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混淆因果关系与时间线
文章中提到，“文革”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这种说法在因果关系上存在严重问题。文革（1966-1976）不仅没有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反而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重要的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体系和社会秩序都在这一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文章的论述未能合理地解释文革如何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反而忽略了文革带来的长时间社会动荡。
2. 缺乏证据支持
文章中的一些历史和政治观点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例如，作者提到“文革派”与“改开派”在“卖国”上有共同利益，并推测“改开派”是因为“美国有反中经费发放”而反对“文革”。这样的观点非常主观，没有明确的证据或研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与“文革”的历史直接相关，并且这些观点是否可以归结为利益交换，这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支撑，而非简单的假设和推测。
3. 对毛泽东时代的过度理想化
作者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过于理想化，尤其是将毛泽东称为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伟大领袖。例如，文章中提到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卓越贡献，而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提出并未显著改变世界格局，且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外交政策在当时并未取得广泛的国际支持，反而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将毛泽东的政治决策美化为战略高地的说法缺乏历史依据，且容易忽略其政策导致的国内外困境。
4. 逻辑不严谨的类比
文章将美国总统“特离谱”与毛泽东进行类比，试图表明特朗普的政策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类似，尤其是在对待资本和政府改革方面。然而，这种类比缺乏足够的历史和逻辑背景支持。特朗普的政策与毛泽东的“文革”式的改革大相径庭，二者的背景、实施方式、目的和效果都存在本质的差异。将特朗普与毛泽东进行比较，并且得出“特离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这种结论，逻辑上是十分牵强的。
5. 政治标签和概念的混乱使用
文中频繁使用“文革派”和“改开派”等政治标签，但并没有清晰定义这些派别的具体含义和历史背景。例如，文章中提到“改开派”仍在“津津乐道”地批评中国，且与美国之间存在某种利益交换关系。这种说法缺乏具体的定义和历史背景支持，而且将复杂的历史和政治派系简单化为两个极端阵营，容易误导读者对历史事件和政治动向的理解。
6. 历史叙述不准确
文章在描述文革和中国与外部大国的关系时，存在历史事实的失误。例如，提到“文革”是因为刘少奇代表苏联利益而发起的，实际上，文革的起因更加复杂，涉及到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权力斗争、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毛泽东对中共领导层的清洗需求。此外，文革与美苏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文章所述那样单纯地构成对立的阵营。
7. 结论不合逻辑
文章试图通过将毛泽东的“文革”与现代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联系起来，来得出“文革”是中国未来复兴的基础。这个结论的跳跃性非常大。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文革与中国的经济崛起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的极端政策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恢复。因此，认为文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一个过于简化和不成立的结论。
总结
文章试图通过各种历史解释和个人见解来证明“文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其论证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和事实错误。文章的观点过于极端且缺乏充足的证据支持，使得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对于文革及其后果的讨论需要更加谨慎和理性，避免过度理想化或片面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