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三个外延，严格而言属于后因果关系逻辑下，共时性“自定义是”判断逻辑属性的外延。
根据这个外延而发展的文明，是伪文明。
“交”得越多，自由度越少。
心理学上的“强迫症”，就是“交”得越多，自由度越少的一种心理现象。
极端的交集，就譬如所谓的“洁癖”：笔者有一位朋友，曾经委托笔者为他刚考上大学的儿子寻找出租房，特别强调必须要有独立的洗手间。他说他儿子从不用包括父母在内的“别人”的洗手间，亦从不允许“别人”用他的洗手间。笔者在网络传媒上“听说”过，某些明星也有如此的洁癖。
这反映出：交集这个概念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具有相悖性——越强调“同一（必一）”的所属性，排斥性越强——因此叫做“非包容性共有”。
内涵与外延具有相悖性的非包容性共有就产生了“斗争性”——为什么要“斗争”？因为要维护交集属性的状态不被改变——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伪文明的社会，从个人、家庭、集团、族群、宗教、国家——永远是冲突不断。
日常的人际关系里，敏感于“被冒犯”、听不进任何“忠言逆耳”的人，其思维上交集的属性越明显。
什么思维不是交集属性的思维？“你们都太正经，我只好老不正经”、“（我的）骨灰不放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受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艺术大师黄永玉这些对交集属性思维的“嬉笑怒骂”的“名言”，可以作为答案。
所谓的“是其所是”永远是“因非而是”。
交集越来越确定，已经到了“明察秋毫”的程度，但同时形成越来越厚实的“非”场。结合上一节“我想要”的论述，越厚实的“非”场意味着斗争性越强。再结合上述“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三个外延，就形成了“以交集的模式追求自由，追求越多，斗争性越强，自由度反而越来越小”这么一种滑稽诡异的局面。
这种诡异局面，全面并准确地概括了整个的人类社会历史和现状：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历史。但斗争的结果，是人类思维的自由度越来越小。
曾几何时，西方古典哲学家中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其哲学思想与东方的儒家思想相似，亦是强调一种“社群性”，也就是集体性。然后——就越来越“变调”了——枉费了西方有那么多“高深”的哲学家，写出了汗牛充栋的思想巨著，但这一切思想最后所孕育的，竟然是强调个体性的“普世价值”这么一头贪婪的巨兽：所谓的“普世价值”，正是典型的“内涵与外延相悖的交集性质的同一”，根本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概念”：普世，具有吸引意义的兼容性；价值，则具有分化意义的非兼容性。
价值如何衡量？在街市里一斤菜的价值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意思就是价值其实是“见仁见智”的，可以上下浮动的，可以生成种种莫测高深眼花缭乱的曲线图及经济学理论的。请问：如何“普世”？
当民众高喊着“普世价值”时，偷着乐的，永远是那些有“定价权”的人。
真正能“共享”的，反而是“非”价值性的。例如阳光、空气。越是有价值，其“共享性”越弱，即越需要“争取”。也就是：为了平等，必须斗争；但有斗争意味着不可能有平等的悖论性越强。因此，任何以价值观背书的“XX是普世价值”的命题，皆是不真实（自定义真实）的、毫无意义的“伪命题”。
伪概念是伪文明下的产物。
以伪概念背书的伪命题，再被欧美政治家站在道德高地上高调地确定为政治正确之后，就在这个世界上掀起了阵阵既荒唐又可怖的妖风。
当今世界性的哲辩思潮是以西方哲学为主体，西方哲学经历了由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康德的理性、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到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被划分为知性逻辑与理性逻辑两种认识上的逻辑形态。但以两种逻辑形态的辩证关系发展的现代文明，不但摆脱不了交集的自定义真实的思维框框，甚至认为这种框框是必要的，那些诸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及“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等的“模棱两可”的并集性质的真正的辩证思维，更被一些人认为是“毒害”了近现代的中国人。
但是，交集的自定义真实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它令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永远处在“思觉暂留”的状态里，永远被滞后性所愚弄，被容错性所左右。思维上不但自由感越来越失落，更有越来越“物化”的可能。然而，人类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在文明的进展中，由于忽视了思维过程中的属性在思维发生者与思维对象之间所起的作用，因此依然不得不依赖着交集这种模式，饮鸩止渴地去寻求自由、寻求真相。
是的，饮鸩止渴。如果不以交集为主要模式的确定性思维去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将会失去“秩序”而变得一片混乱。甚至可以说：“反”交集，即是反科学、反“人性”的。
（注：这里的“人性”有双引号，是因为笔者“反”的，是“自定义真实的人性”。
自定义真实的人性，具有道德相对性。
真实的人性，具有道德普遍性。）
但确定性思维的逻辑性环环相扣，无穷递归，终有一天会超出人类的负载能力而发生断裂崩塌。
这种情形，有没有可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