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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送交者: 约维尔[♀☆★★声望品衔12★★☆♀] 于 2020-05-26 7:17 已读 523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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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每次想起这句话，心里都有一种深深的感悟。

我们这些50后的人生只剩归途了！我们再也不是儿子或女儿了，没有了父母，我们都是孤儿。

父母的音容笑貌，父母的点滴往事，都已经随时光远去，关于父母的记忆逐渐模糊不清，一是时间久远，再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在一天天退化。
感谢版主无敌老顽童的这个征文活动，让我们重拾那些关于父母的记忆。犹如一部退了颜色的老电影，一幕幕重现眼前，，，，，，
我家祖辈都是勤俭的庄稼人。

作为家中独子的祖父从曾祖父那里继承了他全部的家产：

180亩土地，二十间房屋，还有十几匹牲畜。

当年我的曾祖母在世时经常提醒孙辈们说：“你们爷爷挣下这么大的家业全都是靠的勤俭持家省吃俭用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非常辛苦不容易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守住了，别做败家子！”

曾祖父兄弟2人，曾曾祖父给这两个儿子留下了三百多亩土地，曾祖父的哥哥体弱多病，分家得到的150百亩土地都分给了四个儿子。而曾祖父只有一个儿子，他为了给儿子留下更多的家产，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天天的吃食就是盐水汤咸菜窝窝头，夏天不舍得穿褂子，光着背赤着脚，一双曾祖母做的布鞋一穿就是几年，破了露出脚趾头也不舍得扔掉，一辈子从没穿过买的鞋，地里的活儿都是他和爷爷干，再忙也不舍得雇人，农闲了，曾祖父就出外做点小生意，积攒了钱，就再买地，在他的认知里，钱会贬值会丢失会被偷被抢，再多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土地才是靠得住的实实在在的财富，他把赚来的和省下的所有的钱，都变成了土地，看着这一大片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麦田，外祖父特有成就感，觉得所有的劳累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曾祖父是1927年去世的，那时曾祖父家已经是方圆百里的首富。

他怎么也想不到，20年后，他穷尽一生辛劳给子孙留下的财富，不但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还给他们带来了数不尽的磨难和遗患。

我家有土地，有房屋，还有一个长工，我奶奶一共生了6个儿子，三个女儿，六个儿子有三个在军队里，一个在政府里做事，一个儿子在东北做工人，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二伯，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姑姑，

大伯父官至津浦铁路警备大队长，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山东,韩复榘撤兵,大伯父乘坐的军车被日军炸了,大伯父尸身无存。年轻的大娘带着他们唯一的儿子，一直守寡到终老。三伯父是国民党军队的军械员,国民党撤退时不慎从正在行进的装甲车上掉落，被装甲车轧死了。四伯父和六叔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四伯父在国民党蒋纬国的部队里作书记员，一九四九年四伯父带着家眷和六叔一起随着国民党军队撤退到了台湾。一九五零年六叔病逝,时年二十九岁。四伯父退役后在台湾教授瑜伽，后独自回来大陆，离开妻子和儿女，终年游历名山大川，用手中的积蓄在海南、杭州、北戴河等购置了几处房产。四伯父于二零零五年去世。

土改时父亲在当时的热河学习宗教,只有二伯在家务农,所以爷爷和二伯就被定为了地主分子。
如果兄弟们分心不睦，把家产平分了各自单过，那么我们家的阶级成分就不会是地主，最多也就是个上中农。

家里的土地和房屋除了留下几亩薄田和几间房屋自用外，其余的都被分光了。好在爷爷和二伯父都是仁义绅士，记得二伯父告诉过我，每当农忙时节，他就把家里的牲口拴在大门外的树上，旁边立着一个牌子，上边写着：用后送还，二伯父喜欢习武练拳，闲暇时他就带着一帮村里的年轻人练武，他还经常把家里的粮食背着奶奶偷拿出来给村里的穷人。

批斗大会上乡亲们念着爷爷和二伯父的好，手下留情没有拳脚棍棒相向。

妈妈在1947年土地改革时嫁给了爸爸。因为妈妈家的阶级成分是富农。

富农的女儿嫁给地主的儿子可谓是门当户对。

出嫁那一年，妈妈十八岁，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女。

妈妈的身高比我们姐妹高很多，差不多跟爸爸平齐。这一优点妈妈一点儿也没有遗传给她的女儿们。

妈妈大大的眼睛，黑亮的眸子，薄薄的嘴唇，身强力壮浑身是劲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

在妈妈很小的时候曾经被姥姥强行裹脚，妈妈疼的整天哭，姥姥狠狠心，装作没听见，后来妈妈不哭了，姥姥以为妈妈听话顺从了呢，却不知妈妈自己偷偷放松了裹脚布。

所以妈妈的脚虽然不像清朝妇女的三寸金莲，却也把两只脚的小脚趾骨给裹的变了形，妈妈一生就是踩着这双变了形的脚，在老家下地干农活儿，来到鞍山后，走着去郊区的炼铁厂砸了9年矿石，60年鞍钢给工人家属调整住房，我们搬家到市区苏联人建的二层楼房，妈妈又走去鞍钢厂区的车间洗衣房洗工人的帆布工作服。

我家祖上从明朝开始听从一个道士指引开始笃信伊斯兰教，我的父亲是从教会学校毕业后成为挂帐阿訇，在鞍山清真寺做大阿訇，为鞍山5000多户回族家庭主持婚丧嫁娶大小事宜，幸运的是父亲不是专职，他的职业是工人，当时在鞍钢化工总厂做炼焦工人，这个职业掩护了父亲的宗教活动，所以他没有被下放回乡。退休以后，他就在清真寺做全职阿訇，因为他的宗教职务，他还是几届区政协委员，他的工作比退休前还忙。

1960年夏天，我家第五个孩子也就是我的二弟出生，爸爸终于有了他第二个儿子，高兴极了，妈妈的奶水也很充盈，她经常给邻居的缺奶的孩子喂奶。

一天，妈妈又去帮人喂奶，我在里屋炕上摇着摇篮里的二弟，总也不做家务的爸爸高兴了，就在厨房边哼着歌边用斧头劈木头，他是把木桩立起，用他的左手大拇指扶住了，然后右手举起斧头瞄准了大拇指按着的木头劈下来时左手及时松开，就在这时，爸爸右手的斧头劈下来了，可是他的左手大拇指没有及时拿开，只听咔嚓父亲惨叫一声，他的大拇指飞到了一边的墙根下，父亲站起身捡起断掉的大拇指放在案板上，然后用右手捂住了断处，走进里屋在地上来回转圈，鲜血滴落一地。

我惊讶的看着转圈的爸爸，爸爸方才缓过气来对我说：“快去，快去叫你妈妈回来。”

我看着爸爸血淋淋的左手吓坏了，急忙下地跑到邻居家找妈妈。妈妈回到家看到爸爸的没有血色的脸和正在流血的手，也吓得晕头转向，妈妈简单为爸爸包扎了下，就拿上钱和爸爸去了医院。

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断指忘记带上了。爸爸后来说如果不是忘记带断指，他的手指头也许会被接上。

从此，爸爸就成了一个只有9个手指头的人。可是他的残缺一点儿也不影响他的生活，他照常和面烙饼炖鱼包饺子，这些都是他最拿手的活儿，记得包饺子时，我和妹妹两个人擀皮也供不上父亲一个人包。每到过年过节，爸爸都会亲自下厨为我们做好吃的。

爸爸断指几年后的一天，他拿着他的那个已经变得干硬的手指，告诉我们说: 等将来有一天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指头放在我的左手边，我不想下辈子还缺一个指头。

2006年父亲去世了，想起了父亲的叮嘱，我们在父亲的遗物里怎么也没有找到，手指不知所踪。

因为父亲的断指在我下乡的青年点还闹出一场斗殴。
1970年，我下乡的第三个年头，
有一天，大雨倾盆，队里歇工。下午雨停了，因为地里泥泞，队长通知继续歇工。

向辉和穆山还有几个男青年躺在炕上闲聊，他们聊着聊着就聊歪了，他们羞于聊女人，于是就开始聊未来的老丈人是什么模样，穆山说:“我老丈人应该是处长。”
向辉看了穆山一眼，不服气的说道：“我老丈人应该是局长。”
这时穆山好像想起了什么，又接着对向辉说了一句：“你老丈人不可能是局长，你老丈人缺一个手指头。”
向辉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回怼道：“你老丈人缺一条腿。”
于是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了起来，向辉是个火爆脾气，揪着穆山的衣领把他拉到屋外，两个人扭打到了一起，他们在泥泞的地上翻滚着，到最后向辉和穆山成了两个泥人，浑身上下就只有眼睛一眨一眨的泛着一点白色。
原来之前穆山回鞍山时我请他到我家稍东西，父亲招待他吃了饭，也就是那时，穆山发现了爸爸的左手只有四个手指。
他察觉出我和向辉的关系很近，所以他在当时灵机一动说了那句不着边际的话，可是向辉却莫名其妙，他不知道内情，他以为穆山是在侮辱他。
他把穆山打的很惨，可是穆山不敢告诉他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因为他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我们虽然都已成年，可是大家对恋爱这个话题都是讳莫如深，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早涉及恋爱私事会对自己的前途造成影响。
所以穆山不敢胡说。
当我听说了这件事情后，我并没有告诉向辉我爸爸手指头的事情，我不想提起这个话题让他尴尬。向辉也是在几年以后我们结婚时才发现他的老丈人真的是九个手指头。
1973年，回民青年点的六个知青回城五个，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父亲担心我心情不好，就坐着火车又步行五里路，来到青年点看我。
他把青年点前后左右看了一遍，又跟大队管青年的副书记谈了一会儿，简单的交代了我几句就回去了。
没有想到，父亲回家以后写信给河北老家的二伯父，托他给我在老家说亲。
我的老家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回民村，父亲在老家的威望很高，阿訇的女儿要嫁到老家，消息传开，乡亲们奔走相告，提亲的应接不暇，二伯父千挑万选的最后定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泊镇一个教书匠，他的父亲在解放战争时牺牲了，他和母亲作为烈士家属日子过得还不错。教书匠给了二伯父一张照片，还带了一篮子鸡蛋和糕点作为见面礼让二伯父托人带到了鞍山。
一天我在生产队听到大队部的广播大喇叭里喊我的名字，说是父亲来电话说家里有急事，让我赶快回家。
我担心母亲和弟妹出事心里七上八下风风火火坐火车倒公共汽车一路快步赶回家，进门却看到爸爸妈妈镇定自若弟弟妹妹冲我眨眼坏笑，弄得我云里雾里。
父亲一脸平静的对我说：你已经不小了，回城无望，与其在农村扎根，不如回老家，我托你二大伯在老家给你选了一门亲，说着父亲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一张群照，照片上有七八个年龄相当的男人，父亲指着前排中间的一个脚上画了一个圈的人说，这个是镇中学的老师，，，，，，父亲又指着那一蓝鸡蛋和糕点说这是他家托人带过来的见面礼。
此时此刻我的头嗡嗡着像是飞进了一团苍蝇，父亲后面说了什么我都听不到了。
我拒绝了父亲给我的提亲。
1975年，我终于结束了七年的知青生活回到了鞍山当了一名建筑工人。五年以后在我阔别14年后又重新走进了课堂，国家给我带薪脱产读了两年中专和三年电大，成为了一名土建工程师，让我管理一个建筑材料实验室。而后又考了国家注册监理师和安全师，作为工程总监监督管理了很多在建房屋建筑工程直到2015年出国定居。
1977年，当我告诉父亲我已经和我的同班同学知青战友向辉开始谈恋爱，并向他征求意见时，父亲对我拒绝他的提亲还是耿耿于怀，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求他的女儿的婚事必须遵循明媒正娶。
我们是自由恋爱，可是现在我俩必须找一个媒婆到家跟他说媒提亲。最后我们找到了一起插队的王姐的父亲做了我们的媒人，父亲才点头认可。
接着是正娶。
那个年头结婚很少有车接亲，向辉也没有能力弄到，父亲只好从单位借了一台大客车。

婚车迟迟不发。

原因是父亲不发话。他不满意新郎没有女眷只领着两个小伙子来接亲，他道：“这哪是接亲来了，倒像是抢亲来了。”最后在亲戚们的劝说下，父亲终于点头放行。

因为母亲晚年染病在床6年，父亲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打理他的宗教事务，母亲去世后又一个善良贤惠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我的继母无微不至的照料他，直到8年后他去世。

父亲的一生虔诚的侍奉他的宗教，甚至对他的宗教的热诚远远超过了对家人的关爱，他甚至在临终前把他毕生的积蓄几十万元钱都捐给了家乡的清真寺，只留下两万元让我们给他办理后事。
我们把母亲的遗骨从鞍山的胡家庙回民公墓挖出和父亲一起葬在了河北老家的祖墓里。

多年以后我们回忆父亲，觉得父亲一生对宗教事业对教众对亲属对邻居怀有一种大爱，而对妻子和子女，他有的只是一种小爱，以至于这种爱小到我们不仔细回味都感觉不到。上次回国见到二弟，二弟在回忆父亲时想起小时候，父亲单位里发了两张电影票，父亲却是带着隔壁邻居的与二弟同龄的男孩一起去看了电影，看过了电影邻居男孩在二弟面前故意炫耀，而惹得二弟跑到玉米地里偷偷流泪。

父亲，母亲，地主爷爷，三寸金莲的奶奶，行侠仗义的二伯父和他的两个儿子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