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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开启思维:语言奇点与思维初始基因(上)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2★★☆] 于 2025-01-11 2:10 已读 4275 次 1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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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语言开启思维:语言奇点与思维初始基因(上)


1. 语言问题或有量子式答案


20246月, 《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科学家E. FedorenkoS. PiantadosiE. Gibson的一篇突破性论文“语言首先是交流工具而非思维工具”(Fedorenko2024,简称LFC, 表示language for communication, 即“语言为了交流”), 声称脑科学可以证明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思维。这里涉及语言起源和根本功能的一个长期争论的公案, 即语言何以成为语言, 或者说, 语言所以是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交流还是思维。


语言是典型的复杂问题, 其复杂度或相当于人类生活, 两者有着某种映射关系。复杂问题或可能不存在唯一答案, 而可能会有量子式答案, 即存在两个以上不同乃至互相矛盾却同时为真的答案, 或干脆不存在最终答案。或许语言问题也会有量子式的答案。人们即使喜欢量子力学, 也还是不喜欢量子式的答案。


毫无疑问, 语言是交流工具。语言的前身, “前语言”的信号系统, 就已经是交流工具, 因此, 可以追溯的语言始祖基因应该就是交流功能。LFC基于脑科学获得结论, 肯定语言是交流工具。这个论断倒是平平无奇, 真正有挑战性的是, LFC提出了一个否定性的论断:语言不是思维的必要形式。在缺乏语言支持的情况下, 人仍然可以进行思维(比如失语症患者), 因此语言不是思维的必要条件, 思维不是语言的根本功能。对语言与思维一致性的这个否定判断才是真正需要争论的深刻问题。在此我仅从语言哲学视角提出与之相关的疑问和论点。


先给个预告。语言与前语言的信号系统虽有共享基因, 比如交流功能, 然而从信号系统到语言再到文字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事实串, 其间发生过多次基因突变, 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奇点(1)时刻, 有过不止一次的起源和再起源(再创造)事件。在发生某个奇点式的基因突变之后, 信号系统突变为语言, 意识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功能反转。理性化思维逐步超过经验, 成为意识的核心工作。于是语言变成理性思维的必要形式, 成为理性思维的载体, 语言反过来为理性思维发明了用于增强思维能力的抽象概念, 甚至专业化的特殊语言(数学和逻辑), 从而主导了思维, 或按照LFC的用词, “介导”(mediate)了思维。总之, 语言基因的突变实现了从以交流为主的模式到以思维为主的模式的功能转变, 从而逐步发展为具有全光谱功能的成熟语言和文字。


2. 追寻语言基因变异的方法


追溯语言基因演化并不是去追溯某种语言的词源学或语法形成路径, 而是去追溯作为一般概念的“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的必要条件, 甚至(在可能的条件下)追溯其充分条件(如果可能的话, 这个目标有点太大)。哲学分析不是实证, 而是在诸种可能性中去寻找“事实上最可能”的可能性。“事实上最可能”这个说法对于早已消失的历史事实来说有点尴尬, 因为很难确认哪些消失的事情是“事实”, 可见经验主义的“事实”概念在此不太准确。因此, 我们寻求的是“存在论上最可能并且最合理”的解释, 也就是以“逻辑可能性”减去所有已知约束条件下的“不可能性”(包括物理学、 生物学、 人类学等等约束条件下的不可能性), 剩下的就是存在论上最可能的可能性, 同时也是最合理的解释。


我们的具体目标是去追溯从“前语言信号系统”到语言的演化过程中发生的奇点剧变, 以此来解释语言何以成为语言, 或语言凭什么是语言。语言的发生状态已消失在时间中, 缺乏经验实证, 因此, 生物学或脑科学就被认为可以提供替代性的实证。可问题是, 语言是一个文明事实, 其文明性质并不能还原为生物学或脑科学所测量的神经活动。或者说, 语言基因是人文基因, 不能还原为生物学的基因, 因此, 生物学或脑科学的证据恐怕只能表明语言的生理条件, 并不能解释语言的精神性质。最可疑的是, 如果把语言或思维活动还原为脑科学可观察的神经信号, 那么, 无论多么复杂的语言和思维操作都被“兑换”为同一个层次上同一种运动方式的脑波, 语言的所有文明性质就都在“降维”中消失了。在此, 还原论(reductionism)就非常可疑了。还原论的有效性基于保值, 假如不能保值, 就变成对结构的解构了。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是一个旁证, 人工智能把所有信息都还原为性质相同因而可用算法统一处理的标识(token), 此种“万物化一”的还原方式固然使算法实现了高效率, 但已被证明, 如果人工智能的“知识”限于标识系统, 就学不会推理和因果关系, 因为标识关联度不能充分且正确地表达理性思维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 把语言还原为标识类似于把语言还原为脑波或神经信号, 两者有着某种同构性, 都同样不太可信。因此, 我们有理由采用非还原论的分析方法。


作为分析对象的历史时段可以限定为从接近语言突变奇点之前的“前语言状态”到文字语言的形成, 时间跨度约从数十万年前到3000年前。这个时间跨度有争议, 科学家至今未能确定语言形成的准确时间, 按照宽松程度不同的标准, 语言(口语)形成的时间或在数十万年前至十万年前之间。不过, 时段长短对于我们的分析不重要, 总之是一个演化非常缓慢的长时段, 只需要设定一个管它多少年的“前语言状态”就足够了。人类的前语言信号系统可定义为至少等于且大概率高于任何动物信号系统(以海豚和猩猩的信号系统为上限)的发达信号系统。其信号系统包含的标识量(大致相当于词汇量)以及标识之间的相关函数关系已经足够丰富, 足以表达原始的集体采摘和狩猎生活所需要交流的信息。


首先选择功能主义的分析。功能主义虽拙于历史解释和文化多样性分析, 但对于一个陌生度足够高的信号系统, 功能主义分析优于结构主义分析, 理由是, 既然一个信号系统的陌生度很高, 我们就缺乏能够直接分析其对象结构的可信方法, 更难以分析它的历史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提示了, 对于一个全然陌生的语言游戏, 不存在直接读懂其意义结构的方法, 只能通过语言用法的功能表现去推测。假如将我们的语言结构倒映或套用为陌生信号系统的结构, 恐怕猜中的概率极低。设想一个类比情况:假如收到外星人的信号, 显然应该使用一般假定为通用的数学和逻辑方法去破译, 而不是套用人类语言的特殊语法。功能的表现是显眼的, 通常可从“信号s总是引起行为a”或“a总是s的继发行为”的动词性现象去推测。与之不同, 结构是名词性的, 在一个语言或信号系统里, 任意名词NN’的含义难以通过NN’之间的相关度来确定, 其破译难度接近于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去破译密码——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能够, 但需要极高明的理性安排, 且必须在严格的公理系统里才能够做到。例如在希尔伯特的几何学公理系统里, 每个概念的含义都没有解释, 只在相互关系中被定义, 包括点线面在内的每个概念, 都不再是可直观理解的思想对象。但在自然条件下, 一个足够陌生的信号系统, 其语义结构不可能直接呈现, 因此, 采用功能主义去推测足够陌生的远古信号系统或语言的情况是相对可信的。功能主义是“动词性”的理解方式, 功能在“做功”的关系中表现出来, 因此, 从动词性的继发效果可以推测某个信号的功能, 而名词性的含义则需要涉及整个系统的破译。赵汀阳(2023a2023b)的动词哲学理论认为, 动词思维才是真正基本的思维, 而且, 名词最终要由动词来解释。在此跳过不论。


在前语言的信号系统里, 每个信号只是尚未形成语法性质的标识, 大概率既是名词也是动词, 甚至也可能是尚未分化为名词或动词的“语境词”。动物的声音组合或可为旁证, 但不能套用人类的语法去理解。假设有一个动物信号s, 按照人类语法, 既可解读为名词“食物”也可以是动词“来吃饭”, 但此类语法性的区分对于动物是多余的。动物伙伴听到s, 都会采取行动a, 这才是要点。信号的目的是引起行动, 而行动定义功能。从信号引发的行为结果可以推知目的或功能, 因此, 信号的功能是明显可理解的。人类的前语言信号系统肯定比动物信号系统发达得多, 两者性质类似, 只是前者“词汇量”(信号量)更大。使用发达信号系统的原始人能说很多“话”(这一点或为臆想, 原始人忙于生存, 未必那么话痨), 主要功能是交流生存所需的信息。就信号系统而言, 交流先于思维, 准确地说是只有交流, 没有思维。在前语言时期, 人类只有经验交流, 还没有什么思想交流, 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思想。LFC认为语言以交流为主要性质, 这个论点有误导性, 实际上应该说, 交流是信号系统的性质。可是信号系统尚未演化成语言, 两者有质变, 因此不能推论语言的主要性质也是交流。把信号系统归入广义的语言, 此种广义归类会导致概念混乱, 就像把会飞的昆虫与鸟类合并同类项会产生物种概念的混乱。语言之所以是语言, 是因为它具有信号系统所没有的某些性质和能力, 比如系统的自反性(reflexivity)和意义的繁殖性(reproductivity)。信号系统不能反思自身, 其意义的扩展空间也被生存经验所限制, 不可能自动生产超出经验的新意义。


这里通过功能主义分析获得的结论是, 作为语言前身的信号系统已经形成了足够的交流功能, 但尚未形成思维功能。信号系统的交流基因当然并且必然遗传到语言上, 但关键问题是, 当信号系统演变为语言, 意识会因此发生何种变化?语言比信号系统多出了何种功能?另外, 可以明确交流先于思维, 但不能推出, 语言的根本功能仍然是交流而不是思维——以交流功能为主导的信号系统尚未开启思维功能, 也就无法对交流和思维的地位进行比较。LFC的一个疑点是, 文中讨论的语言实际上更接近信号系统, 那种所谓“不需要语言的思维”实际上更像是意识而不是理性思维, 因此我疑心LFC默认语言是包括信号系统和语言的广义概念, 但过于广义的语言概念会导致混乱, 并不是一个良构(well-founded)概念, 而是一个“范畴错误”。


尚未形成思维功能的信号系统是什么样的?没有实证, 只能猜想。原始人的生活简单, 还没有历史意识和未来规划, 信号系统也没有相应的超越经验语境的抽象概括形式, 估计只有相当于现在进行时的表达, 不需要专门用来建立时间和空间秩序的语法。信号的组织方式有可能就是无语法的串联而形成信号串, 比如s1+s2+s3...+sn的自由排列, 尚未形成对事物的描述, 也就尚未构成知识的基础, 其功能就是提醒或召唤某种经验和行动。比较合理的推测是, 信号具有混合性质, 兼有与事物的对应性和对行动的祈使性。信号不是知识, 所以信号的对应性不是陈述(应该是陈述的前身), 对应性相当于数学的映射(mapping), 是一对一的对应性, 只是提示了“有什么东西”, 还没有形成“事物是如此这般”的描述。假设hoo是对应老虎的信号, 喊出hoo, 既指示老虎, 也提示快跑, 但hoo没有描述关于老虎的知识。


要确定信号系统在何种条件下突变演化为语言, 就需要找到语言的“始祖鸟”, 因此需要引入一种能够发现踪迹的回溯分析方法。皮尔斯的“溯因推理”(abduction)就很合适。这是一种由特定结果所给定的约束条件去追溯最可能原因的方法, 在意图上近似于逆运算, 但在置信度上弱于逆运算。由于已知条件时常并不充分, 因此, 溯因推理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达到逻辑必然性, 所以不完全等于数学的逆运算, 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具有很强实用性和有效性的方法。溯因推理的方法本身没有缺陷, 之所以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达到必然性, 是因为溯因推理的应用对象不是形式系统内部的命题关系, 而是经验事件的关系, 而经验事件关系涉及未知或不确定因素, 难以形成充分知识。经验命题的真值不是一个恒定赋值, 与形式系统内有着给定真值的命题完全不同, 所以溯因推理总是受限于经验知识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 对于回溯寻找最可能的原因, 溯因推理已是最有效的方法。


溯因推理的典型应用模式是侦探寻找证据链的方式, 比如这个谋杀案的最大受益人是谁, 是否有仇人, 相关人是否有心理变态, 相关人是否曾经被受害人的行为所激惹;既然受害人死于严控的毒药, 那么哪些人能够接触到这种毒药;既然每个相关人都提出了不在场证据, 其中必定至少有一个人的证据是作假的, 那么哪一种不在场证据在技术上有作假的可能性, 诸如此类。溯因推理的本质在于以排除法去收敛可能性, 如果收敛过程是连续非跳跃的, 并且收敛结果只剩下唯一选项, 就等于找到了原因。不过, 原因是个至今难以定义的概念, 约等于“充分必要条件”。这个标准在有限的形式系统里很正常, 但在经验世界里却是过高的要求。真实世界是无限的、 开放的、 不确定的, 很难收敛出“充分必要”的原因。可以说, 溯因推理有把握找到的原因, 大概相当于某个必要条件, 最佳极值或可能达到的充分条件, 但几乎肯定达不到充分必要条件。于是, 溯因推理也可理解为试图通过多环节的必要条件约束去发现充分条件的有穷步骤过程。值得一提的是, 皮尔斯的溯因推理与贝叶斯概率推理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 但推理方向相反, 似可互补而构成互证, 这是题外话。


以溯因推理去追溯语言基因的演化和构成, 可知语言的交流基因遗传自信号系统, 不仅可追溯至人类的前语言信号系统, 甚至可追溯到动物信号系统。交流功能应该就是语言里最古老的基因, 但交流基因不足以承载语言的更多功能, 尤其不足以形成推理和因果理解、 知识的生产和积累、 世界观以及对事物的美学表达等功能。这意味着, 从信号系统到语言的演化, 从初始语言到成熟语言再到文字的演化, 这个迭代演化过程中必定存在着若干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基因变异节点, 从而导致语言的新物种形成。成熟语言意味着全功能语言, 即具备表达一切可能事物乃至于具有建构世界(world-building)的能力, 从而能够建构一个与真实世界等价的思想对象, 最终还能够发展出反思语言自身的元语言, 使人类获得充分的主体性。那么, 那些奇点级别的变异节点, 或者说, 语言成为语言的创建点, 又或者说, 使语言成为新物种的新基因, 到底是什么?在分析谜底之前, 还要先继续讨论方法。


为使溯因推理更加可信, 可再加持一种“反事实验证”方法。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设问——以假如(if)引导的问题——通常是研究虚构的可能世界或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性的模型。这里用于分析真实的“事实”, 则可检查一个给定事实有哪些结构和功能是这个事实不可或缺或不能减省的。具体做法是, 对给定事实x的存在条件施以假想的“反事实减法”, 以此来检查, 在反事实地抽掉某种存在条件的情况下, x是否依然照常存在(exist)x是否仍然可被识别为“是(is)x之所是(x as such)”。如果抽掉事实x的某个构成因素xf, 相当于设xf的取值为0, 可以发现:或x不受影响;或x发生严重变态;或x甚至变成了另一物种, 如此等等。这里要检查的情况是:给定成熟语言L, 如果L失去某种构成因素Lf, 那么L是否失去成为L的必要功能f


例如, 有能力表达一切事情的成熟语言都有抽象概念, 那么, 假如取消抽象概念, 语言是否还保有支持思维的能力?思维是个有弹性的概念, 在抽象思维之外, 还有意象思维, 因此不难推知, 在损失了抽象概念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意象思维, 但恐怕会损失大部分的数学和逻辑推理功能。LFC关注的思维例子就似乎属于意象思维能够完成的工作, 在普通经验意识里就可以完成操作, 确实不需要求助抽象概念。LFC的论点如果收敛为“语言不是意象思维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就基本上正确了。顺便一提, 中文可能是个特例, 中文的大部分概念来自意象, 这与中国的经验主义思维是一致的, 但有趣的是, 中文的许多意象却具有“理论性”, 兼有概念或范畴功能, 例如“道、 天、 人、 阴阳、 仁义、 心”等等。假如以中文来做例子, 事情就恐怕有些复杂了, 不知道LFC的论点是否仍然成立。中国式“意象-概念”的意义开放度大于收敛的限定性, 因此思维不精确, 逻辑性较弱, 却仍然是理性的。这个有趣的复杂问题在此就无法展开了。


最具理论意义的是表达思维关系的一般算子。关系算子是抽象思维的基础, 不是对事物集合的概括, 而是对观念之“间性”(inter-ness)的运算方式, 计算的也不是实在关系, 而是思想关系(命题关系), 往往被认为是与经验无关的先验形式, 是标准的抽象思维。逻辑是一种元语言, 虽非唯一但极其重要。在逻辑中, 自然语言丰富多彩的关系算子被还原为5个逻辑关系算子(或称联结词), 包括~()、 ∨()、 ∧()、 → (蕴含)和 ≡ (等值), 理论上可再还原为两个(~、 ∨), 甚至还原为一举两得的单个双功能算子(谢佛算子, 功能上等于两个算子), 但对人不方便(也许对人工智能是合适的), 因此实际上通用5个算子, 这是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基因了。当然, 抽象思维的完整基因谱系里还要加上量词, 还有数学里表达复杂关系的多种函数算子(数学是另一种元语言)


仅就逻辑算子而言, 如果加以反事实验证就会有重要发现。这里先给个例子:假如没有蕴含算子, 即如果没有“如果-那么”关系, 语言就无法表达推理和因果关系, 也就难以承载理性思维功能了。其底层秘密在于, 如果删除“如果-那么”关系, 思维必定丧失可能性的维度和虚构能力, 也就无法想象在现实之外的所有析取选项, 无法设想不存在的事情, 无法设想自由选择的未来, 进而必定损失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 因果概念将退化为人类学家喜闻乐见的“野性思维”里的相关性或先后关系(ChatGPT也喜欢), 同时还必定损失逻辑分析和推理能力。可见后果极其严重。差不多可以说, 如果从语言里删除“如果-那么”功能, 就不存在理性思维了。不难想象, 如果思维里不存在可能性、 未来、 假设、 因果关系和必要条件等维度, 思维就退化为原始思维。赫拉利(2014)以及珀尔、 麦肯齐(2019)等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虚构能力是形成人类思维的一个必要条件, 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的这个论点通过删除“如果-那么”算子的反事实验证即可得证。


基于生物学或脑科学的一种流行理解似乎乐意把思维与意识混为一谈。但我倾向于保守的分类, 即意识和思维是两件事情, 比如动物有意识但没有思维, 同时也倾向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 没有语言就无法思考。这意味着, 思维不仅能够意识到各种事情, 还必须能够建构内在于思想自身的思想对象(胡塞尔论点), 即一个由思想建构出来的包含无穷可能性的观念世界。也就是说, 思维的本质是建构性的, 不仅能够反映世界, 更能够自己建构一个观念世界——能够自己想自己要想的事情, 那可以是一个足够丰富的数学系统, 或虚构的文学世界, 或各种理想社会, 诸如此类。意识到“什么是什么”, 只是意识, 不是思维。或者说, 如果关于对象的所有陈述都可以表达为is句型, 就不是思维, 只是对事物的反映。只有超越了“是”而能够思考“不是”的情况, 才是思维。简单地说, 反映存在的意识是意识, 能够思考不存在的意识才是思维。


3. 语言的思维功能创建点, 也是反转点


强迫症就想把事情说两遍:反映存在的意识是意识, 能够思考不存在的意识才是思维。LFC提出了疑问:真有什么思维形式“必需”用语言吗?真是好问题!LFC还给出一个论断:就任何可测试的思维形式而言, 语言并非必需。这个豪横论断也令人赞叹。但我要提出一个不同意见:以否定词为引领的一系列形而上概念, 或许也是哲学家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先验概念, 就是理性思维乃至任何思维必不可少的形式, 而且是“可测试的”——但不是脑科学的测试, 而是落实为外部行为的功能主义测试。


如果有某些对于思维必不可少的概念的涌现(emerging)导致了形成新物种语言的奇点, 那些概念就同时也是意识变成思维的奇点。可是, 从信号系统演化为语言的突变奇点到底在哪里?信号系统自身不可能自动地导致基因突变(无此内因), 同理, 交流功能也不可能自动演化为思维功能, 一定是原始人的生活“涌现”了某种不可考的奇迹而触发了某些特殊概念的出现。到底是生活里何种原因触发了意识或语言的奇点, 很难推想, 但可以肯定, 在信号系统到语言的演化过程中, 或交流功能到思维功能的演化过程中, 信号的积累性量变不能导致质变, 因此必有发生基因突变的奇点。我的初步猜想是, 当生活的复杂度发展到超出信号系统的处理能力, 就会触发语言的涌现。语言发生的奇迹意味着从猿人到人的奇迹, 等价于或同构于从意识发展出思维的奇迹, 就是说, 从信号系统到语言的突变等于从意识到思维的突变。我无法证明以上假定, 有待科学去证明, 但根据人类思维事实去溯因, 上述假定似乎是合理的, 至少难以找到否证的证据(那种基于范畴错误的证据不算, 比如认为动物也有思维和语言。按此逻辑, 恐怕将来还会认定三叶虫有思维, 甚至植物也有思维, 事情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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