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家庭的故事→【我的同年堂兄弟】：五十年代初发生在我村的一个家庭故事，这一家庭是我们“太太公”同祠堂的，后來分出另一祠堂，这个家庭三代同堂八口人，解放前三十多岁家庭主力离开母亲妻儿一早到了香港谋生，听说在香港时头脑受到刺激神经有问题，这种神经有问题的人找工作非常难，此人早期住在香港荔枝角九華徑村木屋，由于生活困难自离开家后从來沒有回过乡，六十多岁老母亲带着三十出头儿媳和五个子女在老家农村过日子，一家生活非常困难。

刚解放我村中驻有一友林彪部队，军队进驻时没有自己军营，全村比较大的房子都住上了军人和随军家属。我村有好多小楼房，特别是地主小楼房，这些小楼房很多都是灰沙夯实形成的，地主小楼房宽阔多间多，质量比转好的都分配给家属。平房有住一两个的、三五个都有，楼房住得更多。上面提到的这户人家，由于他家房子大又宽敞，除了在家的七口人再加进了一位驻军连长。老公不在家老婆又正处在中年，“廿痒皮、卅痒骨、四十痒到对门出”。出入一个门早晚相见，儿媳和连长产生出感情，在干柴烈火之下儿媳和连长搞上了，而且还怀上孕。

五十年代军人是很讲纪律的，但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知是否有不许同床共枕这一条，无论有还是没有，在当年军人和老伯姓乱搞男女关系那是何等大罪，同时人家还是个有夫之妇，这种事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出事后听说连长受到军队内部严厉处分，那时我年龄六、七岁只知其事，但对于军队是怎样对连长严厉处分，外人是无法知晓的。那个年代农村女人贞节看得什么都重，妇人不守贞节是很难过村民这一关的，光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闲话就够你受。那像现在你们爱怎说随便说去，据我所知“抗战夫妻”，搭伙过日子在留学生之中多的是。最后在村民闲言闲语下，儿媳觉得无面见人选择上吊自杀，儿媳死后留下五个儿女由六十多岁老母亲带着。

五七年最大的廿多岁儿子偷渡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后和父亲住在荔枝角九華徑村木屋里。家庭主力死的死、走的走、田地活村民帮着干，没几年老母亲也离世，跟着第二个儿子也偷渡到了香港，听说第二个儿子到了香港后也是和父兄住在木屋里，我到香港后我父亲还带我去找过他们。家庭发生巨变后，家中只剩下两男一女，三人之中大的是儿子，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和我同年)，中间是个妹妹十一、二岁，最小的是弟弟当时六、七岁，三兄妹继续留在农村老家生活，由于全家完全没有劳动力，接受五保户供养待遇，五保户：吃、穿、住、医、葬、全由政府负责。

公社初期我村一共分为三个排(军队编制)，三个孩子拼入我们是第二排，后来第二排再分三个生产小队，无论是排还是队，那时正值困难时期，由于三个小孩没有劳动力，在生产队只是挂了个名干不了活，所以三个孩子全靠生产队照顾，三个孩子干不了队里工作，只能放任由他们自己单干，三个小孩在农村生活非常困难，大的带着小的经常到河滩海壩摸鱼捉蟹过日。困难时期渔民待遇比较好，漁民还能经常出入香港，当年漁民生活比岸上人好多了。经人介绍把把三兄妹之中的妹妹送给渔民做变相“童养媳”，解放后当然不会容许“童养媳”这种做法，所以我才说是变相“童养媳”，和渔民结上亲后剩下一大一小两兄弟生活略有改善。我在家时，每逢初一、十五渔船回港，妹妹渔民家都有拿些东西帮助，余下两兄弟靠捉鱼钓蟹为生，70代初最小弟弟也偷渡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在工厂工作时被机器弄断手指，听说现在在美国生活。

改革开放初期，唯一留在村里老家五个儿女中的老三，这时也已四十多岁了，在家无所事事，九二年我回国听我弟弟说，唯一留在村里老家的老三，在一次坐车途中老三和旁坐一位老者闲聊，闲聊间老者说过去和一个朋友一同共过事，问他认不认识此人，原来这位老者说的那个朋正是老三的父亲，老者听说以前共事是他父亲，同时问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后，老者临下车写了张纸条，叫他到某某处找某某人，看能不能批个工程做做。我相信这位老者可能是做官的，听说朋友儿子目前无所事事，出于同情他家过去的遭遇也想帮助一下他。

那几年正逢大亚湾大开发到处开山填海，老三找到某某人后批了一个大工程给他，相信这位老者可能是某某人的上级，不然怎会一下批了一个大工程给一个互不认识的农村人。老三终于在改革开放初期遇见了“贵人”，几年下來赚了几百万，我九二年第一次回乡还到他家坐，看他的装扮像个大有钱佬生活过得很风光，家中有吉普车还有新房。但我在九七年第二次回去时见他变了另外一个人，风光几年后打回原型，听说不会经营只会出没有进，这是我知道的一家同乡经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