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史料记载，西晋太康四年（283年），秦始皇的后裔中曾有一支移居日本，向应神天皇献上了绢帛等物。
他们的身份自然不会真的像自己形容的那么高贵。毕竟这只是移民们自抬身价换取更高待遇的手段。
无独有偶，建兴元年（313年），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带方二郡被高句丽国攻陷，居住在那里的汉人有一部分泛海东渡涌入日本，掀起了一波更大规模的移民潮。
仁德天皇对汉人移民非常欢迎，把他们分置各地，让他们养蚕织绸，传授技艺。
而彼时日本的汉人移民形成的两个最大的姓氏——秦氏和东汉氏，其起源都与丝绸有关。
平安时代（794-1192年）编写的古代氏族名鉴《新撰姓氏录》中记载，仁德天皇曾下诏曰：“秦王所献丝绵绢帛，朕服用柔软，温暖如肌肤。”是故赐姓“波多”。
“波多”，即“秦”在日语中的发音，原意为织布人。书中又说，东汉氏的始祖为阿智王，而“阿智”的读音也是丝绸的意思。


7世纪 四天王狩狮纹锦局部（复制品）原件藏于日本法隆寺。摄影／荀耀阳

“秦王所献”的魅力

中国的丝织技艺就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这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服饰面貌。到了唐朝，日本对丝绸技艺更是倾力吸收。
对于日本派遣来唐的学者和僧侣，唐政府除了赏赐丝绸等物，每年还赠给每人绢绸25匹及四季衣服。
其中的一部分，在正仓院和法隆寺等机构保存至今。日语中至今沿用的绸、罗、绫等汉名，也是源于唐朝的丝织品名。
正仓院和法隆寺的这批藏品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纬锦出现于唐朝。
汉朝以来的主流丝织技术为经织，即经线用多种色，纬线只用一色，织出来的纹样比较简单。而所谓纬锦，是以纬线显花的技法来织锦，只要改变纬线的颜色，就能织出图形和色彩都更为繁复的纹样，因而一改汉锦的质朴古拙而为博大华丽。
这是丝织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判定纬锦始于唐朝的依据之一，就是日本学者发现671年遣唐使带回的锦都是经锦，而下一次702年带回的锦中则有了纬锦。
与此相应，正仓院和法隆寺收藏的唐朝丝织品，正是以纬锦为主。


甘肃省博物馆藏唐代番锦襟袖黄地团窠宝花纹锦半臂。摄影／Oxidation

细数正仓院和法隆寺的丝织文物，还会发现其来源并不单一，而是至少有三个主要途径：一是从中国传入日本，二是从中亚经中国辗转进入日本，三是日本织工仿制唐朝丝绸。
正仓院中藏有两片联珠狩猎纹锦，其狩猎人物的姿态，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狩猎纹锦完全一致。联珠纹，即以圆珠缀联成圈，其中填充禽兽、人物、花草等图案。
这是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最为流行的纹样，隋唐前后传入中国，成为风靡一时的新奇样式。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里，我们就经常可以看到“胡锦”“波斯锦”“番锦”等字样。正仓院的这两件联珠纹锦，很可能就是产自中亚地区。
正仓院和法隆寺收藏的蜀江太子御绢伞锦、蜀江小幡等文物，则是产自中国四川。蜀江锦（即蜀锦，主产于四川成都地区），代表了唐朝丝绸的最高水平，而蜀锦中的精品，当属丝织工艺名家窦师纶设计的益州新样锦。
窦师纶的设计，同样吸收了中亚的联珠、禽兽等元素，进而发展成花草团窠与瑞兽结合的形式，如此则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因窦师纶曾爵封陵阳公，这种新样又称为陵阳公样。在正仓院和法隆寺，即可看到陵阳公样兼容并包的大唐气韵。


图为唐代名画《捣练图》中的侍女（摄影／李如云），裙子上的团窠花纹也十分醒目。可以说，唐代丝绸的雍容华贵之风，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唐朝丝织技术有一个重大突破，即出现了纬锦，相比汉晋以来传统的经锦，纬锦以纬线显花的技法织就，只需改变纬线的颜色，就能织出更为繁复多彩的纹样。织锦的风貌，因而一改汉锦的质朴古拙而为博大华丽。

可以说，日本始终在努力吸收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大陆的先进丝织技艺，因而正仓院和法隆寺收藏的丝织藏品，也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世界性。
日本学者池田温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热衷于研究丝绸之路，是因为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沿途的地域文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多样性，它们“呈现出相互交流、浸透、同化的复杂面貌，与岛国上由较单纯居民构成的日本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从亚洲大陆源源不断传入日本的丝绸，在改变了日本人服饰的同时，或许也满足了他们对大陆文明的向往吧。


有学者认为，法隆寺收藏的四天王狩狮纹锦，是一幅唐朝制造的仿波斯锦，其构图中的联珠纹、飞马等形象都是典型的波斯风格。而画面上的有翼飞马，则可能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鹰头狮身的怪兽——格里芬狮。图为公元前340年 角斗中的格里芬狮和豹子壁画。意大利帕埃斯图姆考古遗址公园出土。摄影／Panda

“重塑东亚”的大唐丝绸

轻盈柔美、光鲜亮丽的丝绸文物，或许会让人联想起古代丝绸之路上商贾自由往来、一派宁静和谐的美好景象。但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
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丝绸，可以说是大唐王朝实施对外政策、维持大国地位的战略武器。
由于唐朝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丝织技艺，“中国制造”的丝绸实际上成了当时世界上的一种珍稀物资，因而受到各国的喜爱，甚至是窥视。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据《旧唐书》记载，面对唐朝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吐蕃人第一次领略到了大唐丝绸所带来的的震撼，不禁“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
此后，吐蕃和大唐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吐蕃还数次请求从大唐引进蚕种、丝织工匠。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唐代团窠联珠对马纹锦袍。

唐太和三年（829年），原本臣服于大唐的南诏，趁着唐朝国力渐衰、剑南地区武备废弛，出兵攻陷了邛（今邛崃）、戎（今宜宾）等州。
但南诏终究不敢和唐朝彻底撕破脸，因此在进军成都后，只驻扎在城西，对城中的居民和商户秋毫无犯。只在回兵南返时，掳走了一批渴望已久的丝织技术人才——“子女、工技数万”。
南诏自此“工文织”，丝织技艺突飞猛进，以至于可以和唐朝平分秋色。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对丝绸的渴求同样迫切。早在公元5世纪，雄略天皇就对本国丝织业的发展孜孜以求，极力招徕汉人工匠到日本传授技艺。
临逝前，他还留下遗诏说：生老病死是人生常分，不必挂怀，只是“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有生之年未能实现中国式的“衣冠之邦”，是为终身的遗憾。
凡此种种，使唐朝也意识到了，丝绸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战略物资。因此，唐朝在外交中施展起了“胡萝卜”政策：对于归附友好者，赠丝绸奖励之，以此建立唐朝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为了推行这项政策，大唐赏赐丝绸的手笔不可谓不豪爽霸气。据宋朝史书《册府元龟》记载，仅唐玄宗一朝，赏赐“来朝”使节们的丝织品就多达157次。
开元八年（720年），“契丹遣番中郎将张少免俱等三百五十四人来朝”，玄宗一出手就是“赐绯袍、银带物各二千段”。唐顺宗时期，在一次性赐予日本遣唐使的物品中，仅绢就达1350匹。


图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唐代锦衣女俑，以联珠纹为主要纹饰，显示出了当时织锦纹样的流行趋势。联珠纹，即以圆珠缀联成圈，内部填充对兽、花草等图案。这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典型纹样，隋唐前后传入中国并风靡一时。摄影／李如云

施行这项政策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唐朝的丝绸生产能力，必须要维持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为此，唐朝做了两手准备。
在内部，除了向全国各地征收丝绸，还在长安、洛阳两京设有绫锦坊、织染署，内有终身服役的官奴婢，以及轮番服役的长上匠、短番匠等，长年辛勤地为朝廷织造丝绸。
织染署内部又细分为二十五个工种，每一个工序都有专人负责，实行流水线作业。例如，染色部门就细分为六作：青、绛、黄、白、皂、紫，各有一个专业团队负责。这代表了当时世界丝织行业中最高的专业化生产水平。
在外部，唐朝立法对丝绸外贸进行严格限制。在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整理的《唐令拾遗》中，有一条关于边境市场管理的法令：“诸锦、绫、罗、榖、紬、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
向外国走私丝绸是犯罪行为，若被边检人员查获，将被处以没收货物的惩罚。因此，唐朝的丝织品出口，基本上走的都是官方渠道。而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等机构收藏的唐朝丝绸，有的就是遣唐使带回的赏赐之物。
日本在接受大唐赐物的同时，也从未停止发展本国的丝织业。例如，和铜四年（711年），元明天皇曾将织物部的技术专家派遣到各地，教导民众学习丝织。
著名的遣唐使吉备真备，归国后曾组织官方力量制造大批服饰，式样、颜色完全仿照大唐。
因此，奈良时期（710-794年），日本丝织业日渐繁荣，在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开始反过来向大唐朝贡丝织品。
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遣唐使献给唐玄宗的礼物中，包含了“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如果说日本是大唐的学生，那么这时学生向老师交上了自己的作品。


图为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刺绣山水诗文丝绸和服（供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用料、工艺都十分上乘。丝织技艺大约从三国时期开始传入日本，而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日本一边学习中国，一边发展出了独立的丝绸生产体系，到了近现代甚至有了反超中国之势，可谓青出于蓝。

唐乾宁元年（894年），大唐王朝日薄西山，日本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但大唐丝绸的魅力犹存，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唐锦依然是高贵奢华的代名词。这在日本文学巨著《源氏物语》中可见一斑。
《源氏物语》创作于十一世纪初，距唐朝所处的时代不远。书中有不少对来自唐朝的绫锦绸缎的描写，其中唐锦的形制，与正仓院所藏恰能相侔。
按照丰子恺先生的译本，单是一个“锦”字，就在《源氏物语》中出现了40次。
日本人对唐锦的使用，即使是在贵族阶层也并不普遍，往往是在隆重场合才会铺设或挂出。
比如，《源氏物语》第三十七回写到了一场佛像落成的开光典礼，佛堂中的用具都置办得很讲究，“佛前悬挂着的幢幡，形色非常优美，是特选中国织锦缝制的”。
第三十四回写到了天皇朱雀帝，为最宠爱的三公主举行隆重的成年礼，仪式现场“自帐幕、帷屏以至一切设备，一概不用本国绫锦，全部仿照中国皇后宫殿的装饰，富丽堂皇，灿烂夺目”。
到了明朝，事情发生了变化。明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到了“片板不许下海”的程度。中国丝绸，从此开始淡出日本市场。而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随着经济的繁荣，日本社会对丝绸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日本趁机大力发展丝织业，建立起了独立的生产体系。
17世纪的西班牙商人撰写的《日本王国记》中就描述道：
“生丝纯白细腻，质地极优，但他们能将此加工得非常完美，以出色的技巧织成素绢……各式服料和数以千计的绸缎运来，并全部年年被销售一空、消费殆尽。不论男女，且无论少女、未婚的姑娘，抑或年龄已逾五旬的老妇，人人皆穿着各种色彩的衣裳。”


1872年日本印刷画：东京丝绸厂内，身穿和服的女工在织机旁辛勤工作（供图／FOTOE）。

日本丝织业的进步，在中国的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也有所体现。《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首次出场的穿戴中就有“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
曹雪芹出身江宁织造府，对高档丝绸了如指掌，而他笔下的富家公子竟以倭缎为外褂，可见日本丝绸在当时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认可和欢迎。
后来贾府被抄家时，被查抄的物品中仍有“倭股十二度，绸缎一百三十卷”。另在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有一段记录，明朝在与北方草原民族互市时，日本生产的倭缎受到了特别欢迎，以至于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开始仿制倭缎。
这说明，在明清时期，日本的丝织品强势进入中国市场，甚至渐渐有了反超中国之势。昔日的师生关系，正在发生逆转。
至于20世纪初，日本终于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产丝国，并在之后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的丝织产业、掠夺蚕种和蚕丝，这些就是后话了。
正仓院的丝绸文物，历经了千年岁月后依然鲜艳柔美，而其背后掩藏着的，却是一段段厚重的历史。丝绸之路上真正的主角，也许不是精美的丝绸和货物，而是国与国的千年浮沉。


绀夹缬絁几褥，奈良时代·8世纪 正仓院（南仓150-14）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