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学概述10

——清史札记之四十五

 

我楚狂人

三、《清诗别裁》即其他3

1．沈德潜和“别裁”2

但沈氏诗论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即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同前）

为了给自己的诗论提供“范本”，沈德潜首创“别裁”选本的样式。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

《说诗晬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晬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晬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而沈德潜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三本“别裁”选本。所谓“别裁”，语出诗圣杜甫。因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有“别裁伪体亲风雅”一语，故名“别裁”。杜甫诗句中的“别裁”应该是“区别取舍”的意思，是一个动词。而沈德潜的选本“别裁”也就是以“风雅”为标准，也就是以“温柔敦厚”的“詩教”为标准进行“区别取舍”的结果。

如《唐诗别裁集》，全书按诗体编排，选入了唐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270余人的作品，诗作共1928首，凡二十卷，并加了简要的评注。那么沈德潜的“区别取舍”的标准是怎样的呢？

,沈德潜编选此书为“使人知唐诗中有‘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观”(《重订唐诗别裁集序》)，并在凡例中说明“是集以李、杜为宗”。他主张“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在重点选录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大家名家的诗外，也选录不少小家的作品。由于门庭比较宽广，能注重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和不同体裁的作品，入选的题材和风格较为丰富多彩，大致反映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书中还附有简要的评注，有助于理解诗意。但是，由于沈氏信奉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不敢多选那些大胆抨击时政、揭露封建社会矛盾的作品，并还选录了一定数量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和试帖诗。 

《唐诗别裁集》初刻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增补重刻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早期有有乾隆间刻本和扫叶山房石印本等版本。

《唐诗别裁》与《宋诗别裁》（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元诗别裁》（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明诗别裁》（沈德潜、周准合编）、《清诗别裁》（当时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编）合称“五别裁”，当时风靡。

三十多年前，为给我的老师吴企明老师的项目做资料准备，在苏州图书馆旧馆古籍部查检清人编选唐诗选本，是根据谢国桢先生的《贩书偶记》按图索骥的。我发现，清代人选唐诗，很受《唐诗别裁集》的影响。如著名的《唐诗三百首》，也是如此。

沈德潜与他的“别裁”影响无疑是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