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确认行为下的目标具有哪些模式（状态）？不同的模式具有怎么样的自由度？（既然思维的自由度与目标的自由度等价，因此接下来的内容中，围绕着目标自由度的讨论也就是思维自由度的讨论。）
目标的模式可以通过基本形式逻辑的基础模型“布尔代数”中一些最基本的集合概念来说明。
集合：
如果把“事物”理解为“一堆”包括了人类所能感知的“一切东西”的一个“宇集”，此时思维上相应的自由度可以理解为百分之一百。但百分之一百的自由度与自由绝不等价。因为，不论集合的原始概念“一堆东西”，或刻意人为确定的概念“一堆具有某种相同性质的东西”，“堆”字已经包含了一种具有所属性意义的“是其所是”的约束在内：是“属于”这一“堆”而非属于那一“堆”，此时指者思维的自由度充其量只能达到这一“堆”的最大值。当指者把这个“堆”字，定义为“集”、“族”或“类”时，指者思维的自由度就更加被定义所限制。
集合的定义越精确严谨，即容错性越低，思维的自由度相应地就越小。
以“品酒”这个事物为例：有人喜欢“牛饮”，只要饮进去的液体含有酒精就“痛快”了，这类人往往被晒讽为不懂酒，没有品味；而自命为上流社会的人就十分讲究，指定的酒要某个牌子，某个年份，喝不同的酒要不同的器皿，不同的手法，不同的喝法，餐前餐后等，“搞错了”，就叫做不专业了，就出洋相了。但问题是，同样是把含有酒精的液体倒进嘴里，哪一种品酒行为对人的思维约束大？
子集：
既然有“子”就必定有其“母”。结果就是，子集既受到“子”身份所属的约束，是此“子”而非彼“子”，但彼此又同属于一“母”。例如钉子与水泥都同属于“建筑材料”的“子集”。因此，子集比集合所受到的约束更大，自由度更低。
现实之中，更往往是子集之内还有子集，子子孙孙，自由度是越来越小。现代社会里，分工越来越细。科学的高速发展反而使各学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以至于不同学科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和理解（越来越不兼容）。这些都是逻辑意义上的自由度越来越小的具体表现。
并集（逻辑和）：
集合论里对并集的定义是：由所有属于集合A或属于集合B的元素所组成的集合，称为A,B的并集。以“邻居”这个概念为例：邻居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邻居”的内涵没有改变。而张三搬出去后，在新的地方与隔壁人家同样也是邻居。这里的“邻居”就是并集的概念，反映的是一种关系。
即并集强调的是关系。这是一种相关联的集合之间因无序性（历时性）而本质上具有包容性的“或是而是”的“功能性共存”的真实关系——事物的性质，通过关系表现出来——真实关系在“是”判断论域里就成为辩证法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本文下卷把并集性质的真实关系命名为“共相等原则”）。
“功能性”，指的是真实关系下所具有的对指者的一种客观实在的影响能力。例如，“美丽”和“香味”组成的“花”的“功能”这个并集里，“美丽”和“香味”分别具有影响指者视觉和嗅觉的功能。“包容性”，意味着并集对形成共存关系的各个功能性对象是谁不会刻意挑剔：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即这种共存关系是一种没有必然性（逻辑性不强），不在乎所属性的自然而然的真实关系。因此并集用“或属于”表示。“或”的意思就是可兼有但不必一定兼有（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例如，无论我们主观认为花是否美丽，是香还是臭：花依然还是花，味道依然还是味道，其内涵并没有改变。又例如，锤子具有钉钉子的功能，但我们不能说正在钉钉子的是锤子而搁在工具箱里之后就不是锤子。同理，一颗钻石，无论附在贵妇人手上或深埋在岩层里面都依然是钻石。
因此，笔者认为：严格而言，并集并不是集合，而是一种“功能性共存”。因为并集只强调关系——在同一惯性系里相并而行因而相对静止（和谐）的（历时性）关系。“并集”一词应理解为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关联，而不是一般集合所强调的“一堆”。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无论这种特定条件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都会产生某种（或者的）“关系”——一种自然而然的、功能性的、包容性的真实关系。这种真实关系在“是”判断论域里表述为“并集”。
真实关系没有值。
为真实关系“定值”，就叫做“自定义真实关系”。
自定义真实关系，所定的值其实与关系无关，实际上是为发生关系的双方的“状态”“自定值”。例如：朋友关系中，两个人之间“发生关系这个事件”本身不存在值。但如果“发生关系这个事件”令双方的状态“增值”，就叫做朋友关系，反之，就叫做“敌我关系”了。
现实之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具有共相等原则下的并集关系（例如分子关系组合模式的本质、生物的共生关系、人类社会里各种协同分工、人类历史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皆是“功能性共存”）。由于并集“或属于”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活力性，事物才能各自依据自相似原则“运动变化发展”而表现出千变万化的多样性。
即：事物之间“本来”并不存在斗争性，事物各种“关系”之间产生的是“活力性”。
例如：不能近亲结婚，这并非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不同血缘之间的结合，新生命才能表现出因并集而带来的活力性；恋爱之初的新鲜感、甜蜜感，同样也是活力性的体现。
但是，并集并不意味着绝对自由，而同样只是具有自由度。因为，一切事物的产生都必须具备种种不同的特定条件。有条件，就不是绝对自由。佛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并集，可以认为就是佛学中的因缘。条件是因，关系是缘。因缘和合，就“随缘”生出事物。衍生于中国本土的儒学，其“天人观”、“仁义观”、“和谐观”，无不是对事物并集性质的觉悟。
并集的自由度，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滞后性不强，容错性高（严格而言，真实关系中的并集是历时性与共时性完全兼容，因此不存在滞后性及容错性。但发生在自定义生命意义的观察者眼中的并集，滞后性及容错性还是“免不了”的。本文下卷还会就这种“免不了”的滞后性容错性继续讨论），当下里“或属于”哪一个集合，就具有哪一个集合的自由度，但相互之间的关联并没有必然性（下卷称为“非逻辑推定”）。二，“或属于”意味着不作最终确定，含有灵活性意义，指者的思维就不会局限于某一个集合之内，亦随时可“脱离”已经选择的集合。可以说，中国人的“放下”就是一种“并集”的思维，更准确的理解：放下，不是舍弃，只是放在一边。如锤子不用时放在工具箱，需要时又可以拿出来用。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善假于”，也就是善于借用，借用，即不在乎所属性的“或属于”。
因此：“混合”了真实关系与自定义真实关系的并集的自由度大于“或属于”的集合的自由度，“并”得越多，自由度越大。
作为事物当中“一份子”的我们，如果明白了并集的意义，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种种有关自我认同的观念能尽可能以“并集”视之，尽管并不意味着绝对自由，我们的思维依然能有脱胎换骨的感觉，我们的生活就会灵活轻松得多，即自由感强得多。例如：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如果我把“我”看成一个“并集”，则无论我或属于或不属于成功人士，“我”的内涵不变，我就不必介怀“我”是否成功人士，我的人生道路上的压力确实会少得多。一首流传于中国民间被人津津乐道的诗歌，称得上是对并集有深刻体会的经典之作。这首诗歌的题目叫《见与不见》，相信许多中国人都耳有所闻。这里摘录其中一段，读者可细细品味当中“并集”的奥妙：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进一步“翻译”这段诗歌的意思就是：无论我是否被关在牢笼里，我的自由意志（的性质）并没有失去，“不悲不喜”。
遗憾的是：现实之中，人类的种种观念，我们的所谓“不容侵犯”的“己见”，往往具有的是另一种集合的性质——交集的性质。这是一种相当容易与并集混淆，但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