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古典儒家生活方式与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打造（下）

在中国几千年发展史上，为何恰好是儒家被历史所选择并成为古代社会的思想主干，而非道、墨、法、名等其他诸子百家呢？对此，崔大华曾从生活形态的角度作了相关说明。他说：“在今天的历史位置上观察，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本差别，在于它绝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儒家传统——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存在。”从共时的平面结构来看，儒家曾经提供了宽广而丰富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既容纳着伦理礼俗、社会政治等现实向度，又包含了道德追求、精神生活等人生意义空间。故如同崔大华所总结的，儒家生活方式最重要的特质或最凸显的特点之一，是以家庭、国家、天下这一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以及包括“五礼”典章制度、“五伦”人伦行为规范和日常行为规矩在内的道德规范之网，构筑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形成了以理性的、世俗伦理道德为主要内涵的儒家生活方式，使全体民众能够实现自我认同，并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存在和内化为人之生活本身的固然所在。而从历时性的发展眼光来看，儒家又有着向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儒家的合理性曾不断地遭遇危机，这些危机既有来自外来文化的挑战，也有来自其内部的冲突，但儒家总能依托人格平等与人性相同的道德理念，采取“和而不同”的实践智慧逐渐消融这种紧张与冲突，民族融合的实现与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即是明显例证。在此过程中，儒家打造了和谐而又多彩的世俗生活，并形成了自己宽容阔大、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当然，儒学的局限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第一个局限是漠视个性，漠视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有一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强调宗族，强调共同体，强调社群主义，强调家庭，这一局限不能回避。读一读《论语》就会有明显感觉：不张扬个性，更不用提个人至上。儒家在强调个人的时候是对等的，父慈才能子孝，父不慈子不孝，但发展到最后，却会导致“三纲”这些糟粕出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有非常大的问题，不是偶然。儒家过于强调义务，诸如个人对家庭的义务、对宗族的义务、对共同体的义务等。与之相比，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权力本位，而儒学强调义务本位，这一点需要高度关注。今天特别强调创新、创造性与创造力，如果继续漠视个性，抹杀个性，无视个人权利，肯定无法释放人所固有的巨大创造力。

第二个局限是儒家过于强调亲情，强调人情至上、关系至上。中国是人情社会，有其巨大的优势，讲求人间温情、亲情、友情、乡情，但同时也有很大的问题。儒家特别强调熟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相对轻忽非私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点鄙视与轻视陌生人。这一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有非常具体的描述。笔者认为费孝通所描述的中国乡土社会，就是建立在儒家一些核心概念之上的、典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展示。比如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我们特别强调熟人圈子，而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感情。这一方面有它的好处，比如说中国人在酒场上没有谈不拢的事，陌生人只要三杯酒下肚，所有的陌生感都消除了。但强调感情亦有它的坏处，即导致人情至上，从而没有了原则性。比如很多贪官在反省自己的时候，都会说脱离不了家庭以及亲朋的观念，战胜不了亲人朋友之间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外推的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像投一块石头到水里产生波纹，波纹越扩散越大。在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圈子就是这样，越牵越大，从而导致了熟人社会并对法治产生了很大消解作用。怎么避免这些局限，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局限，不光是儒家的局限，也是几千年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局限，即我们始终没能解决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约束问题。儒家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礼记》说“苛政猛于虎”，所有不受制约的公权力都猛于虎。既然猛于虎，就要把老虎关在笼子里。该如何把公共权力关在笼子里？如何防止公共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呢？儒家寄希望于人的境界、操守、修养、品质、人格、自律、慎独，寄希望于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君子，修炼成一个贤人。儒家主张内在的修养，如果把权力放在所谓贤能人手里，不会出现问题，这一直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就现实来看，这很难靠得住，起码不能持久。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大体上不会超过300年，达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就会动乱，然后农民起义大扫荡，然后休养生息，然后经济繁荣，100年左右问题又开始出现。之所以如此，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没能受到约束，没能解决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去的问题。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给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不亚于自然界带来的灾难。怎么样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防止其对人类文明成果造成损害，儒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制度、纪律、规则，重建规则、重建秩序、重建纪律、重建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非常重要的任务，其核心要义就是要解决如何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

三、儒学的通变智慧与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打造

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不再单纯是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儒家是笼罩在中国古代王朝运作和普通民众生活之上的一套完整而宏阔的制度体系，至少可分为如下四个层面：（1）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儒学体制架构；（2）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价值体系；（3）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的儒家伦理生活；（4）作为经典文本体系的儒家思想文献。这四个层面严密配合，由上及下，使儒学与国家行政组织融为一体，与社会道德规范完全重合，打造了一个被誉为“礼仪之邦”的“儒教国家”。

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五千多年来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这其中的关键，不仅仅因为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了一套稳定、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更因为我们发展出一套和社会形态、政治架构完美配合的意识形态系统，那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儒家政治学说特别强调“教化”民众，认为“善政不如善教”，“德教为先”，将价值观建设放到威权统治之上，以家族乡党为基础单位，以道德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礼节仪式为承载形式，对民众进行教化约束，建立了古代中国独特的“伦理型生活方式”。在封建社会发展顶峰的明清时代，恰恰是“皇权不下县”的一种状态，国家权力不需要对基层社会进行烦琐的控制就能实现有效治理，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已经完全渗入普通民众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由此实现了古代社会和国家长期有序而稳定的运行。

但历史发展到晚清，以儒家“三纲五伦”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却逐渐陷于崩塌解体的境地。个中原因，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相冲突。这让当时一批有思想的人，如李鸿章、曾纪泽、郭嵩焘、张之洞以及康有为、严复等封疆大吏与思想家，无不忧心如焚，意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亘古未有之大变局。换言之，中国社会从晚清开始走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转型时期，其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而在这一数千年来意义最为重大的文明转身之中，儒家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让人自豪的底蕴，而被看作是一个亟待甩开的负担。儒学作为封建王朝的“上层建筑”，近代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要为西力东渐以来中国遭遇的危机负责。在此背景下，最先被冲击的，是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儒学体制架构；最先被革命的，是延续一千三百余年、一度被西方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1905年9月，光绪皇帝采纳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人《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建议，“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废科举也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和枢纽，科举的废除使儒学切断了与知识精英阶层、与社会上升渠道之间的关联，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所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清帝逊位，则标志着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儒学体制架构的消亡。

继儒学体制架构之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政治理念继而被清理。辛亥革命之后，早期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共和理念之所以不能深入人心，是因为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麻木了民众意志、禁锢了民众思想，因而提出只有引进西方思想、破除儒学思想，重新构建一种新的价值观，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于是1915年，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虽然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学的历史作用，没有把儒学说得一无是处，但正如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所言：“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

作为经典文本体系的儒家思想文献也在这一时期丧失了崇高地位。五四运动以来，重估传统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古史辨派横空出世。如顾颉刚自言：“《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是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顾颉刚认为，要推翻伪造的古史系统，就必须打破中国古史在演变中形成的“四种偶像”，即帝系所代表的“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伦理的偶像”和经学所代表的“学术的偶像”。从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疑古思想“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将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拉下了神坛。至此，传统儒学已经被卸掉了“三头六臂”，“孔家店”被打成了“落水狗”。

然而，当儒学体制架构崩解消失、儒家政治理念被清理殆尽、儒家思想文献变成老学究的故纸堆后，让人惊奇的是，儒学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保持了强大的韧性。这种韧性表现在很多层面。就思想层面而言，虽然儒学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但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有一批批学者坚信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对中国、对未来仍有其价值。他们尤其注重儒家心性之学的阐扬，并会通中西思想，认为儒学不仅不是累赘，反而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有力凭仗。他们甚至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之所以不能应对新的局势，在外强压迫下屡屡失败，内在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精神与思想的根本，僵化停滞，没有焕发出新的生命。如贺麟所言：“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这种思潮在1949年之后于港台地区延续发展并被冠以“新儒家”的称号。

纵观20世纪的中国社会，在革命性与现代性的双重激荡中，儒学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百年革命与转型的波涛巨浪，儒学已经丧失了其体制化、官方化的地位，但今天其绝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古代思想、古典文献而在高校中存在，在广大的民众中间，儒家思想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复兴的潜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学最深厚的根基体现为其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的儒家伦理生活。这种作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儒学，虽经历代王朝更迭，却依然延续着强大的文化惯性。

传统文化与中国变革、改革与进步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被反复提起的一大命题，而每次提起都导致对传统文化与改革关系的大面积解构和更深刻的质疑，认为孔夫子应为中国落后挨打负责。20世纪80年代人们甚至还形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认识，那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封闭、落后、僵化、保守、不能与时俱进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但事实上，这一被认为已经僵化了的中华传统文化，却并没有如很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走向其必然死亡的命运，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在新时代展现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如果说曾引起世界关注的“亚洲四小龙”的飞速发展，还只是儒家文化边缘地带的崛起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则是在儒家文明的腹地上实现了自身的崛起。而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没带来传统的消亡，相反，传统却随之再度大面积复兴开来。中国就崛起在中国传统之中，这一事实显然是对“儒家文化阻碍现代化进程”等原有认识的巨大修正。这一事实也再度把这样一个问题推到世人面前：中国文化究竟为什么会绵延不绝？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如何进一步延续下去？我们认为，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力，来自中华文化丰富的通变智慧，来自这一文化所具有的一种能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内部机制。这就是《周易》所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命题。

与中国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唯有中华文明始终保有自己的国土领地、始终保持其连续性，而且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这其中的答案必须从文明自身的特质中去寻找。中国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秘密，就在于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强大自决力，这就是儒家的通变智慧。通变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通变即在保守、会通、融合传统的基础上，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动、革新。这一智慧，既包含重视传统、融汇古今的一面，又要求不拘常规、适时而变。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对于通变智慧均有贡献，其中尤以儒家贡献最为卓著。智者乐水，水的特质就是变，因此中国古代以川流不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水，与智慧相比拟。当通变的智慧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合，就有了儒家所主张、所强调的“因革损益”。正是以通变智慧为核心所构成的一整套自我更新机制，使儒家文明能够安然度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并不断丰富与更新自己，永葆青春；正是儒学内部因革损益的活力和动力，使其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推进而不是阻碍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变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问题于是再一次被提了出来，许多伟大文明的兴亡，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佛教、基督教等，均是我们在传统世界里曾遭遇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对手，而且这一对手还携着一系列的样板作为其义理的成功案例。面对这一强劲对手，中国传统智慧该怎么办？通过对话汲取对手的长处进而消融对方并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应是千古不变之法则。对儒学在未来的生命力而言，比对话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创造一个以儒家原则为基础，克服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缺陷，从而高于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这尤其关乎儒家文化的生死存亡。为此，我们亟须以古典儒家生活方式为基础，打造一种与中国道路相匹配、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可对接的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这一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是一种现代范畴内的生活方式，是传统儒家生活方式的现代版，而非传统儒家生活方式的原样再版。

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核心，是人文主义的最终追求，是一种再造，或者是塑造一种有教养、有操守、有追求、有境界的彬彬有礼的君子。儒家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都是再造或塑造那种有境界、有操守、有追求的彬彬有礼的君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贵族文化，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文化。所以，儒学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追求全体国民的君子化。笔者有一个观察，近200年中国和西方走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其中西方是把草根平民贵族化、绅士化，所以西方是精英主义支配的社会，新贵族主义、绅士主义已经支配了整个西方社会。而中国，尤其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是把贵族、士绅、君子、读书人、精英阶层草根化、平民化、基层化，占支配地位的是草根主义。所以，传统文化和儒学复兴之要义和追求，应是重新精英化，重新君子化、圣贤化或者文明化。

具体来说，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应具备如下六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人伦情义。人伦是以伦理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儒家的道德准则由人际关系推演而来，既照顾到个体自然本能的情感需求，也有面向社会国家的道义责任，对此可概称为“情义”。传统中国的人伦情义，经过了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富有温情、亲情、人情、友情，仍然是东方社会的特点，“有情有义”仍然是社会上赞扬一个人的重要道德标准。

二是君子人格。君子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包括独立意志、自强不息、内省修身、立己立人、和而不同、温柔敦厚、宽容博大等美好品行。君子人格理想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是人们辨是非、论善恶的基本标准。而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个人层面就是要塑造有教养、有操守、有追求、有境界的君子。

三是家庭本位。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治理的核心，家庭本位是中国其他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所有家庭成员都对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负有责任与义务。“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中国家庭对个人提供的温情和支持，是优于西方的个人本位的。因此，尽管近代以来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受到了很大冲击，但中国人对家庭亲情与家庭价值的重视并未动摇。

四是礼仪社会。礼仪是儒家理念在社会实践中的直接表现，在待人接物、婚丧嫁娶、传统节日等日常礼节仪式中，都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几千年来，“礼乐文明”深刻塑造了中国社会，亦对东亚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得以保持稳定、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当前中国已实现全面脱贫并步入小康社会，“仓廪实”“衣食足”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知礼节”“知荣辱”的任务应该提上日程，重建礼仪社会迫在眉睫。用礼仪教化民众，与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形成互补，有利于整饬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行为失范乱象，并有利于规范民众日常生活、理顺社会秩序、提升中国整体形象。

五是道义经济。儒家的经济理念是道义经济，追求道义至上，保障基本民生，为经济活动和利益追逐设置伦理界限。传统儒家追求的道义经济，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总体理念上是一致的：防止两极分化，维系社会和谐，是两者的共同追求。

六是法治社会。中国古代纳礼入律，形成了以法律儒家化为特色的中华法系，其中蕴含的礼法并用、以和为贵、明德慎罚、执法如山等传统法律文化精髓，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在现代法治基础上，并必须凭借法律法规纠正传统儒家生活方式的弊端，保障个人权益，规范人情关系。

四、结语

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众来说，生活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不能任其自为而不加关注与干涉，必须积极介入与打造。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无不有对生活方式的打造与关注，如西方中世纪对民众着装与做礼拜的具体要求、我国历朝历代的移风易俗活动等。《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随君上之情欲”，也就是经由上层之引导，基于自然地理环境（“水土之风气”）形成的风气就能随之而改变。而应劭《风俗通义》亦云：“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因此，今天打造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既具有其时代必要性，亦有其时代价值性。首先，将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落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指向所在。其次，将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伦常日用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再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终极标志。只要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就一定能够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一定能够增进民生福祉、提高生活品质，共同奋斗创造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因此，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如何结合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积极面向与当下国际潮流及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把中华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打造一个与中国道路相匹配、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可对接的新生活方式，是非常根本且重要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早已开始，只是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复兴必须和生活方式的重建联系在一起，否则复兴可能是没有根基的。这正是我们提出打造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