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器、在祀与戎”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考古学家已经达成的共识，即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异出现了大型礼仪式的建筑、或者出现了城市、市场或者使用了文字，这些都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依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学者才开始考量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城墙建筑和良渚文化的城墙建筑均为文明出现的标志。依照这样的标准，蚂蚁学家也把比如切叶蚁所发展出来的种植蘑菇作为文明的标志；认为这就是蚂蚁的农业；依靠蚜虫分泌蜜汁而生存的蚂蚁通过驱赶刺激蚜虫而称这些行为为蚂蚁的畜牧业。蚂蚁中也有驱使俘获另外种类的蚂蚁为自己劳动和生产而称之为蚂蚁的奴隶社会；也把相对蚂蚁个体来说巨大的蚁冢作为文明的标志。参考下边这本书《切叶蚁 --- 本能造就的文明》。
  
蚂蚁的文明，通常被蚂蚁学家认为是5-6千万年前就开始演化出来的本能。而人类总的历史不过5百万年；文明不过才5千年。蚂蚁的文明建设已经埋入基因，是靠天生、靠基因，靠本能；那人类的文明建设靠的是什么呢？
答案显然是“国之重器、在祀与戎”；也就是人类靠着发明虚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和强行逼迫的国家暴力。人类靠的是意识形态来教化个体，把个体的人组织和整合起来（比如宗教的教化功能）、靠军队的镇压来铲除个体的人或小集团的反抗。然后是依赖个体人的技能分化来打造文明成果，建构社会。一个社会的人们有了统一的信仰，就能够为达同一个目的而协作与合作起来。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因为相信他们的法老是太阳神的儿子，正如东亚的人相信皇帝是天的儿子一样而辛勤打造金字塔。
人类要建构自己的文明，不能像蚂蚁一样演化出身体的器官作为工具和分工。人类的分工显然是依赖大脑的思想和技能分化。要把众多的人口组织协调起来，靠的是编造出来的故事和内容自洽的一套成系统的信仰体系。靠着这套内容自洽的故事和信仰体系，社会的组织者教化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有着统一的行为来组建大型的礼仪建筑或者建造登月的统一行为。教化个体的信仰和暴力逼迫个体对信仰的尊崇；这就是我们建构文明的秘诀。大脑的技能分化出现的各个个体需要团结、合作、协作，来组织成为社会，就必须依赖意识形态的教化。所谓文明，也不过就是生物学家所要研究和表达的社会属性的演化和分级。从独居到亚社会型，从集群到准社会型，到半社会化、真社会化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标尺单位 ------ 文明。
昆虫学家研究昆虫5千万年来的演变，单以蜜蜂来说，在世界上存在的4万多种蜜蜂中，从独居到具备社会属性的蜜蜂之间，具有前社会属性的蜜蜂种类实际是大多数，呈现连续的、不间断的、广谱的分布。前社会性昆虫也就是向具备社会属性的昆虫的过渡类型。昆虫的社会属性类型分布从独居型到真社会型，是按照下边的标准：
•	独居型（solitary）: 不具备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o	同种的个体协力照顾、抚育幼体
o	繁殖上有分工：有繁殖能力的个体不劳动；劳动的个体不繁殖
o	至少两个世代生活在一起，子代协助亲代至少一个短时期
•	前社会型（pre-social）或叫类社会型（para-social）: 向真社会属性过渡的阶段和类型
•	真社会型（eu-social）：具备上述的全部行为，且世代重叠生活在一个复巢内
其中前社会型又可细分为：（下列的所有类型在4万多种蜜蜂中都有分布，被称为广谱性分布并且占有蜜蜂种类的绝大多数。）
•	亚社会型（sub-social）：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成虫照看自己的若虫或幼虫
•	群居型（communal）：同代的成员共用一个复巢但不合作照看幼体
•	准社会型（quasi-social）：同代成员共用一个复巢并照看幼体
•	半社会型（semi-social）：同代的成员共用一个复巢并照看幼体，且存在生殖分工
昆虫的社会属性的研究，在威尔逊（E.O. Wilson）所著的《昆虫社会》中获得一致的赞同和美誉。它体现了昆虫本能研究中的各种由独居到具备少许社会属性的半社会型，以至于具备了完全社会属性的真社会型和组成超有机体的文明的连续过程。亚社会型和群居型是还没有具备社会属性的类型；准社会型和半社会型是具备了少许社会属性的类型。
对哺乳类动物社会属性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早年的埃斯皮纳斯（Espinas, 1878）、迪纳哲（Deeneger, 1918）和魏勒（W.M. Wheeler, 1930）；都对哺乳动物行为的社会属性提出过一些划分标准；但由于这些标准的繁复和冗叠，实践起来一直问题多多，因而哺乳动物的社会属性的划分标准还没有得到生物学家们的一致认同。哺乳动物因为哺乳的关系都会由亲代照顾至少一个短暂的时期；待子代趋向成年的时候，亲代会把子女赶出自己的领地以防止乱伦事件发生（乱伦禁忌也是动物们的一种普遍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哺乳动物成年以后的生活方式来审视其社会属性的演变程度。
	中国与美国养牛的方法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是：在中国，一个家庭可以只养一只牛，让它下田耕地，或者套上车辕作为交通工具；然后把它牢牢地绑在牛圈里。而美国的牛都是散养在牛栏围起来的巨大的草场。我在美国跟一个养牛的人士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你千万不能只买一只牛放进你的围栏散养。牛都需要有伴侣，不然它会忍受不了孤独逃跑寻找同伴过集体生活。
	贾瑞德•戴蒙德提出过一个问题，问我们人类为什么没有驯养斑马为我们做工或者作为我们的肉食来源。他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动物行为学家们都知道我们不能驯养斑马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不能算是社会型动物，体型又过大容易伤人。
	在野生状态下的斑马看似过着群集生活，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我们在定义社会一词时的任何我们称之的协作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过着群集的生活，但在它们的群里边，除了争夺交配权的斗争，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其它的群内互动和交流。当狮子猎捕其中一头斑马的时候，没有哪一头斑马会挺身而出保护另外一头（母子除外）。它们防止被猎食的手段就是靠着身上的条纹，形成猎食动物只能分辨黑白颜色的那有缺憾的视力下看到的模糊的背景。对狮子来说，为防止猎食而集中靠在一起的一群斑马就是一群模模糊糊的背景。这就让斑马的自然选择和演化成为仅仅只是集群动物而不是独居动物，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型动物。
	牛这个物种显然就很不一样。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让那些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同类的公牛有了更多的交配权力。这样牛演化成为社会型动物就当自然而然。
	我们说猫是嫌贫爱富的动物，狗是对人类忠诚的动物。这些行为的产生其实就是它们在亿万年的演化当中所形成的独居本能或者社会型本能的结果。成年后的猫科动物的绝大多数，除了狮子等极少数的几个物种，大都是独居型的动物。你可以牵着一只狗去散步，但你不可能牵着一只兔子、一只猫去散步。因为猫和兔子都不是社会型动物，所以它们不懂得如何跟其它同类或非同类进行协作和配合。正如戴蒙德所说：能够驯养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能驯养的动物各有它们不能驯养的原因。这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属性。
	文明，作为社会属性量度的又一个层级的新标准，在人类、在蚂蚁都是指所能协作起来的群体动物的物口水平。我们把蚂蚁、蜜蜂这类文明动物称作超有机体。那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能够组织起来上亿的人口协作或对抗其它上亿的人口或者做出不凡的所谓文明的成果、比如登月、比如火星探测，比如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等我们人类中心主义者骄傲的成就，我们人类目前的这种社会是不是也可以称为超有机体呢？
	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研究我们人类的社会演化时所提出的几个分期的称谓，所谓王国时代、或者叫王政时代（Age of King）和帝国时代（Age of Empire）。
	人类出现的最早的第一个帝国就是与希腊发生希波战争的起家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后来的秦始皇创造的秦帝国以及罗马帝国都是人类的社会属性本能水准演化到新高度的又一个标志。
	很明显的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灭亡、罗马帝国的分裂，秦帝国之后东亚土地上翻烧饼似的王朝兴亡以及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灭亡都说明之前的帝国形式的社会协作属性的演化方向都是进入了死胡同的演化方向。也就是以“我”和“我们”为生物学本能的这种共同体利益为主的、以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为主的、以费希特（Johann Gttlieb Fichte）开创的自我哲学的民族概念而又并没有经过推理的逻辑论证而建立的帝国的国家形式“超有机体”都走入了死胡同。历史上商鞅三见秦孝公，谈帝道（老庄的无为之道），不行；谈王道（儒家以德治国之道），不行，最后唯有谈霸道（霸权之道），才合了秦孝公的心思；也是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大势。而霸道，也就是后来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下的策略。希特勒的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超有机体”的灭亡似乎给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超有机体”所崇尚的国家形式带来了一丝生机；但冷战的结果也可以表明这种左的达尔文主义“超有机体”、不管是基于民族意识还是基于相对较小的“我”和“我族”的共同体 --- 民族国家意识，都是大自然走入了死胡同的生物社会学实践。这也是西罗马帝国的社会从帝国退回到王国的原因。今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兴的是王道？还是帝道？抑或是霸道？值得深思。
而工业化的诞生、科技带来的人类社会形态的革命，很显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英国为什么产生了工业革命，而这个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李约瑟的伪命题），为什么没有在古老的两河流域发生，为什么没有在印度发生，为什么没有在埃及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其它地方发生。都可以从蜜蜂为什么能形成文明而马蜂不能形成文明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把眼光放在了周秦之变，而不是殷周革命（请大家留意“革命”和“之变”这种叫法的差别）。周秦之变实际上只是从过去的王政时代或王国时代演化进入了帝国时代。而什么是帝国时代？什么又是王国时代？为什么不去遵从过去说的封建时代？这些问题是本书所要探讨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也是理解和解释今天的世界冲突和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工业化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的问题；当然附带地也需要解决和回答印度的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只研究周秦之变显然不是方法。生物学对社会的研究、对行为的研究给我们奠定了基础和思路以及方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回到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的殷周之变，结合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显然可以有独到的理解和眼光。这是本书所要阐释的逻辑和思路。
	研究殷周之变首先想到的是王国维在早年所做的贡献。他在《殷周制度论》里说过的许多话，我们都应该仔细品味和加以研究。他说：“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观堂集林》卷十，第二册P451 ~ 453） 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可以有周秦之变那样在制度层面的考量，也可以有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的考量。哲学方面的考量，就是有关基本概念和基本词汇方面的涵义的重新理解和定义。比如我们这里讨论的文明的涵义，我们讨论的人类演化路径上的半人半猿的动物所发生的文化现象。而意识形态的涵义就是我们在判断事务的价值和标准，好与坏的标准，对与错的标准。殷周之变的所谓旧制度废，新制度兴，是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这就牵扯到学界里所谓的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所谓的“微殊”说，认为殷周之变是大部分继承，小部分变化，总体来讲，大同小异；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的“迥异”说，认为殷周之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支持“微殊”说的学者有徐中舒、严一萍、张光直等。支持“迥异”说的有王国维、郭沫若、邹衡、许倬云、王晖等；而本书是在迥异说的基础上提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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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认为公元前9世纪至3世纪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地区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对人类的是非善恶、何去何从提出了一些深度的思考。他们如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索罗雅士德、犹太的以赛亚、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认为这是人类的第一次思想认识上有了重要突破。
	雅斯贝斯显然没有认识到人类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如此地发生这么一次。在每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系统里边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重大突破。比如中国的新石器后期到青铜器，意识形态的掌控被收归国有。这就发生过一次认知和思想上的轴心突破。收归国有，必须给出一个理由让大家普遍接受，一方面是暴力逼迫，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教化与熏陶；犹如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背后有一套内容自洽的意识形态一样。他所总结认识到、看到的这个场景是青铜器演变到了铁器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突破。雅斯贝斯称呼的普罗米修斯时代是人类开始具备使用火的能力。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从直立人（homo erectus）到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以及古代智人的几百万年的演化历程。由于那时候的人类演化发现及知识的限制，雅斯贝斯不可能知道他所界定的普罗米修斯时代就是人类文化从奥杜威文化、阿舍利文化、莫斯特文化到大爆炸时代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概括。这里的每一个文化创新就从猿到人的演化来讲，都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我们叙述这四个文化时代的演变，貌似它们是线性发育似的。其实各个地区的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异，甚至莫斯特文化在东亚地区就一直没有寻到踪迹。而现在已知的奥杜威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在中国地区的表现也是与非洲和欧洲地区的奥杜威文化与阿舍利文化有所不同。在东亚地区所表现的各种文化分叉早已经走入死胡同而灭绝，被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代替。
雅斯贝斯认为埃及文明没有发生过轴心突破；但我们从埃及神话中可以看到，埃及文明却经历过典型的图腾崇拜和半人半兽神崇拜的意识形态演变过程。无论是图腾崇拜的意识形态还是半人半兽神的意识形态，在每一个意识形态里边都会有一个相较于之前的认知与思想的轴心突破。只不过年代离开我们如此久远，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和解释原始思维的来龙去脉和逻辑链条。比如甲骨文灼烧就能得到祖先给与的“神谕”和在《伊利亚特》、或希腊神话里不断出现的一些自然或人文现象就是“神谕”。这在今天来看滑稽可笑，但那是当时人们的宗教与信仰体系，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武王伐纣的第一次集结中，武王为鼓励士气“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且“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可以说已经众志成城。但武王看到渡河到河中间时：“白鱼跃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覆于下。。。”这些都成为我们后世所尊崇或至今也还在尊崇的“兆头”。随即，“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伊利亚特》中讲述在讨伐特洛伊的战争出发前，为鼓舞士气，全军集结在一起给宙斯献祭，这时一花蛇从祭坛下钻出爬到树上，吃掉了八只小鸟和一只绕巢护雏儿的母鸟。占卜官这时就告诉大家这预示着战争要持续九年，到第十个年头才会破掉特洛伊城。青铜时代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一些史料，让我们尽管不相信但容易理解这些意识形态。在东亚地区，从万物有灵到图腾崇拜，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基本上是来源于从民俗学和神话学上的研究。
一些好的“兆头、预兆”（omen）可以预测未来的结果，在今天被视作迷信；即使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和如今的共产党官员中仍不乏有这种迷信的人。如同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的万物有灵论的意识形态，仍然在今天存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