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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酷炫脑

作者 | Stephen T.Asma

翻译 | 王贞茹

改写 | 林宇豪

审校 | 酷炫脑主创

朗读 | 鸽仔

美工 | 雪今晶

编辑 | 吴湘蓉

为何《异形》中的抱面虫那么惊悚？它不仅激发了大脑的本能反应，而且重现了我们与自身文化传统和物种特征的紧密纽带。

看完电影《异形》之后，13岁的我汗毛倒竖，整整一个月神经过敏，仿佛得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成年异形令人胆寒，幼虫阶段的抱面虫也十分可怖，它们会将管状的生殖器深入宿主喉内，长尾环绕于其颈部。注孕死亡后，抱面虫生前的卵会留在宿主体内，逐渐发育为成年异形。发育完成后异形会咬破宿主肺脏，破出肋骨，使宿主在痛苦中死去。不仅如此，它们的外表也诡异而令人生厌，似乎是蜘蛛和蛇的杂合体。

我们常常把对异形的恐惧简单地解读为电影特效造成的表观视觉冲击。但实际上，这或许揭示了人类文化认知进化过程中的某种规律。我们往往对情绪波动感到兴奋，而这些情绪具有某种提高生物适应性的潜质。我对抱面虫的恐惧或许来源于灵长类祖先与蛇和蜘蛛搏斗的经历，异形的杂合特质映射着人类自身的进化历史。
《异形》

几乎每种文化的民间传说和宗教信仰中都存在某种形态可怖的图腾。这些幻想中的生物最早出现在原始人的纸质记载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上也有它们的身影。4500年前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具有半人半狮的身躯。公元前2100年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讲到，吉尔伽美什和恩基杜曾与一个叫做洪巴巴的混血怪物打过一仗，它们的头和四肢形同狮子，但身上布满鳞片。印度教经文中的毗湿奴神有时会变成凶猛的狮人怪物——那拉辛哈。湿婆神的儿子甘尼萨则为一只长着象头的人形生物。半人马座、森林之神、美人鱼、飞马座、九头蛇、狮身鹰首兽、羊身蛇尾怪等希腊神兽接连重映在好莱坞的大荧幕上。从贝奥武夫到托尔金再到罗琳，过去两千年的文学作品塑造了无数的混血怪兽和异形人。近些年，我们又将目光转向了人类和计算机的复合体——机器人。

那么为什么要类别混杂的意义何在呢？根据心理学家丹·斯珀伯（Dan Sperber） 和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博耶（Pascal Boyer） 的研究，人类有一种本能的分类趋向，可以将周围世界划分为易于理解、认知和操纵的型别。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够对人、鸟、虫子、树木和鱼等生物进行分类，相似的归为一类，不同的单独分开。早期人类倾向于把鲸鱼归类为“鱼”，这种现象揭示了分类行为的简单性——即在水里游的生物就是鱼。不过，感谢大脑的存在，前科学时代的人类祖先并不需要对鲸鱼有多么细致的了解，粗浅的认知足以维持我们的生存。

多数人从童年起就具有了宽泛而笼统的分类能力，比如“动物”、“无生命物体” ，更进一步如“爬行动物”、“飞行动物”和“四足动物”。与生俱来也好，后天习得也罢，成年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会自然而然地运用上述分类方式。通过这种途径，大脑能够将混乱而庞杂的感官信息梳理清晰，其实质是一种模式识别系统，我们称之为“认知预加工”。为了从鱼龙混杂的信息世界中提取到有用的讯号，我们的大脑建立了一个高效的预测模型。

和我们心中类别相冲突的现象会对人类的心灵造成强烈冲击。我们对世界的常规认知包括人有两只胳膊、蛇不会飞等，但当看到毗湿奴的几十只触手或者龙形的飞蛇时，普遍概念就会被打破，进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成为一种“认知模糊态”。它们会扎根于我们的脑海中，甚至传播到整个社会群体中。换句话说，混血怪兽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模因”。
毗湿奴

理查德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首次提出，模因是认知的碎片单位。虽然属于文化范畴，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与基因十分类似，能够在无特定计划或目的情形下传播至人群中。超自然生物模型往往令人大惊失色，难以忘怀，因而能够在源远流长的文化变迁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并广为流传。

人类学家大卫 · 文格罗（David Wengrow） 认为，青铜时代怪兽文化的繁荣可以归因于贸易路线开辟和文化融合引发的精神焦虑。怪物形象创作是将人类文化和政治恐惧的投影，真实可感的画作让我们得以发泄自己的厌恶和躁郁情绪。

表面看来，怪兽形象并非积极的模因，因为其可怕的外表会让我们压力激增。但从另一角度看来，它们往往是文化中不可替代的部分，在社会规则执行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遵纪守法，妖怪就会抓住你；如果不修养德行，恶魔就会与你为伴；一旦暴饮暴食，下辈子就会变成饿鬼。大多数怪兽存在的意义就是被英雄和神祇击败、谴责，并从社会群体中剔除出去，仿佛是战争场面的预演。怪兽是一种神奇的文化模因，可以把群体粘合在一起，形成道德共同体。

或许，幻想也是文化内核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之一就是怪兽和英雄的对立关系。幻想是社会文化关系建立时最古老且有效的方法之一。原始人为何能够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社会部族呢？文化纽带是重要的原因。这使得素不相识的人们变得亲如兄弟——有效合作，共享资源，甚至为彼此献出生命。原始部落的团结之钥并非抽象的道德伦理规则，而是以毗湿奴、耶稣、孙悟空等为中心的宗教仪式和神灵崇拜。

长期以来，宗教的进化与类别冲突现象密切相关。宗教起源于与分类本能相关的认知模式。如果最初把世界划分成易于理解和预测的种类，那么偶然的类别混乱将会激发独特的认知觉醒，产生超自然主义。比如，会说话的人工制品和死而复生的动物都是相对简单的类别冲突产物。

然而，类别司徒理论往往缺乏情感因素。单纯的认知类型冲突是不足以产生超自然生物的。我们大脑中预先存在狗的概念，但随便想象一只三头狗显然不似地狱犬那样令人脊柱发寒。相反，认知总是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基调。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大多数实物都会给我们想要靠近或逃避的第一印象，尤其是蛇和蜘蛛之流。

神祇和怪兽等模因可以被概念化，进而成为恐惧、欲望和愤怒的象征。情绪是对世界进行利害区别的古老编码系统，所有哺乳动物都有这种本能。

情绪联想是分类本能的内容之一。虽然类别违反现象会引发我们的好奇心和记忆潜能，但那些会激起强烈负面情绪的奇怪生物 （比如蜘蛛）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深刻的恐惧化身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为原始情绪的触发开关。

正如文化研究者马蒂亚斯 · 克拉森（Mathias Clasen）在《为什么恐惧如此迷人》中所述，同一扭曲的怪兽形象会激起出身自不同文化人群的普遍恐惧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人类认知是由本能的分类本能结果决定的，自然与社会背景无关。而且更重要的是，普遍的情绪系统能够将对怪物的恐惧与特定文化符号联系起来。

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战斗和逃跑等适应性本能，其解剖基础在于古老的脑干部位。大脑的情绪回路（杏仁核、下丘脑和海马体等边缘系统）常与本能运动系统和高级认知脑区交织在一起。已故神经科学家雅克 · 潘斯凯普（Jaak Panskepp）是哺乳动物情绪研究的先驱，他成功定位了哺乳动物共有的七个情绪回路： 恐惧、关心、欲望、愤怒、恐慌、寻觅和心不在焉，它们能够产生特定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从而导致特定的动物行为。例如，恐惧的神经回路之一就以杏仁核为起点，通过下丘脑到达脑干，再下行至脊髓。

同其他情绪一样，恐惧也是进化的产物。达尔文常常把真蛇和假蛇带到伦敦动物园的灵长动物馆，实验之后发现，黑猩猩对蛇有着极度的恐惧。达尔文十分好奇，为何黑猩猩刚好对天敌具有如此“实用”的恐惧本能，与蛇有关的信息是怎样储存在灵长类的DNA 中，并代代延续下去的呢？
达尔文

类别冲突假说巧妙地绕开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恐惧的来源是认知类别的混杂现象，而非某类别的具体内容（如怪兽形象本身）。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类别混杂都使人恐惧，比如美人鱼或托马斯小火车。此外，恐惧情绪与环境威胁的关系也很大，且比单纯的类别混杂威力更大。

或许人类对爬虫类的恐惧并非条件性学习或经验观察中获得的结果。举个例子，对蜘蛛有恐惧本能的原始人当然比害怕树木的原始人更容易繁殖后代。因为恐惧情绪会驱动逃避反应，逃离毒蜘蛛显然比逃离一棵树木更能适应危险。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具有一种遗传性突触编码机制，能够将蜘蛛的直观形象内化成恐惧情绪，这与后天学习（目睹毒蜘蛛的伤害行为） 无关。一旦大脑将肾上腺素的分泌与蜘蛛形象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在遇到危险时就可以成功逃生，进而繁衍后代，继续复刻这种恐惧本能。

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和沃尔夫冈·施莱德（Wolfgang Schleidt）分别进行了动物恐惧实验，结果发现恐惧情绪并不是特定掠食者形象造成的，而是类别和感受配型一步步发展的结果。在鸟类和哺乳动物出生时，它们对不同生物的认知可以灵活改变，但不久之后，类别印象就会迅速固化，成为认知世界的默认方式。当奇奇怪怪（与默认类别不对应）的生物出现时，动物就会变得兴奋和恐惧。研究人员通过特殊手段让幼鸟与鹰的形象进行接触，发现它们的天敌恐惧消失了，但后期接触到雁的形象之后，幼鸟反而感到害怕。

根据心理学家玛丽 · 安斯沃思（MaryAinsworth）的“奇怪情境”实验，人类的默认分类模式在出生约6个月时就固化了，在那之后，婴儿会对所有未曾见过的事物异常恐惧。如果人类婴儿一岁之内主要被母亲抱着，或者以其他保护性方式离开地面，那么一旦遇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虫，婴儿前六个月的默认分类法就会被彻底打乱。

这项关于认知和情绪进化的研究解释了几种恐惧症的产生根源，比如蜘蛛恐惧症，爬虫恐惧症，黑夜的恐惧症，深海恐惧症等。然而，一旦宗教文化中的此类元素发生杂糅，这些概念就变成了一种令人烦扰的模因。

《海王》

难怪《异形》中的抱面虫那么惊悚。它不仅激发了大脑的本能反应，而且重现了我们与自身文化传统和物种特征的紧密纽带。以古老的宗教和文学为支点，好莱坞恐怖片悄悄揭开了动物情绪之谜的神秘面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