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博物院，有一件落款十分特殊的杯子，此款为“大明康熙年制”。

清“大明康熙年制”款青花贯套纹酒盅，口径8.8厘米，高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一看这个款识，很多藏友都是不由自主的想：假的！还假得有些离谱。

南京博物院，作为一个底蕴深厚的国立博物院，在这件器物的断代上是做了不少功课的。包括广邀各路瓷器专家和藏家“组团鉴宝”，从器物的纹饰、胎体器型、釉色等工艺入手，全面考究。


大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康熙年的！

看到这，很多藏友都不服气啊，凭什么认为它是康熙年的啊？

专家研究领域有局限，博物馆也不一定都是对的。混迹江湖的古玩商看了工艺和款识也会有迷惘。

但这种“大明康熙年制”的款，并不是孤例。



清 “大明康熙年制”款斗彩云龙纹盘 ，高5.3厘米，口径21.1厘米，底径13.4厘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拨。外底青花双线圈内署楷书“大明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款
2012年4月4日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也有成交过类似的：


清康熙《大明康熙年制》款五彩西厢记【长亭送别】图碗，尺寸8.3cm，成交价：5,780,000港币，2012年4月4日香港苏富比拍卖会，图录编号51
那就奇怪啦，到清代康熙年间了，还有工匠竟然敢把大明写到本朝的器物上呢？况且这个酒杯从工艺和纹饰貌似和官窑的工艺相差不多。

纵观馆藏和古玩市场上，落这种款识的到代器物，存世数量真不多见，考古文献中也没有具体分析原因。以至于学术界和古董圈，对它为什么会出现，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甚至直到现在，依旧有人认为，“大明康熙年制”瓷器是民国或者后代的仿品。


那，我们先来看看清康熙本朝瓷器的落款情况：

从留存实物和各家瓷器专家归纳的文献来看，康熙早期书写最多的是明朝款，而堂名、斋名和花押款却广为流行，还有纪年款、天干地支款、“大清年制”款、又或者是“大清+天干地支”款、“康熙+天干地支”款。


清康熙胭脂红彩杯  “永乐年制”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叶子款


康熙早期的干支款标本

总结来看，无非就这两种观点：一种属于“有意为之”，另一种认为它是“无意错写”。

持“有意为之”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出现“大明康熙年制”款是因为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一种“避讳”。

康熙皇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位皇帝，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力依旧有所延续（还有天地会搞反清复明），“三藩之乱”一直持续八年，台湾岛也在郑氏的手中，甚至连朝堂上的满汉大臣和贵族派系之间，都有你来我往的拉扯。正处于内忧外患，“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的多事之秋。


专家们推测，也许就是“三藩之乱”期间，在清朝还未实际统治的南方地区，当时的工匠就继续沿用着前朝国号——大明，故此，才有了“大明康熙年制”。

在康熙十六年，出于维护帝王权威的考虑，浮梁知县发布了“年款禁令”。

清乾隆《浮梁县志》记载 ：“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

《清史稿》记载：“禁镇户于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

这里意思是康熙十六年，景德镇工匠在烧造瓷器时，禁止窑工书写皇帝年号。目的也很简单——以免破残。

瓷器容易碎，写上康熙年款的瓷器如果碎了，显然是不吉利的，所以干脆禁止书写本朝年号。

落有大明年号的瓷器碎裂以后，也有明朝碎亡的小心思在里面。

实际上，这种“年款禁令”并不能完全杜绝一些民窑瓷器题写年款。



持“无意写错”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款识属于“错款”，就好像当今人民币也有错版一样。

当时的瓷器工匠大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甚至很多工匠大字都不识几个。因此，在瓷器上落款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就是照葫芦画瓢，工匠们在书写的时候，就很可能将“清”字，最后笔误成了“明”字，最后这件瓷器便“幸运”地流传至今。



除了以上这两种比较说得过去的理由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奇怪的说法，有一些甚至非常无厘头。

例如可能是一些忠于前朝的工匠，不满清王朝的统治，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瓷器上留下“大明康熙年制”的落款。

也可能这是一件大明时期的瓷器，制造这个小酒杯的工匠叫“康熙年”；或者这是一件康熙时期瓷器，制造这个小酒杯的工匠叫“大明”。（哈哈哈，看完这个理由，我简直笑喷）

最后，关于“大明康熙年制”款识的出现，学界和收藏界众说纷纭，谁都不能下一锤子定论。


参考资料：《明清历朝官窑款识大全》铁源《明清瓷器款式鉴定》程立洪《论“年款禁令”与清康熙民窑款识品牌意义》孟涣《康熙瓷器款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