具体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冉平：首先，就是创新。但我强调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就是用现代的电影工业和传播技术在大银幕上讲述中国传统故事。事实上仅有技术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学会内容上的自我更新。像《封神演义》，尽管属于比较经典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小说中也有很多比较刻板的观念，比如对女性的刻画、红颜祸水的设定等；还有纣王，也主要呈现其酒池肉林的生活。这样的作品在国内有很大的群众基础，但是要让国外的受众接受这些东西是很难的，他们对中国的神话系统不了解、有隔阂。

所以，创作者必然面临以现代的价值观重新阐释的问题。和平友好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愿望；温良敦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今中外伟大的经典作品最后指向几乎都是对爱的宣扬和呼唤，这也是我们进行创作的出发点。仁爱之心，由内及外，由己及人，从修炼自己开始，到爱家人、天下人。讲好中国故事也应该遵循这样的顺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殊途同归。

塑造这样一种形象，应该是既传统又现代，既可敬又可信，同时又是美的。只要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打动观众，一定能够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羊城晚报：面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冉平：讲好中国故事，题材的选择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应用。深入了解和熟悉掌握类型叙事，有时是决定了电影作为一个产品走向世界、走向市场、扩大传播力的关键要素。每一种类型都有它的规则，这是经过市场验证的，魔幻、科幻、奇幻，都有它的内在规则。类型规则运用熟练不仅可以满足市场的关注期待，激发观影热情和代入感，更重要的是能够扩大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让我们把想要表达的内容准确集中地传达到观众心中，取得最好效果，让传统的古典故事通过类型叙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