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鎏金佛像之一,此佛像共五千四十八尊，象征《大藏经》卷数。

2000年，北京截获的佛头，后来被金申认定为张郭造像丢失的佛头。

身首完聚后的张郭造像。



金申

佛教文物鉴定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多年致力于佛教美术史和佛教图像学研究，成绩显著。在佛教文物鉴定方面，尤有独特功力。著有《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佛教雕刻名品图录》、《佛像的鉴定与收藏》、《历代佛像真伪鉴定》、《西藏的寺庙与佛像》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见到佛像文物鉴定专家金申先生是在他的画室里，屋内摆放着几尊古朴的佛像，墙上挂着他刚刚完成的画作。因为研究佛像，又曾在内蒙下乡，现在他画作的题材大都是禅定僧人和牧马。从美术专业毕业后，金申做了几十年文物考古工作，练就了洞穿文物真假的“火眼金睛”。而后，因为在央视《寻宝》节目上对藏品点评，做了近十年，让他在佛教美术史和佛像鉴定方面的造诣为人熟知，但眼下，他更乐意拾起放下多年的画笔，在画室舞文弄墨。



在金申看来，几十年的考古和鉴定工作对他的绘画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那些年没有白白浪费，此前的文史研究使得我在画画上有了更多知识的支撑，意境自然不一样。”从美术介入鉴定，又从鉴定回归美术，金申走过一条与其他鉴定专家不同的路。



在对流散的单尊铜、石佛像的研究过程中，金申发现多尊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封为名品的铜、石佛像竟是经不起推敲的赝品，“南朝元嘉十四年金铜像现在藏于日本，已被国际学术界奉为不可动摇的南朝佛像的经典之作，但近年来我一连发现了好几件相同之物，而且造型上也有多处致命的破绽，推断很可能是清末民国时的伪品。”金申说，类似的例子学术界没有人指出，在很多学术作品中依然反复引用，造成了混乱。也正是为此，金申写了多篇文章进行澄清，在他的《中国佛像真伪识别》、《佛像的鉴藏与辨伪》等作品中也有更详尽的展示。



金申“因佛得缘”的故事很多，电视节目《寻宝》上，金申为观众讲解鉴定佛像，现实中，金申也为国家文物局和地方博物馆鉴定文物和讲学，其中帮助东营博物馆找回失窃佛首一事，也都被传为美谈。去年，台湾叶景成将32尊佛首捐赠给天津武清区，金申也在其中给出了很多专业意见，帮助佛像有更合适的归宿。“学术研究应该学以致用，最终目的应服务于社会。”金申说。



佛像收藏近代开始兴起



一直到清代，虽然各种文物收藏家都有，却很少听到有专门收藏佛像的。



南都：我国的佛像收藏是从近代以来兴起的？



金申：佛像是人们崇奉的法物，供奉祈福，以求平安，中国古代没有人出自爱好而收藏佛像，这和书画、青铜器等不同。中国最迟在唐代即开始收藏书画，北宋时开始收藏瓷器，至于明清以来，收藏书画、金石、文玩等更是为人称道的雅事。但佛像因为属于宗教法物，一般人多少心存敬畏，所以一直到清代，虽然各种文物收藏家都有，却很少听到有专门收藏佛像的。



南都：佛像在什么时候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加以著录呢？



金申：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赵明诚和李清照著的《金石录》，清乾嘉时期金石考据学兴盛，金石学家对钟、鼎、碑刻文字广为注意，许多石佛教造像因有文字题记，所以被金石学家们加以著录，如《金石萃编》《环宇访碑录》《中州金石记》等等，著录了不少石佛像。



南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佛像？



金申：应该说也就是近二十来年的事情，因为我工作之余喜欢逛市场，有些造像品相不一定完美，价格也不一定贵，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有一些特点，可以作为一种标本和断代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也陆续买一点，实际上是工作的补充，也没有考虑增值，就是研究的需要。



南都：当时是否允许私人收藏文物？



金申：我们从事文物工作的人不允许私人收藏文物，属于一种纪律，或者说是一种避嫌。我在内蒙古文物部门工作时，如果某人在民间征集到一件文物，大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公家的财产，第一要无条件上交，第二希望用此文物来写些文章，以后发表，也是个成绩，根本没人想占为己有，没有个人收藏的意识。近年来文物市场开放，我虽然是研究佛教文物的、艺术的，但工作单位不属于文物局，可以不受那条纪律的约束。



南都：收藏这些年，你最喜爱的藏品有哪些？



金申：我的主要藏品收录在《两家藏古代佛像》一书中，比如一尊“释迦牟尼佛立像”，年代是十六国后赵时期，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了。从形制各方面分析，应该是典型的所谓工门见山的十六国时代的铜佛立像，而且佛像后面带铭文，虽然高度才十四厘米，但是非常稀有，全世界也就三五个，颇具学术价值。上世纪90年代初的 时候，很少人注意到十六国佛像，我当时买的时候才几百块钱。

还有一尊洪武年鎏金佛像，当时我在琉璃厂海王邨古董店买的，虽然佛像只有5.7厘米，但是一丝不苟，有大像的气势。在佛像须弥座的束腰部分刻有发愿文，提到此佛像共五千四十八尊。我后来在《收藏家》杂志上写了一篇介绍此小佛的文章，没想到被日本东京名叫服部法照的僧人看到了，他认为这五千零四十八的名数是因为《大藏经》有五千零四十八卷，故而造此数目的佛像是以每尊佛像代表一卷大藏经，每铸一尊佛像即与诵读佛经同功，解释令人心服。后来我在拍卖会也见过这五千四十八尊佛像中其他的几座，价值都在三五万左右，最近嘉德公司拍卖了同属于这五千四十八尊佛像中的一尊，竟然拍到人民币四十多万，简直不敢相信。



开始佛像研究



30多年前在内蒙搞这门学问，基本上可以说是问学无门。



南都：你大学毕业后在内蒙做了五年考古工作，当时“文革”后的考古工作是怎样的？



金申：我当时在内蒙包头的文物管理所，后来改名叫文物管理处。包头那里的清代喇嘛庙很多，有很多喇嘛庙需要修复，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太少，刚好我有美术基础，又喜欢读文史书，在修复寺庙，征集文物过程中，我就负责得多些。下乡、调查、挖掘、维修什么事我都得做，接触得多你就想弄明白。但30多年前在内蒙搞这门学问，基本上可以说是问学无门，虽也向有些搞蒙古佛教史的学者不时请教，但佛教美术这块不是这些先生研究的专长。所以那时学来的知识主要是靠我调查寺院和采访老喇嘛而得来。在读文史书时，偶遇到有关寺庙的段落就摘录下来，集腋成裘。



南都：可以说当时你是自己摸索佛像研究？



金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李安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调查甘青藏藏传佛教寺庙的多篇文章。文中有关佛像的深入调查和研究的成果，让我第一次知道藏传佛教的佛像具有这么深奥的学问。《蒙古的喇嘛教》、《蒙古学问寺》(长尾雅人著)等日本学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调查蒙古地区的佛教和美术的著作也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复印，每天都翻阅。以后又陆续找到日本当代学者赖富本宏、真锅俊照等人的著作。起初是麻烦懂日文的老教师来帮我释读，后来自学了一段日语后，竟也敢靠字典将所需章节翻译出来。直到1983年前后李冀诚先生著《西藏佛教密宗艺术》香港版发行，该书是1949年以来第一本从佛教图像的角度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图文并茂，一下让我弄懂了许多问题。



南都：你是从美术系毕业的，但和佛像鉴定还是有很大区别？



金申：我虽然是本科美术系毕业的，但是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就喜欢读文史方面的书，画画的时候画累了就喜欢文史书，后来因为考古工作我也就一心扑在文史上，画画很少了。



退休之后我重拾画笔，绘画的主题基本是佛教题材和草原风景人物等。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起码在佛像的鉴定中，你还是脱离不开美术，我是用美术的眼光在看。没有美术基础，一些专家根本搞不了鉴赏，他其实看不懂，只能看到形似，但是那种神韵和味道，如果你没有美术基础的话你真看不懂。所以在佛像的鉴定上，从美术的角度第一眼看过去，已经八九不离十，然后才从具体的制作上把握，从线条、工艺上再找毛病，实际上很多鉴定的过程，第一眼就解决问题了。“味道”是时代风格的自然流露，时代气息模仿不了。



南都：1985年你到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当时的馆长周绍良先生应该和你现在的年纪相仿吧？



金申：周先生当时还是佛教协会的秘书长，老先生对我还是赏识的，周先生的女儿也是上山下乡，很不容易回到北京，他大概比较同情我们这一代人。我曾在悼念周先生的文章回忆了很多，周先生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终生受用。



南都：他当时对你有哪些指点？



金申：周先生当时虽年已六十多岁，却精力旺盛，中午随便在法源寺与佛学院的学员一起吃顿素斋，然后倚在沙发上抽烟看书。我就趁这个时候，随便找个学术上的话题与周先生聊天。周先生知识广博，有问必答，从僧史到佛经版本乃至古墨等等，无所不谈，让我受益非浅。我写的关于《房山云居寺千人邑会碑》的考证文章和几篇关于《嘉兴藏》刻藏缘起和版本时代的论文，都是直接在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我受周先生之命给《嘉兴藏》编目的过程中，随手作了许多张感兴趣问题的卡片。直到今天，每当要写什么东西，翻翻卡片，就像检索知识的库存，找到灵感。



佛像收藏展出问题很多



全世界的博物馆在佛像的展出上都有失误的地方，特别欧美的博物馆问题更多。



南都：上世纪90年代初，你出版的《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算是一部重要作品，当时的条件下有很多突破，这本书是你与佛像研究以至于后来的鉴定的起点？



金申：当时我在日本学习期间，搜集了很多佛像资料，这些在国内都是少有的。这些都是单尊佛像，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判断真伪。如果是石窟佛像研究，根本就没有鉴定真伪的问题，顶多是判断年代早晚，很多真正做石窟佛像研究的人都不介入真伪问题。单尊佛像流散各地，再加上作伪的捣乱，以至于很多人就冒失地拿社会上流传的佛像去写文章，很多人上当。比如有的佛像底座刻了西夏文，一些西夏史学者就被迷惑，将其编入西夏艺术史著作中，这不是不伦不类吗？西夏石窟里没有这个形式的佛像啊！



因为我侧重单尊佛像研究比较多，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地给人推到这个位置上，而且我走哪儿都能发现问题，全世界的博物馆在佛像的展出上都有失误的地方，特别欧美的博物馆问题更多，因为他们接受的都是私人捐赠，而清末、民国时期仿造的佛像都容易混进去，我也经常指出这些错误和问题，大家慢慢就承认我这方面的专长了。



南都：私人博物馆在佛像收藏鉴定上比公立博物馆问题更严重吧？



金申：私人的博物馆有的简直是件件皆伪，你都没法说破，我们写文章时都不引他们的资料。



南都：行内人批评也讲究策略吧？



金申：我也曾写过，有时看到清代旧仿仇英、唐伯虎画作之类的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赝品，可上面有徐邦达、史树青等老一辈鉴定家的题跋，但不要误会老专家承认它是真迹。细读跋文什么唐伯虎擅画人物、明代彪炳画史等等，云山雾罩，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一句话是说这幅画是真迹的。不仔细体会弦外之音，会以为老专家对藏品给予肯定，这当然会误导了。这些画多半是民国时达官贵人的藏品，得罪不起，只好逢场作戏罢了，谁也不相信老先生会如此眼拙。即使现在，也偶有这种情况。



南都：那在鉴定方面你也要面对一些争议？



金申：这种事情难免，我质疑的一般都是从学术上说不同观点，当涉及人 家买卖的时候，就尽量回避，尽可能不公开地指出来。现在人都怕惹麻烦，但我也“佩服”一些所谓专家，昨天我还发微信说，现在是大师臭街的时代，有专家在上千万的仿品上也敢替人拍板，买卖双方却相安无事，只能佩服了。



南都：除了非议，鉴定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吧？



金申：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我曾经因为佛首重聚“立过功”。2000年的时候，北京赵公口长途汽车站截获了一个北朝的石佛头，由我做的鉴定，有媒体做了报道。当时山东四门塔丢失的佛头还没找到，山东文物局看见报道后来寻找，一看说不是他们那个。后来就移交给了首都石刻博物馆。到2004年，我到山东广饶博物馆，一进门就看到一佛二菩萨，大的两米多高，那个佛头很别扭，我跟馆长说，这个佛头不对啊，肯定修过。馆长说这个佛头丢了，现在的是后来复原的。我马上想起2000年鉴定的那个佛头，跟这个大小个头差不多，虽然是复制的，但是还有点原来的意思。我回去就给他们发片子，他们来北京五塔寺，和原来照片一对，严丝合缝，就是那尊张郭造像，隋代的。后来他们把佛首迎回去，又把复制的摘下来放到桌子上，后面放了一块大展牌，把这件事来龙去脉都说了。后来我一考证，这个隋代的佛像非常重要，我专门写了考证论文，发表在《敦煌研究》杂志。这也是个机缘，太巧了。



鉴定就是“望气”



鉴别就是望气，实际一个好的鉴定家，靠着不断积累之后，他第一眼一看这物品的时代气息味道就可以判断了。



南都：你参与《寻宝》的节目时间比较早，近十年来，很多鉴宝电视节目出来，包括王刚曾主持的《天下收藏》上演“砸宝”引起争议等，你怎么看？



金申：王刚本身眼力不错，他不可能砸错了，那都是别人瞎说。首先那些藏品来源很清楚的，会专门买一仿品就为做这个节目，偶然有那么一两个人会拿自己真正的藏品出来，但绝大部分就是托，纯粹就是为了做节目。其次，说砸错的人也是所谓鉴定家，他们眼力确实不行的。话说回来，砸的形式确实不好，不应该砸。



南都：你现在参与央视《寻宝》节目的频率也下降了？



金申：是，我还是想专心地作画。录电视节目太耽误时间，在那上面也说不深，它基本是一种娱乐型的节目。前前后后我参与其中估计也有10年了，从一开始草创到现在。节目形式现在也比较死板，我们几个老评委都不愿意去。说句实在话，就是“宰鸡焉用牛刀”的事。



南都：从鉴宝节目中也可以看出鉴定宝物的方法，你曾说过鉴定就是“望气”？



金申：鉴别就是望气，实际一个好的鉴定家，靠着不断积累之后，他第一眼一看，这物品的时代气息味道就可以判断了，好藏品能招你，能吸引你，不好的藏品它排斥你，就因为你知识的积淀和潜意识，使得第一眼一看就觉得有吸引力。中医也就是“望气”，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没有这点灵气也就别干这一行。凡是上来就抓放大镜的专家，那绝对不是大家。我们出门鉴宝都是一眼就够了，有时抓放大镜，看看闻闻，那是给别人做样子。



南都：鉴别佛像的方法有一些什么规律？



金申：首先可以从造型上鉴定，仿品尽管费尽心机，但是总有似是而非的地方，特别是在衣饰上、光背形制上、莲座上、铭文字体和内容上都可能出现问题。第一种是似有所本综合创作，清末民国时，古玩商伪造佛像，专仿唐以上到北魏的佛像，唐以后的佛像仿造较少，但南北朝的佛像本来就不多，有的名品是举世公认的，完全仿造容易被识破，所以往往以印象凭空捏造，不伦不类，稍加推敲就漏洞百出。



第二种是移花接木，数件残佛部件组成一件，比如将唐代的佛像插在北齐的莲花座上，若台座上有北齐某年的发愿文，则此佛像就被认为是北齐时的佛像，但二者风格有很大区别。从款识上也是个很重要的鉴定方法，有的铜、石佛像本身是真品，但被加刻伪款。北齐的佛像加上了北魏的年款，而且是北魏初年的年款。北魏初年的佛像还没有完全摆脱外来的犍陀罗佛像样式的影响，字体也遒劲古拙，而北齐的佛像流行浅薄的衣纹，大衣如湿衣贴体，与北魏初期的深厚起伏的衣纹截然不同。这种在真品上刻伪款的例子很多。从字体上、发愿文内容上都能发现问题。再例如，有的唐代铜佛像本身无款，将光背后或四足面加刻北魏年款。小型北魏铜佛像与唐佛像实际上有很大区别，收藏者若不深入研究其造型，往往看大形，似乎都是四足带光背，再加北魏伪款，就很容易将它作为北魏佛像而上当。



另外，作伪还有第三类，就是按照真品仿造，第一种是以真品翻模制造，第二种是以真品为范本重新制造，第三种是按照传统的技艺来制造佛像。第三种有区别，比如西藏佛像，西藏地区至今仍按照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手法忠实制作，制作者不是为了有意模仿古佛作伪骗人，因为制作佛像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格式，对佛像各个部位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佛像与明清时代的铜佛在外形上几乎没有差别，但是新佛像被商人作为古佛出售。鉴别起来并不难，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新佛多数是电镀法出的假黄金色，颜色不自然，而古代用水银镀金，年代久远有磨蚀露铜的现象，只有高仿佛像还在用水银镀金。此外，到底时代不同，精微的细部怎么也不如古代耐看。



佛像收藏市场



现在价格比较平稳，不像前两三年那么疯狂了。



南都：你曾讲过年轻时也有看失误的时候？



金申：有过。比如一尊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邑子百人造石释迦像一铺，背后铭文“大魏天平三年岁次丙辰正月……合邑子百人等敬造释迦像一躯”，现在藏于 瑞士瑞特格宝博物馆，我曾去瑞士考察过，刀法确实流畅有力。有趣的是，河南省博物馆也收藏了天平二年(535年)石佛造像一铺，和瑞士收藏的无论在布局、构图等方面极为相似，甚至同样在左上角缺损一块，我把两个像都收入《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以为两个是相关联的一组石雕。后来我细察河南石佛像，可以明显看出，河南博物馆佛像尽管大形似乎有点古意，但是经不起推敲，手脚形象笨拙，刀工无力，无论是造型还是刀法都与北朝刚劲的石雕不可同日而语。



南都：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辨别佛像的真伪呢？



金申：严格意义上说，佛像并不存在真伪的区别，只有新旧的区分———佛像作为佛教的一种法物，是被用来供奉瞻仰的。所谓的真假辨别，主要是对其艺术水准、工艺制作、时代背景等综合因素的确定与甄别。这些内容在我的那本《历代佛像真伪鉴定》里有详尽的表述，主要是从造型、制作工艺、刻款内容以及还原历史环境来判断佛像的真伪。现在作伪者也在认真地学习，虚心地改正，所以我们更要关心市场，经常去拍卖会、潘家园旧货市场，不断看有什么新的品种和手法，反正隔一段时间就随便转转，总之会有些收获的嘛。



南都：现在佛像收藏市场是怎么样的呢？



金申：现在价格比较平稳，不像前两三年那么疯狂了，另外特别好的也少，要是有稀少的品种，价格还是挺贵的。现在整体水平都提高了，过去很容易捡漏，现在捡漏已经很难了。应该说现在的仿品基本上八九成都是可以乱真的，所以还是去比较可靠的拍卖会吧，价格虽然贵点，但是真品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要是自己瞎买或者是一般的小拍卖会，那都不好说。大陆排名前四五位拍卖场的都还是可信的，大型拍卖会都有佛像专场，中小拍卖行就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拍卖行就是一个中介机关嘛，人家可以负责也可以不负责，但是前几位的就是有在努力地保证(信誉)的，偶然有争议的，也是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