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生论
印度佛教的人生论可以说是在“缘起性空”的宇宙生成论和“般若无知”的知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四谛说”。
所谓“四谛”就是解释人生哲学的四种真理，以分别对应人生痛苦的诸现象，造成痛苦的原因、解脱人生痛苦后的理想境界以及如何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是所谓苦、集、灭、道。四谛的核心是“灭谛”，其性质类似于基督教传统中的“救赎论”或其他宗教传统中的解脱论。
人生的痛苦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生老病死及自性无常，而且还是心灵上的空虚、荒诞、失落、绝望等无量诸苦，简直就是苦海无边。这些触目即是的苦的现象和无可回避的事实就是佛教人生论所要解决的生死大事。
然而在解决这些以“苦”为主要特征的生死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这些苦是何以产生的，以便从根源上永断无量诸苦。这就将人生论与宇宙生成论及知识论统一起来了。然而就我们基于经验或常识的观点来说，印度古代人所总结出来的这些痛苦，既是对宇宙万物生灭变幻无恒定性的观察，更可能是来自与他们自身最直接的经验：残酷的种姓制度和南亚热带地区艰苦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些人生痛苦的经验，当时印度的婆罗门教认为都是由命运安排的，一如整个宇宙、社会、人生的创造、护持和毁灭都是由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神所主宰的。所以，解脱命运苦海的办法或者其人生论的意义就在于崇拜神、祭祀神，默默忍受神意的安排。
但是，与婆罗门教不大一样，佛教对于人生中的无量诸苦却有一种与其宇宙生成论相统一的解释。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说。
其一，是从逻辑的因果关系推论：宇宙万物包括人生都是由因缘关系造成而生起的，人生之痛苦、命运之不幸，都是由承担者自己的原因、自己的业所引起的、所遭受的报应，是所谓自己造业因，自己受苦果。
其二，是从观察物质运动变幻的无确定性推论，得出“无常故苦”的结论；人的生命是一个生、住、异、灭的从诞生、暂时存在、成长变化、死亡消失的过程，它本身没有存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是“无我”的，既是“法（客体性）无我”也是“人（主体性）无我”。这便是无边苦海产生的原因。
从这两方面的观察所确立的原因，实际上也可以像宇宙生成论那样被概括成“缘起性空”。人生如果体悟不到这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就会产生无穷的烦恼，形象地讲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和“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情欲恶念”，这就是“无明”起“三毒”（贪、瞋、痴），“三毒”诱“六贼”（眼、耳、鼻、舌、身、意），“六贼”生“八万四千烦恼”。
通过“缘起性空”的宇宙论认识到了无边苦海产生的原因，又可以借鉴“般若无知”的知识论来构造脱离苦海、觉悟成佛的人生论。因为佛教相信“缘起性空”是宇宙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认识不到这一宇宙真谛的“无明”会在任意一现象（境）上生起一烦恼，亦即执迷，那么，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明”的人生大概会惹上八万四千烦恼，而由执迷不悟到悟，由“无明”到“明”，当然也会有相对应的八万四千法门。但在八万四千法门之上有一个万门之门，即“不二法门”，它可以了断八万四千烦恼之上的万恼之恼，这便是“明”对“无明”，“觉悟”对“执迷”，“圣”对“凡”。
佛教教人从人生的苦海中解脱，其人生论的旨趣大约就是在宇宙论和知识论寻找到权威的根据和思辨的方法。这一点，后来中国禅宗的大德是深有体会的：“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莫起狂妄，即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
很显然，这种建构在人生自性觉悟基础上的人生论或解脱论，是大乘佛教思想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思想的创新，是在传统佛教性空理论的基础上开创出了信仰者主体性的积极价值，其间经过了般若思想的洗礼。就逻辑上讲，宇宙论的缘起性空与人生论的自性觉悟是有内在矛盾的，前者强调普遍的“空”，后者则承认觉悟或其承载者是“有”。这个矛盾在佛教传统内部是交由知识论——般若学来缓冲处理的。
体现般若智慧的佛教人生论通常会讲到两种对立的情况：
其一是，被认为是小乘佛教（这是大乘佛教在人生论方面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一种贬称）的人生论所追求的是自度，他们能够看穿一切存在者的虚幻，厌恶生死苦海，达到自我的涅媻解脱。但这只是追求“阿罗汉”的人生境界。
其二，大乘佛教的人生论则不同，他们故然认为，自己在解脱了宇宙间的一切烦恼之后，也能入涅媻成佛。但他们却刻意不这样做，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为烦恼、罪孽充盈的世界上，以拯救众生，体现他们的慈悲胸襟，即菩萨心肠。所以，大乘佛教的人生论并不完全是出世的，而更像是积极入世的；它借鉴“般若无知”的知识论，超越一切经验世界的知识、等级、差别、对待等限制，从缘起性空的宇宙生成论推导出一个众生平等、进而普度众生的菩萨型的人生论，所以，它也不是完全局限于传统佛教的追求“涅媻寂静”的人生论，而是对涅媻境界本身亦有所超越的人生论，即般若菩萨。
《大般若经》就这种体现般若知识论的人生论是这样解释的：“菩萨以生死为乐，不以涅媻为乐。”“般若生死而起厌怖，欣乐涅媻，则堕非道，不能利乐一切有情，通达如来甚深境界！” 这当然是发展了传统佛教的人生论，而且是将由缘起性空宇宙生成论的“畏生死、求解脱”的人生论，一变而成为“不畏生死、不求解脱”的“大无畏”的人生论。
这种大乘佛教的人生论的创造性转换也正是得益于般若思想在知识论方面的无限超越性。具体讲，就是般若思想的超越性是建构作破除“人我执”和“法我执”基础之上的，即人、法二无我所具有的人伦价值。它所追求的“涅媻寂静”是性空的大宇宙、无知的大智慧、菩萨的大解脱三者的统一，因此也是“大无畏”的。
体现大乘佛教菩萨境界的“大无畏”的人生论，成为后来印度佛教乃至中国佛教的人生论的主流。中国人相信菩萨的人生境界与佛祖是相同的，这种表达平等思想的人生论就是佛果，是修行佛教的人生追求，其与小乘佛教的阿罗汉果的人生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中有“天人合一”的人生论，所以，更容易接受这种佛我同一的菩萨境界论。
佛的境界是一种与宇宙同一的“大”，因而认识到这种同一的“大”智慧——般若，就是“大心”，大心就能够不被宇宙现象、生死苦难所烦恼，因而又是超脱无畏的“勇心”，这样与宇宙性空相统一的境界，就是超越了生死轮回的人生境界，是大无畏的人生论。《大般若经》中说：“菩萨信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于一切法都无所见；无所见时，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于一切法心不沉没亦不忧悔！”因此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人生境界才能够不惧入地狱，才能发普度众生的宏愿。
四、结论
纵观人类大的文化传统，无不在人生论上追求一超越性的宏愿，基督教传统有“博爱”，儒家传统有“仁爱”，佛教传统有“大慈悲”。尽管其各自表达的形式不一而足，但其旨趣一也。更重要的是，每一种大的人生论系统，都必须有权威的宇宙参照系和令人信服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人生论往往和宇宙生成论及知识论前后照应、相互发明的原因。
就基督教的传统言，《圣经•创世记》中讲，上帝用嘴巴（实际上是透过语言表达的思想）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这个基督教的宇宙生成论蕴涵的人生论的深义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生命的意义则必须通过神的启示，要像上帝那样具有博爱的情怀，因为我们不可能将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伦理意义理解为仇恨的、非博爱的或者价值中立的。“启示”在基督教传统中说明了什么？就是在宇宙生成论与人生论中间排遣掉知识论，以便以迷信的方式建立起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主上帝把人带到伊甸园中，安置在那里，让他耕种和看守园子。主上帝告诫那人，说：‘你可以随便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但决不可以吃能辨别善恶的智慧之树的果子；一旦吃了你必死无疑。’”有了智慧、引入知识论，人怎么会死呢？要说死，实际上是死了对上帝造物主的信仰之心。所以，基督教开天辟地时就视知识论为畏途，生怕引入了知识论，信徒就会怀疑宇宙论的权威，进而丧失人生论，最终解构对上帝的信仰。但，这是很困难的。你的人生论要以宇宙论相观照，你就无法回避知识论。所以，知识论还是从基督教传统之外的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频频发起挑战：既然上帝创造了宇宙，那么谁又创造了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创造者，那么又怎样证明上帝的存在呢？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永恒的话题。
儒家的“仁爱”也有一个宗教性质的宇宙论传统，那就是司马迁总结的：“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所以儒家的敬天祭祖就是出于“报本返始”之情，再者儒家又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天”和“父母”与“本”和“始”的关系，就是宇宙生成论，而其中的“生”字又蕴涵着人生论的价值——“大德”或“仁德”。儒家的“报本返始”不仅仅是在讲宇宙生成论，而且更主要的是体现曾子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民德归厚”就是体现人生论的全部价值，当然就是指“仁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中，“天”是宇宙论意义的，“人”是人生论意义的。但它们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不像基督教传统那样，有一个上帝作为“绝对他者”来制造出宇宙万物，从而确立一种造物主与受造者中间的对立关系。儒家的天人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由此关系推导出来的亲情仁爱，还可以推衍至天地所生之万物，如张载所讲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便是儒家式的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照应关系，其间也有知识论，但不是独立的，而且不是根据逻辑关系辩证地讲，而是从“生生之大德”的亲情方面讲，所以，其中的知识论固然没有基督教那样的限制，但与佛教的知识论相比，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所以，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儒家的人明显感觉到在知识论上“收拾不住”。
佛教的知识论，虽然前后与宇宙论和人生论相互照应，但却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较严密的逻辑性。
其宇宙生成论在因果方面是缘起的，在发展方面是无常的，在本质上是性空的；缘起、无常、性空三者联系起来讲，可以从宇宙生成论或宇宙论讲到宇宙本体论或本体论，即从万物生成之“有”讲到“无”，再讲到逻辑上的“无无”或“性空”。与这个逻辑上“性空”的本体论相对应的是其知识论，它也是从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讲到超越一切经验的智慧，其结果就是“般若无知”的大智慧，这个智慧之所以是无知的，也因为其在经验性的知识层面消除了对待、区别，在逻辑上也空了，不过是“一片空灵”的“空”，以“空”可以解释一切经验之实的知识，所以又是“最灵活的”、“无所不知”的般若之智。这样“空灵”之智正好可以照应宇宙生成的“性空”，又可以接引佛教人生论的价值——大慈悲。
本来，佛教的人生论是涅媻寂静、是主体的觉悟和个人的解脱，但是，这样好像又与宇宙生成论的“性空”所对应的宇宙之无限广大、般若所对应的“无所不知”的智慧不契，所以证得的果位仍然是“阿罗汉”式的“自了汉”。
那么，怎样克服这种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之间的不契呢？
这就要在人生论上下一转语，转到大乘佛教对人生解脱论的旨趣上来，那就是“菩萨心肠”，是“大慈悲”的人生论，是般若菩萨。佛教传统将“涅媻寂静”的人生论引申到“菩萨心肠”、“大慈悲”或般若菩萨，是其宇宙论、知识论及人生论三者相互发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但在理解上应该明确的是：“大慈悲”不仅仅是体现宇宙生成论的“情缘”，而且还体现着般若无知论的“智缘”，其宏大的“悲情”不仅仅来自“缘起性空”的“无量诸苦”，而且更是来自消灭这“无量诸苦”的“般若智慧”，所以其逻辑意义上的人生论价值也是“大智悲”。这种特别强调人生论与知识论、宇宙论相互发明的结论，与基督教、儒家的传统放在一起比较，其特点就更容易表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