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原标题：黄万华：她的写作使汉语走出了中国本土而获得了拓展、深化（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新浪微博@严歌苓读书会
严歌苓的小说一直在寻找一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中国文字的神韵、生命的文字语言。她不仅将生命的全部感觉通向语言,努力拓展自己的母语资源，而且一直致力于用母语寻找到更具全球意识的叙事角度，表达出能为世界、他族理解的语言情感。在语言上，严歌苓本身呈现出"地母"般的胸怀。她的写作在小说人物、故事走出了"北京"、"上海"的同时，也使汉语走出中国本土而获得了拓展、深化。
语言感觉，艺术感觉，生命感觉，对严歌苓而言是水乳交融的存在，是她小说叙事的恒久魅力。
——黄万华

小说集《严歌苓自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责编：马兵
本书现已绝版，目录：语言的舞者严歌苓，爱犬颗韧，女房东，白蛇，扮演者，拉斯维加斯的谜语，魔旦，青柠檬色的鸟，天浴，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冤家，灰舞鞋，花儿与少年”（每一部都附有严歌苓创作谈）
语言的舞者
——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黄万华/文
注：本文本部分载于《严歌苓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完整版载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研究”）

读严歌苓的小说是断断续续进行的，但每次读她的小说，眼前都会呈现从前读过的她，那是一种有力而多变的舞姿，语言、叙事便是她得心应手的动作。 
严歌苓的小说一直有着对语言情感的顽强寻找。去海外写作后，她更是从许多精彩的中文作品在翻译中流失精华，乃至变得平庸中有了一种自觉：如何找到或创作这样的中国文学语言，它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大量的中国文字之美丽、之含蓄、之神韵、之生命。严歌苓不仅努力拓展着自己的母语资源，而且一直致力于用母语寻找到更具全球意识的叙事角度，表达出能为世界、他族理解的语言情感，她的写作在小说人物、故事走出了“北京”“上海”的同时，也使汉语走出了中国本土而获得了拓展、深化。
严歌苓是一直将语言看作自己生存的最重要内容，是生命意识、生命情感、生命形式本身的呈现。她在很长时间里拒绝电脑写作，而坚持“刀耕火种”的手写，就因为她只有在这样一种语言流淌中才能充分感受到汉语质感的血肉，从而让语言跟她的情感世界完全融为一体，而那一个个键盘敲出来的汉字会用一种现代方式截断语言跟生命的联系。严歌苓处于一个非母语的写作环境中，她需要用这样“原始”的方法来保持她的母语感觉。语言是一种生命感觉，这是严歌苓写作的核心。

《少女小渔》小说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收录《青柠檬色的鸟》、《女房东》、《拉斯维加斯的谜语》等经典小说
《青柠檬色的鸟》以一种特殊的“双语书写”形态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孤身的华裔老人洼跟墨西哥裔小男孩子佩德罗的情谊及其”破裂”是两种语言存在的相处、相通和隔绝。洼跟女工香豆上下为邻相处了几十年，香豆花了半生的闲余时间教会了洼讲、读英语，香豆死后，留下了那只青柠檬色的八哥杰米，而八哥杰米那一口“香豆的英语”又引来了8岁男孩佩德罗。洼几近失明，他让佩德罗给他念“成人读物”，而小学二年级的佩德罗也只能像 “八哥学话”似的朗读。当佩德罗遇到不认识也读不出音的字时，佩罗德幼嫩的食指便会把它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写在洼黏湿的手掌心里，这些字母会在洼的手掌上产生奇特的知觉慢慢“爬向他生命的最核心处”，沿途形成着通向香豆的隐秘涵义。而时间长了，那些陌生的字眼也渐渐在佩德罗的脑际深处拼连起来，形成着佩德罗不懂得却本能知晓的意义，他渐渐有一点“被这中国老头给戏耍了”的感觉。这最终导致了佩德罗和洼之间悲剧的发生。
洼和八哥杰米都生活在“香豆的英语”中，洼从“香豆的英语”中有了一生的等待和全部的想象，杰米从“香豆的英语”中只是学得了口音语调，而佩德罗只懂得也只喜欢杰米学的“香豆的英语”，他无法感受到洼这个中国老人在“香豆的英语”中寄托的一切。于是，当那只青柠檬色的八哥挣脱了铁笼时，洼的“香豆的英语”的梦也彻底破灭了。这是严歌苓的一则寓言，生命的全部感觉通向了语言。
“因为语塞而内心感觉变得非常丰富的男性移民，会怎样在心灵和肉体都寂寞的处境中以想象力去填充那诱人的虚空！”[1]这是严歌苓对自己曾获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一等奖的小说《女房东》的回顾。”因为英语的表达还不顺畅”，反而使得异域生涯的内心感觉异常丰富起来：因为还没有“在美国结结实实驻扎下来”，反而有了那种“美得触目惊心”的想象。[2]边缘的语言和人生状态使严歌苓获得了艺术的敏感、善感，她在《女房东》中借中西房客、房东间那条半透明的丝质衬裙写出了那样丰盈的生命感觉。薄、柔软、凉滑，似有若无，魔一般的飘逝、消融。一条丝质衬裙的诸多质感无处不暗示出一个身患绝症的西方女子和一个漂泊无依的东方男子各自寻找着的生命安全感、相依感。
读《女房东》的也许都会有一种觉察，那就是在小说叙事中，那条浅粉色的衬裙一直是轻薄飘逸的。”淡绿地面上，浅粉像浮在一汪水上”，”它凉滑、缠绵的质感像捧了一捧水，它会从他指缝流走” 。然而，当男主人公最终收拾行李离开沃克太太家时，”就在这一瞬，里面露出一缕浅红。竟是那件失踪的衬裙。”“浅粉”的感觉是消融易逝的，“浅红”的感觉则要凝固、稳实的多，难道严歌苓不是在暗示、寻找和失落的意味吗? 《女房东》呈现出严歌苓的另一种舞姿，感觉甚至是一种比话语更丰富更触目惊心的“语言”。现在我们似乎明白了，严歌苓的艺术感觉和语言感觉是融汇一起的，甚至对于她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所以，严歌苓对于语言的驱遣才那样得心应手。

小说集《天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收录《扮演者》、《老囚》、《爱犬颗韧》、《倒淌河》、《少尉之死》等经典小说
严歌苓创作的潜力还在于她关注并熟悉民间语言的各种形态，例如民间的喜剧性语言，这对我们这个少有喜剧典型的文学传统来说，实在是一种太重要的资源。也许是从“西方” 再返回“东方”的缘故，严歌苓对我们民族民间的喜剧性语言资源更加敏感。跟西方民族日常生活平民化和上帝崇拜神圣化不同，汉民族的多神膜拜有着平民化倾向，而日常的、现实的生活却等级分明，因而发生着一次又一次造神运动，中国民众也一再承受偶像崇拜的精神奴役。喜剧在很多时候是对精神苦难的一种化解，是用“看透人”的笑声去粉碎偶像崇拜的枷锁。而在日常谈吐中将圣人、贤人还原于常人、凡 人的本相，以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的互补、渗透消解掉神圣的光环，是民间喜剧性语言的重要形态。严歌苓对此体悟甚深。
《扮演者》这篇小说，按严歌苓的说法，是呈现了她“性格的另一面爱开玩笑”，其实正是严歌苓性格跟民间喜剧性语言形态的契合。小说讲述一个“喜剧性人物扮演领袖”的故事。在文革那个“隐喻无限”的年代，“领袖崇拜”成为最大的精神苦难，化解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它戏谑化。小说中，钱克是个内里“半人半仙”的“二流子” 人物，却因“相貌中的伟大潜在”被沈编导相中，担当现代舞剧《娄山关》中的领袖独舞。“沈编导想以隔离来营造大人物特有的距离感与神秘感”，于是钱克独居斗室，终日跟“西风烈，长空雁叫，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娄山关》词相伴，天天在共产党党史、毛 泽 东诗词的”读书、写字、练书法”中度日。终于，钱克变了，他的眼”微开微合、似笑非笑，一切尽收眼底，一切又不在眼中”， “他走来，旧军大衣挥洒出他的神威。他像一只猛虎一样步态持重，有一点慵懒。””所有人对他惊人的相似大抽一口冷气”， “连他自己都看不透如此的酷似竟只是一场扮演”。于是，周围凡俗众生都对钱克视若神明，那个14岁女孩小蓉更是情愿为他作祭坛的牺牲，而他也”不能再回去做钱克”。小说以文革年代日常生活中的这种“造神”运动完成了对“神”的颠覆，种种在时间的距离中显得“荒诞”的话语成了绝妙的喜剧性因素。

小说集《天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收录《白蛇》、《魔旦》、《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白麻雀》、《学校中的故事》等经典小说
对于小说家来说，叙事方式是一种最重要的语言形态了。严歌苓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在不断转移的，同类题材，不同叙事方式的运用，往往更见出其叙事方式变化的魔力。《魔旦》和《白蛇》都是写同性恋题材的，也都运用着“复调”的叙事方式，然而，异域的“复调”和本土的“复调” 还是使这两篇小说同途殊归。《魔旦》讲述“我”寻找30年代唐人街的显赫人物，”金山第一旦“的阿玫，“无意”中进入了同性恋者奥古斯特的世界，但小说实际上是要表明，各种“历史”，尤其是移民历史，如何将“莫名其妙”的存在，在“戏剧化的重复转述中渐渐变成了不可推翻的历史”。所以，小说始终存在着多种不确定的叙事，“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的“陈列”，街心广场老人们的热心介绍，温约翰头头是道的说法 ……所有这些叙事，或互相矛盾，或自露破绽。而 “我”的叙事，则在这些叙事中横冲直撞，以一个新移民的想象完成了对60年前新移民的叙事。在“我”的叙事中，非常有意味的是，“我”、阿玫、奥古斯特都在寻找30年前(90年前) “不明不白消失”的阿陆。“我”、阿玫、奥古斯特作为不同年代(年龄) 的“后来者”，各自在想象中同阿玫发生着相互渗入、相互感应，完成着阿陆的“未来时态”叙事，而“我”同时又作为阿玫“未来时态”的幽灵在作品中完成着阿玫的叙事。这样一种多重交感的叙述方式，揭示了移民历史后面一代代不能解脱的移民情结操纵、驾驭着种族的、文化的指向。
异域的“复调”呈现指向而无法揭示谜底，《白蛇》的本土“复调”却着力于谜底的揭示。小说刻意用“官方版本”“民间版本”“不为人知的版本”几种反差悬殊的叙述文本，来确认那个特定年代，不可思议的神奇故事后面的谜底，那种封存在人们狂乱的心灵史中的谜底。在那个政治僵化的文革年代，不为人知的情感世界却在扭曲中显出惊世骇俗的丰富，既质疑、消解着人的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例如，小说 近乎惊心动魄地写到34岁的女舞蹈家孙丽坤在女扮男装的徐群珊面前饥渴地裸露全身时的醒悟，同时消解了“遮掩”和“赤裸”的意义、价值)，又扭转着人们被扭曲的天性(如群珊从“造作的北方小爷儿” 渐渐又变成“真正的珊珊”)，从而在“末日完美地逝去前一切就露出谜底”的悲哀中留下一点希望。严歌苓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来选择不同的叙事方式的，她“只想和故事中的人物们相伴下去”，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相伴方式，于是便有了如舞姿那样灵动多变而迷人的叙事。
严歌苓小说叙事常会出现“视角越界”，即叙事视角越过小说的情节界限，“溢”出情节中原先不包含的意味来。《拉斯维加斯的谜语》就是这样的“越界”小说。从表层上看，《拉斯维加斯的谜语》是”以十分冷静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在美国的老年居留者的赌徒心理，在赌城的诱惑下，这位老者昔日的斯文一扫而尽，表现出人性的脆弱” [3]，但仔细读来，就不尽然了。退休教授薛天奉是在探望居住在美国的女儿后暂留在美国的，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放逐”，他原先“对钱最无所谓的一个”，沉迷于赌博，似乎也并非一朝发财的赌徒心理，他甚至“不是为了赢”。那么，这个人物究竟出于什么在赌场中沉浮呢? 这就牵出了小说的叙事者“我”。本来，“我”是被薛天奉骗借了赌款的人，可恰恰是“我”索债之时，发现薛天奉是“如此一个清教徒般的赌棍，使赌博原本所具有的放荡和纵容，以及一切罪恶成分都发生了变化。赌博使这个老薛更加克己，更加轻视肉体最起码的物质需要”。也正是在所有的人，包括薛的女儿都认为薛“无可救药”时，“我”却意识到，“老薛却是不疯的。能这样稳健地去接受‘输'，显然是最平静最清醒的人”，他来赌场，是要“得到这样彻底的解脱，如此彻底的忘我”，他甚至不能让“赢”中断了这种“绵延的过程”。在《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我”这个叙事者本来是薛天奉“堕落”的见证者，可是我们发现，“我” 的叙事视角明显“越界”了，就是说，“我”的叙述人功能变异了，“我”根本不在意薛天奉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极有节制”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资本主义“赌城”中的沉没，一直到小说结尾，薛天奉“完全还是个我从小印象中清寒而本分的老教师形象”。“我”敏感的是，薛天奉在中国内地体制下养成的刻板、专注、勤勉、执迷以及其中包含的乏趣、单调跟轮盘赌那无始无终、永可继续的过程是那样吻合，薛天奉把所有的生活欲望都转移到了“赌”上，“赌” 已无法派生其他生活欲望。于是，“赌”的罪恶也就由此“洗净”，而这却是人的彻底异化。而有意味，甚至不乏嘲弄意味的是，正是在这种异化中，薛天奉在一种体制下养成的“勤俭自律”“一丝不苟” 等 “优点” 才会在另一种体制下也呈露出来，至此，”我”已成了薛天奉命运的“诠释者”。
严歌苓小说的这种“视角越界”，是联系着她的出国生涯的。严歌苓曾经多次讲过，她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学习，是她人的观念上的一次“洗牌”。这种“洗牌”使她拥有的文化资源、价值尺度等都有了变化，甚至有了某种新的叙事身份。但这些变化在 严歌苓身上藏得很深，严歌苓还是从自己素朴的感觉出发去安排叙事，这就形成了小说叙事展开中 “叙述人的功能变异”。我们国内读者读《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会很快认同在小说情节表层中，“我”作为薛天奉赌城“堕落” 见证者的身份。我们需要从 “我” 对薛天奉“不可名状的感觉” 中才能玩味到 “我” 对薛天奉命运的深层“诠释”。这种“视角越界”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小说中也存在着，它是严歌苓出入于东西方文化间的结果，使严歌苓在叙事方式上有了更多的语言魅力。
《心理医生在吗》原名《人寰》

小说《心理医生在吗》再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严歌苓在谈到她正尝试用英文写作时，这样说：“两种语言最能区别的是幽默，那是不可翻译的。一个作家能否在两种幽默间游刃有余，是很考验人的。英文写作时的我是勇猛的、鲁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后的我是曲折、含蓄、丰富、复杂和老奸巨滑的。这是我的双重性格。” [4] 就是说，跨越语言就是跨越性格，跨越种种“不可翻译”的东西，如气质、情调等。在两种语言之间 “游刃有余”，要跨越的不仅是两种文化，而且是两个“自我”。这种语言的跨越几乎成为严歌苓小说的一种原动力。她一直在小说中兴趣盎然地探寻着语言的各种存在，甚至让它们直接构成叙事演进的动力。
长篇小说《人寰》( 1998，获 1998 年台湾第二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和 2000 年“上海文学奖”) 的叙事身份就是由母语(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存在扮演的。一个移民美国的女博士生(“我”) 在导师(恋人) 舒茨教授的建议下来作心理疗治，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向心理医生萨德讲述自己在中国“母语思维”中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我”的“英语叙事”在“鲁莽”和“放肆”中“让本性最真切地” 表现。然而，当“另一种语言”浮现出记忆中过去被遮蔽的存在时，它也有可能造成新的遮蔽。而且，英语讲述的是“我” 在母语思维中度过的岁月，这种讲述不可能摆脱母语的“监视”，实际上，小说中的“英语叙事” 不得不在母语“在场”时进行，而且，整部小说还是在“母语翻译”中完成叙事的，这些都使得小说叙事在两种语言存在的转换和跨越中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人寰》几乎在叙事的每一个关键点上都有意识地设置了两种语言的存在。例如，“我”讲述自己 有过自杀的念头，写了遗嘱，“其中有一段说过贺叔叔的语。英文的，我常常感到我在英文中的人格与个性是多么不同”，而贺叔叔“如同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言语的后果，没意识到他与他语言间的相互责任”， “我”在非母语中作出了自杀的安排，而贺叔叔在母语中却懵然无知，随后，舒茨教授的追问引发了“我”在“未来完成式”这一“给人无际的展望、无际的宿命感”的英语时态中对11岁那年在火车上跟贺叔叔第一次“非常越轨的感觉”的回忆：路途中，两个人在一盆热水中洗脚，含羞草般敏感的脚心脚背在完全陌生的触碰中释放出全身心的感知，共和国的禁欲理想反而使中国人的肉体演变得“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甚至“那不可耕的，也具有存在的意义”。这样一种性感知，显然不只是属于11岁女孩的，它已笼罩在西方(英语)的影响之中。
这里值得关注的还有心理医生这个对话者，虽然他没有直接在小说叙事中出现，但“我”的讲述一步步都在他的诱问下发生的，这使得叙事更带有非母语味了。而贺叔叔似乎的确“没意识到他与他语言间的相互责任”，那夜，是贺叔叔的 “语言”对“我”施行了性启蒙，然而，他却“被自己那个完全正常的行动中派生出的异常惊得一动不动。连火车也一动不动了”。小说就是这样在两种语言存在之间的张力中获得了叙事的推进力。“我”依仗着英语的“不知深浅”回顾着在故土的成长，一些用母语难以启齿的事显露出它们特有的生命意味。然而，当“我”面对英语本土时，“我”却对英语感到无力、困惑，乃至恐惧。小说两次写 到“我”面对舒茨教授的“施舍”时，“我”从英语世界的退却、逃脱，而正是“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的母语成功地保护了“我”从英语强势控制世界中逃脱，在这两次逃脱中，弱势的母语还以沉静哑然的方式“颠覆”了英语的强悍。 
正是上述母语和非母语之间的对峙、监视、滑动，使“我”的叙事在呈现东西方话语的差异时又超越了差异。于是，“我”父亲和贺一骑、“我”和贺叔叔之间的故事就获得了新异丰富的叙事魅力。“我”父亲和贺一骑之间的恩怨，本来是典型的共和国叙事。进城干部贺一骑在反右中保护了“我”父亲，父亲出于报恩，“从头到尾”替贺一骑完成了一部近百万字的小说，小说轰动文坛。“文革” 中，贺一骑成了罪人，父亲在难以言明的心境中对贺一骑反戈一击。然而，“文革”结束，父亲陷入更深的“欠债”，他再次替贺一骑捉刀代笔。父亲跟贺一骑的交往，完全是在“我”跟贺叔叔 (贺一骑) 的心理、情感、肉体的纠结中被”穿插” 出来的。6 岁的“我”对贺叔叔的仰望，11岁的“我”为 贺叔叔作出的“牺牲”，18 岁的“我”对贺叔叔在恨中孕蓄出的爱。这一切都显得超前。这种超前性，似乎既是共和国高度政治化压抑所致，又是西方人性启蒙话语中的“想象”。
小说叙事将倾诉中的自言自语的氛围、语调、节奏都调节得十分融洽、自然，并且恰到好处地进入某种“变奏”，从而呈现了共和国生活形态跟西方“启蒙”话语对话中的追想。这样一来，“我”父亲和贺一骑之间的共和国叙事就向历史、人生打开了多扇窗口，这些窗口分别通向个人的不同记忆和不同个人的记忆，使得贺一 骑的“欺世盗名”、 “我”父亲的“恩将仇报”，都有了不同于公众记忆的意味。“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他”， “我”对舒茨的这一态度，成为小说叙事中 “我”父亲跟贺一骑、“我”跟贺叔叔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尤其是“我”父亲和贺一骑之间，已不是“利用和反叛”，而是一种“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 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从而 超越了“时尚和口号”控制下的人生，也摆脱了传统的恩恩怨怨，获得着丰富而真实的人性。
小说结束于“我”在“我好像成了他”“心情也变成了他的心情”的忧伤中却彻底离开了”他”，小说 叙事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你忍受了我一年的用词不当”。是的，只有在“用词不当”的叙事中，那种“最不能离开时的离开”的人生意蕴才可能呈现出来。《人寰》自觉的语言意识表明，严歌苓会在语言跨越中融汇起中西不同的文化资源，使她的小说叙事有更深厚更开阔的背景。事实上，在《冤家》《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小说中，我们已开始感受到中西两种不同的幽默的”相处”。严歌苓小说有力而多变的舞姿还有许多可论及的地方。例如，她小说人物的描写中，捕捉力最强的是动作描写。动作描写已被有的小说家视为落伍的传统，然而严歌苓赋予人物的动作描写以种种“现代性”。有时，一个传神的动作会带出一个时代的记忆，《扮演者》中“领袖” 的“龙行虎步”，改变了一个人，也改变了一个时代。有时，人物动作支撑起整个心灵，《白蛇》中，孙丽坤“坍塌地站立”成为她全部舞姿的核心，“她两条腿强有力地控制着她的下陷”，新生和毁灭同时跟她相伴，她用那“坍塌地站立”表达出人类生存的悖论性。

小说《第九个寡妇》精装典藏本
作家出版社，2018年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第九个寡妇》是她回到“本土”叙事的又一部力作，其语言对严歌苓而言是一 次大转移，那是一种从未在严歌苓小说中出现过的语言风格，泥巴土块的一种真气被严歌苓吸纳了，一点一点化开着小说中的叙事、人物，蛮性野趣与风轻云淡奇妙地互相渗透，烘托人性，化解苦难，使故事的曲折离奇还原为生活的真切丰厚。人们很难忘却严歌苓笔下的“扶桑”形象，然而《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通身焕发出并不类似于扶桑的”地母”气息和光彩。
在王葡萄的人生中，有两条平行的生命轨迹，救护公公和养育儿子。王葡萄从河滩地背回气息奄奄的孙二大，把他藏在储红薯的地窖里，在风吹草动的非常年代，她把公公藏养了十几年，那狭小的地窖，成了充盈养性之气的生命空间。几近失明的孙二大在漆黑的地窖里养得银发雪须，满面平和。小说中另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空间是王葡萄寄养孩子的矬子庙。王葡萄跟孙家老二铜 脑孙少勇做爱怀孕，当孙少勇为了进步大义灭亲请求上级处决父亲孙二大后，王葡萄瞒着孙少勇生下了儿子，把儿子寄养到了矬子庙，那里的侏儒们“虽是些半截子人，心却是整个的”，而此时的王葡萄“哪像才做了三天母亲的母亲，她像是做了几世的母亲，安泰、沉着”，跟侏儒们息息相通。处于史屯的疯狂之外的地窖、矬子庙构成了一种生活的循环，”老天一点一点在收走二大，又把它收走的一点一点给回到了孩子身上”，疏通着这种生命循环的，是王葡萄的母性。这种深邃、博大、神秘、迷人的母性完全孕育于中国本土的苦难、智慧之中。
小说中的孙二大是个极富有中国民间生存智慧的人，他教会了王葡萄度难做人，更教会了王葡萄如何处乱而不惊，使王葡萄“动作、脚步里”全是过日子的“立意”，王葡萄又以这种生存智慧“反哺”于孙二大。但王葡萄的母性又是一种纯然的天性，她“简直是从远古一步跨到跟前的”，她似乎浑顽未开，不谙世事，然而她心上却能“一下子放下那么多男人”，“个个都叫她疼”。唱戏的朱梅、当医生的孙少勇、作家老朴......她都让他们饱饱地尝到了女人的灵性、爱心，她也由此滋养了自己的生命，从40年代到70年代饥渴的中国社会中，王葡萄的生命呈现出了让人惊叹的丰盈，她最后收养了女知青遗弃下的女婴，又以地窖保护了被逼做计划生育手术“断根”的枝子。她以俗世的举止话语，施行着自度度人的智慧和爱心，渐渐呈现出迷人的佛性。
严歌苓在小说中不仅跟人物对话，也处处跟天地灵物对话，小说中的老牛老鳖、小豹小狗，都相通于人性，使小说的语言环境更渗透天地之灵性、乡土之真性。小说人物的乡土腔显然是严歌苓不熟悉的，严歌苓尽量摹拟得惟妙惟肖，再次显示出严歌苓的语言能力也孕成于中国本土的地气之中。
语言感觉，艺术感觉，生命感觉，对严歌苓而言是水乳交融的存在，是她小说叙事的恒久魅力。
参考文献：
[1] [2]严歌苓.严歌苓自选集·女房东[ M] .济南：山东文艺出 版社，2005 .
[2] 陈骏涛.序二[A] .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C] .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2004 .
[4]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 J] .华文文学，2005，( 5) . ( 责任编辑：粟世来)
（插图与图书目录为严歌苓读书会备注，个别段落排版较原文略有调整） 

作者简介：黄万华,浙江上虞人。现为山东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1982年以来多次评为省、市、校优秀教师、劳动模范,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高校优秀教学成果省一、二等奖,主持国家精品课程建设,评为山东大学首届教学名师。教学之余,主持承担三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七项省部级课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120余篇发表于国内《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53种中文核心期刊、31种CSSCI刊物,30余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出版有《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传统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1960年代)》《在旅行中拒绝旅行》等专著9种,主编《美国华文文学论》等5种,参与主编《中国文艺社团流派辞典》等4种,参与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等11种,著述560余万字。所著获省社科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五项。曾赴美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地短期讲学。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简历摘自山东大学东区新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感谢作者的评论，在此致谢！
若有版权问题，我们即刻纠正






往 期 阅 读
（以下链接内容仅限在微信中查阅）
移民小说专辑 （中短篇）
开篇 | 严歌苓：呆下来，活下去 
综论： 关于严歌苓的海外小说及其他 
1.失眠人的艳遇 2.少女小渔 
3.女房东 4.栗色头发 5.红罗裙 
6. 簪花女与卖酒郎 7.海那边 
8.抢劫犯查理和我 9.大陆妹 
10：学校中的故事（原名：浑雪） 
11：没出路咖啡馆 12：方月饼 
13：茉莉的最后一日 14：屋有阁楼 
15：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 16：约会 
“海外故事”专题（1995年之前） 
17：橙血 18：冤家 
19：风筝歌 20：无出路咖啡馆 
21： 青柠檬色的鸟 22： 阿曼达 
23：乖乖贝比 (A) 24： 拉斯维加斯的谜 语 
25密语者 26 花儿与少年 
27太平洋探戈 28吴川是个黄女孩 

严歌苓，著名小说家、编剧。曾入伍担任文工团舞蹈演员、文学创作员，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创意写作硕士，作品由中、英文创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获国内外几十个重要文学奖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作品题材广泛，笔触多变，主题繁复，叙事精湛，被评论家称为“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代表作：《雌性的草地》《扶桑》《白蛇》《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床畔》《穗子物语》《芳华》等，散文集《波西米亚楼》《非洲手记》《穗子的动物园》等。2020年发表小说《666号》、《小站》。
资讯 | 品读 | 观点 | 分享 
公众号：geling-yan
微博@严歌苓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