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技术已走在文物鉴定前面

造成目前古玩市场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造假技术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而文物鉴定的技术却停滞不前，依然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

 

关海森以目前正在风口浪尖的古陶瓷鉴定为例：多年前，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出版了《明清瓷器鉴定》一书，此后其弟子叶佩兰先生也出版了《元代瓷器鉴定》，这是古陶瓷鉴定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考古和文献的基础上，将元明清瓷器的器型、纹饰、胎釉、款识等形貌特征分类、细致地客观描述，“毫无疑问，这对文物界的贡献巨大，尤其对馆藏文物的分类、断代起到了不能忽视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藏兴盛起来，有市场就必然有赝品，尤其是在资讯和传媒发达的今天，造假技术也就随之猖獗起来。“过去的造假者只能通过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描述来模拟文物，从感官和形态上肯定会有出入。而如今高清图片、动态视频甚至3D立体影像，让文物的展示更加淋漓尽致。在方便文物爱好者观赏、学习的同时，也给伪造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此前仅靠形貌外观判断而在来源清楚的馆藏文物身上行之有效的传统的分类、断代方法，在社会流散文物的辨伪上就存在局限性了。

 

“尤其是造假者也是根据专家著述介绍来进行仿造，并不断改进仿造工艺，力求做到‘一模一样’。这就造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造假者和收藏者学习的是同一本教材，成了‘同门师兄弟’。‘师兄’仿得逼真，‘师弟’学得认真，最后‘师兄’的‘杰作’成了‘师弟’收藏的首选。”





传统眼学鉴定应与现代科技结合


关海森认为，如今的民间文物鉴定不能仅停留在“望、闻、问、切”的感官鉴定阶段，“虽说民间古玩行中藏龙卧虎，但高手们多数是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能保证自己不受赝品的伤害就不错了。这种脆弱的防御能力，才使得那些赝品有了可乘之机。”

 

“现代仿古与作伪已经采用数码影像制图、精细化工配料、非金属电镀、可控电气化窑炉等先进的工具与技术，形成以地区为特色的各种仿古产品的基地。一大批有组织的团伙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古玩城、古玩市场附近，布下各种各样的圈套、陷阱。他们带着伪装高明的赝品四处兜售，采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骗术。地摊、古玩店、拍卖会无处不见他们的踪影，甚至有的专家都上了他们的当。”关海森打了个比方，如今造假者已经用上“飞机”、“大炮”了，而收藏者的鉴别手段却仍停留在“大刀”、“长矛”的阶段。





仍以古陶瓷为例，传统鉴定包括辨别真伪、确定窑口、断定年代、评定价值四个方面。“然而这些都建立在辨别真伪的前提下，科技鉴定解决的就是真伪的问题。”关海森介绍，古陶瓷具备了与生俱来的那个年代的风格与特征外，在后天的漫长岁月中经历着不断变化的环境。例如随着岁月的流逝，每件古陶瓷内部的分子结构、放射性元素的衰变以及在后天的环境中被风化、侵蚀、磨损是必然的，只不过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的衰老程度不同而已。用碳14测年法、热释光测年法、红外光谱成分分析法、X射线荧光分析法等科技手段来鉴定古陶瓷，正是根据文物的存在时间不可以摹拟这一特性来鉴定的，所以用科学的手段鉴定的结果是比较客观的。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古代艺术品的生产也不是标准化的，人文的历史朝代更替不是等量的，文物上的朝代风格用科技手段很难检测，需要与传统的历史知识相结合验证。”对文物鉴定，关海森持开放态度，认为科学鉴定与传统眼学鉴定并不冲突，应将二者相结合。





民间文物鉴定还需“国家队”帮忙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关海森指出，收藏家看文物的“第一眼”很重要，“假东西看多了，容易‘脏’了眼睛，今后很难扭转眼光。”这也是为什么关海森支持民间捐赠文物办馆、上展应慎重遴选、鉴定，“万一假东西登堂入室，摆在博物馆成了‘标准’，那么市场上其他类似的假货是不是也有了‘靠山’，变得有据可循？”

 

关海森告诉记者，他目前正在致力于开办一个真假文物标本对比与鉴定科技的展示场所，目的是为民间收藏者和博物馆科研人员提供鉴别参照，让他们分清“谁是李逵，谁是李鬼”。关海森说，并不是所有宝贝都在博物馆，民间不仅有流散的“沧海遗珠”，还有孜孜不倦探索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他本人就投身其中近30年，并建立起了国内首个真假文物对比及鉴定数据库和标准库。


“文物鉴定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前提，真伪尚不能确定，保护就是空谈。”关海森认为，文物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民间流散文物与馆藏文物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结晶，同样需要保护和关心，不应由于鉴定技术落后而鱼龙混杂、令人却步。他主张官方机构的鉴定、保护成果应与社会力量相结合，“许多国有大博物馆实验室里的文物标本、数据、方法、成果都是相当成熟的，如能与社会接轨，必能为民间文物鉴定帮上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