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讽刺者的道德世界（上）

——夏志清眼中的《围城》与《儒林外史》

【内容提要】 夏志清认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钱钟书的《围城》代表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这两部作品广泛探索了古代和现代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生存的诸多样态与困境，呈现了幽深复杂的道德世界。夏志清品评这两部小说时眼光的转变，也透露出作为批评家自身的成熟过程。夏志清和他所评论的讽刺小说家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不仅为道德关怀的共同追求作出了生动的注脚，也为“跨文化”批评提供了意味丰厚的范例。

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享有盛誉的海外汉学家夏志清认为，中国小说以现实主义成就最高，而讽刺小说代表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最高成就。在其著作《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初版)与《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中，夏浓墨重彩地向西方世界评荐了两部讽刺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钱钟书的《围城》。在他看来，这两部作品广泛探索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生存的诸多样态与困境，呈现了幽深复杂的道德世界。由于他的品鉴，《围城》确立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而其“《儒林外史》论”虽未能在中国学界引起关注，其批评眼光可能更为成熟细致。

一吴敬梓的道德世界

在夏志清看来，《儒林外史》的成功源于作者所持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一部古典小说一开始便具有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直觉把握”；以此为准衡，可区分《儒林》中呈现的两类“喜剧场面”：一种根植于对社会风俗的实际认识之上，另一种则属于夸张的讽刺文学，有意地从现实转向荒谬。①

何谓“现实主义”？在一个现实主义已经被滥用到无所不包的今天，需要通过夏志清的批评来重温其内涵。现实主义，首先意味着作品人物的真实性，这个人物与他的生活是融为一片的，所以真实的人离不开真实的环境、风俗描写。这是表层的真实。其次是揭示人物生存的真实状态。作者完全呈现了一个真实环境中的人物的实际生活，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物的生存本身是真实的。生存的困难与歧路在于，大多数人“以为”的自己和“实际”的自己，并不对等。因而出现了人格的伪饰与分裂，乃至以自我戏剧化表现出的心理冲突，都是偏离了真实的轨道而产生的现象。这些人物出现认知偏差，是借助智者的“慧眼”可以观察到的，但他自己虽然未必自觉，一个生存于虚假中的人物，其缺乏自知之明而带来的面子与里子，自我与他人的冲突与痛苦却是真实的——一如包法利夫人的痛苦，并不因其生存的虚假性而得以取消。作家如何揭示这种痛苦？

深层的人性真实必须借助对环境与人物的真实呈现才能予以揭示。一个深深嵌入特定文化风俗的人，全面承受着此文化内蕴的冲突而带来的压力，他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才更真实有力，从而引发严肃的思考：人应该如何生活？这就带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性条件，现实主义，意味着作者正视现实，对于人生经验有着活泼的吸收吐纳能力，能够“设身处地”虚构一个有着自身情感生活逻辑的人物，以及相应的生存环境。设身处地，要求作者有无限的同情能力；然而同情不是赞同，依然要在这种真实的生活与人物中看出不合理，带着对道德问题的紧张，探询成熟的人性及严肃的生活应有的模样。是以“批判性”乃讽刺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根本。但讽刺首先意味着距离——心理、情感的距离，乃至价值观的距离。如何处理有距离的讽刺和设身处地的写作态度这看似悖反的两者，使之达到高度的平衡与融洽，是任何一位讽刺小说家都将面临的挑战。

吴敬梓笔下的周进是一个成功的创作范例。周进想象中的自我难以融合于实际人生，这两者显见的落差为他的人生抹上滑稽的色彩；但是，他的痛苦本身确凿而实在，我们即便看到人物生存的虚妄，对陷入如此境况的人物之悲恸却不能漠视轻忽、嬉笑玩弄。周进看贡院时的戏剧性场面，虽然有几分夸张，但依然是天才洋溢的一笔：“周进这个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的人，对于所有那些伤害他的人都是恭恭敬敬，最后所领受到的，是一场悲痛欲绝的大哭，这完全符合他的个性。”②

但在严致和与范进等人的塑造中，作者显然失去了分寸。严致和极端的吝啬与他之前给人的印象太不一致，而范进不知苏轼这类惊人的孤陋寡闻，显然已经脱离了这些人可能的生活实际，他们被叙述人硬生生从自己的生活里剥离了出来。假如他们地下有灵，大概也会像《灵感》中的人物，跑出来申冤：“你在书里写得我们又呆又死，生气全无；一言一动，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泼泼的人物。”③伴随着那些漫画式的滑稽人物出场的，是叙述者心不在焉的嘲弄。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背对着他笔下的人物，着意要显示自己的讽刺才华的叙述者本人。这突然的转身，成全了他夸示性的嘲弄，却也同时以失去对笔下人物的耐心体察为代价。

这里，上述的距离控制的悖反，就形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现象：讽刺，究竟以无情还是有情为更高境界？在“无情的讽刺”成为人们随口称赏讽刺作家才华的同时，同情而克制的讽刺或许更难企及。剑桥学者F. R.利维斯评价一位作家时说，“她是绝顶聪明且有自知之明的人，纵使她要嘲讽，也不可能超过偶尔为之的程度”。因而她笔下的讽刺对象“与我们的距离远非我们洋洋自得地相信的那样遥远”。④熟谙利维斯批评的夏志清一定留意到这段经典评语，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吴敬梓，这一类“过分轻蔑的奚落”⑤不过表明了讽刺作家的失陷：像这一类的笑料，通常总是由于它们对于文人学士阶层的毁灭性的暴露而得到批评家的赞赏，但实际上所具有的讽刺力量是很小的。因为它们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夏志清讨论的讽刺小说之“现实性”问题，实则涉及叙述者自身的姿态，因为对笔下人物的道德关怀必将融化为一种妥帖恰当的叙述态度，从而显示其道德世界。细观《儒林》，吴敬梓的道德视野并不单纯，他的讽刺是具有不同侧面的多刃刀。

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和假文人是《儒林》显而易见的讽刺对象；真假文人的标志是有无真知。作品里的马二先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学识狭隘浅陋，在大自然面前毫不动情，在餐桌上举止粗鲁如同乡下人，但是他心胸宽大，他的仁慈善良通过他的土里土气的话而闪现出来，显得不同一般。夏志清指出，“在吴敬梓对于文人的讽刺中，他的关于文化修养的理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关于道德的理想最终决定这作者对于小说人物的态度。一个文人可以保持道德的完善，即使他的文化教养由于其治学途径的影响而有严重的缺陷”。因而必须将马二先生置于小说最为惹人喜爱的人物之中。

吴敬梓理想的文化修养，是富有层次感的儒家道德序列。匡超人是马纯上帮助过的年轻人，刚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勤奋好学，乡邻和知县对他多有好感与提携。但是，获得功名的匡超人在一系列事情中很快显出他道德软弱的迹象并日益堕落。他的行迹让人想到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中的“牡蛎美人”茜博太太，他们开始有的只是一种未经考验的美德，然而“一遇时机便放弃德操”。但是，“吴敬梓并没有像早期的说书人那样对他进行惩罚，相反，他把他送上他自己要走的路，让他越走越远并获得更大的成功：在这里，道德谴责的暗讽已经足矣”⑥。

在作者看来，正是功名之心导致了匡超人的腐化和堕落。而“按照王冕的标准来看，似乎一个人如果怀抱着强烈的对尘世功名的向往就注定要堕落”⑦。但是，更为细致的讨论是：

一、如果功名之心导致腐化，那么远离官场是否能够成就士大夫的美德？我们看到，尽管对真假文人的讽刺构成《儒林》中显见的层面，作者并未将科举制度视为唯一的讽刺对象，沉溺于追求在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清名”同样构成了士大夫阶层的隐秘的人生诱惑。这种成功较之于官场高名更符合儒家知识分子对“高雅自我”的期待：

这类文人有着不从流俗的自我意识(雅)，瞧不起那头脑狭隘而粗鄙不堪、醉心科举的文人(俗)。但是，小说的讽刺力量在于，作者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文人采取了公允的态度，而并未有所偏爱。如果说通过科举而获致成功的教育途径过于狭窄的话，那么由高雅的文明所培养起来的那一类人——对艺术只有浅薄涉猎的文人——他们的风尚习性也是应当受到指斥的。⑧

然而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对艺术已有高度修养的人，譬如小说中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他们的风尚习性是否就值得首肯？

二、作品中的理想人物杜少卿推辞朝廷的邀请，放弃施展才干的机会看上去是清高之举，这种企图以高雅的享乐来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正直和诚实；但是，“如果所有优秀的文人都放弃他们出仕的责任，那么他们不就会将这个世界永远丢弃到那些汲汲追求私利的世俗的人的手中吗？”⑨吴敬梓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庄绍光是与杜少卿对应的人物，他被举荐进京。但是他的命运表明，尽管他笃守儒家教义，以经世为责任，仍会遭到环境和命运的排斥。

吴敬梓以复杂的笔墨探讨了知识分子在那一时代的可能性，以此展现了一个道德的秩序世界。同时呈现了知识者生存的窘境：诱惑，与对诱惑的拒绝，都可能导致歧路与陷阱；出处进退，都难免碰到伦理的瓶颈。

但是，当我们关注被置于伦理秩序顶端的人物杜少卿、王冕时，吴敬梓的边界也同时显现。这一点是由夏志清为读者揭示的。吴敬梓同他的主人公杜少卿一样，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贵族政治倾向，“由于他显赫的家庭背景，他认为名声、地位、财富是一个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不是追求所得来的，如果一心一意去追求，那就太卑鄙了”，“这种清高在王冕身上体现出来，而在杜少卿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杜少卿与王冕不同，“他与生俱来的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姓氏和一笔财富，既然他不能去掉自己的姓氏(实际上这姓氏随着他的慷慨挥霍变得更为出名)，这就给了他某种悖逆的惬意，去倾尽自己的家产以重获自由”。吴敬梓显然要把杜少卿塑造成一个理想的魅力人物：一个诚实坦率，粗放慷慨的人。但是，细心的读者却能发现他的这些“美德”与我们心目中的稍有参差，一个微妙的道德问题由此呈现。杜少卿离家去南京这件事发生之前的故事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果放在作者所赞赏的“慷慨大方”的范畴来领会的话。许多人向他伸手要钱，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他竟然使自己陷入贫穷拮据的境地；而他所资助的人是否因而更放纵贪欲？夏志清指出，尽管杜少卿天性慈善，他的慷慨仗义却更多地显示出一种贵族自豪感。他喜欢充当恩主的角色，坚持一切都由自己承担费用，在别人求助时不说一个“不”字。正如去拜访一个知县就有失他的尊严一样，拒绝一个请求也是违背他的性格的，不管这个请求是多么不合情理。这不是自觉的善行，而是一个受到“骄傲”诱惑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的弱点。“我们称之为慷慨的，经常只是作为一个赠予者的虚荣，我们爱这种虚荣要超过爱我们所赠送的东西”⑩。吴敬梓对杜少卿的弱点并非毫无认识，文中借助娄太爷之口告诫他慷慨仗义不能贤否不分，堂兄杜慎卿则说他“最好做大老官”。但是，作者对这种优秀者的弱点显然持有同情的欣赏，其中洋溢着自我对象化的成分。具有如此文化理想的作家，在讽刺他的对象时难免也会暴露某种不足：“出于对暴发户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在讽刺以彭乡绅为代表的他家乡的暴发户时，他显然失去了讽刺时应有的自制，我们看到他萦萦于心的宿怨占了上风。”(11)这里的讽刺因带有更强烈的个人色彩而限制了艺术表现力。

夏志清评价文学的背后有清晰的英美人文主义传统。此处对个人性的敏感，即源于T. S.艾略特对成熟心智的理解。在艾略特看来，“每一位诗人都从自己的一些感情出发……和但丁一样，莎士比亚也从事于一场斗争——对于诗人来说，只有斗争才有生命——斗争的目的就是把个人的和私自的痛苦转化成为更丰富、更不平凡的东西，转化成普遍的和非个人的东西”(12)。“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天才都在于他又把他个性中的破坏性倾向塑造成大于他自己的东西，从而抵制他们的能力。”(13)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吴敬梓的创作，你会看到，由于作者和书中主角的关系过分密切，不免时常流露出“自怨自艾”的情绪，以至无法产生带有讽刺意味的客观性：“只有当他在探讨那些跟他极不相像的人的命运时，他才是个有把握的小说家，像契诃夫一样地融合了同情与讽刺。”(14)

对成熟心智的辨析，源于如何理解自我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对比中英文学，对“骄傲”的理解可能大不相同。骄傲是自我过大，自怨自艾的心理动力仍然是自大。杜少卿在贤否不分的“施舍”中欣赏着能力无边的自我，而吴敬梓则在牢落不平的创作中谴责这个日益堕落的世界。确如艾略特所指出的，“再没有把自己想得好更难克服的了”。

面对同一人性，各种文化观察点不太一样，所看到的层面、重点也有所不同。这并不表明某种文化更优越。然而我们只有借助更全面的文化眼光，才能对人性有更透彻的体察。深受英美文学传统熏陶的夏志清对英国文学中“骄傲”主题的敏感，使他对中国文人心理的这一弱点有特殊领会，因而弹奏出“《儒林》论”的精彩华章。(可以比照的是其兄夏济安对王昌龄“闺怨”的女主人公“虚荣心理”的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