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的第一表现，就是时空。
自他之间要有“分别”，就要有时间、空间的“需求”。因为，有时间，有空间，自他分别才成为“可能”。或者说：对时空的存在感，是自他分别的“铁证”。
时空的悖论性表现在：
时空是有限的，因为只有有限的时空，才能成为“目标”，令我们的“是”判断能够成立。
时空是无限的，因为对时空的“是”判断一旦成立，我们就令自己（指者）与时空“分离”，时空就成了“他者”，我们对时空的指向（认识）行为就必然为无限。
因此说：悖论的第一表现就是时空。
“无限”不是判断对象本身的大小，不是时间的长短，也不是与判断对象在度量空间上的距离远近，“无限”的是“是”判断的指向（认识）行为。但认识行为却必然发生在“因需求而产生的”有限的时间性的度量空间。
以上就是加入了对“产生自他分别”这个环节的认知后对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律背反”之一的明确解答。
“是”判断就是一切二律背反的源头；“是”判断是第一二律背反。
少了“产生自他分别”这个环节的认识，悖论就无解，证明者就不能从根本上反省“是”判断本身的问题，就造成所有对“是”判断的探讨，总是在肯定了“是”判断的前提下，再承认“是”判断的局限性。例如：眼前摆着一个杯子。我们总是先充分肯定眼前“有杯子这么个东西”，再去研究这杯子的质料成分，来龙去脉。但这样一来，证明者就被自己证明的东西（永远的前提）束缚了思维，失去了进一步探讨的可能，对事物的认识最终就走错了方向：一般人对杯子的认识往往只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层面；锲而不舍的科学家则最终会“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杯子不可能“充分认识”。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如是：我们皆是首先充分地肯定有物质世界、精神世界这些个“东西”，然后再追问物质是什么、精神是什么。然而，文明发展到今天，物质、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然是不清不楚。
老实说，“是”判断是一个颇为土气的叫法，被证明者所肯定的“是”判断，已经被“加持”，有了一个十分之高大上的称谓，叫做“理性”。理性被认为是文明的内涵之一（本文下卷对中华文明会有不同的“解读”）。人类对自身文明的自豪感，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我们有“理性”。出于对理性的自豪感，我们更产生了强大信念，继而一度喊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会知道”的豪言（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1930年的演说词）。最近的豪言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Yes ，We can”！（下一个小节会深入分析“我能够”的问题）。
但本质上，理性不过是被人类装饰、美化、规限了的“是”判断，不过如同其他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样，是某种长久以来宰制着我们思想的信仰体系。所有证明者都在认知上被人类文明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故而总是先入为主地预设了理性即改头换面后的“是”判断的必要性、必然性，再在此基础上对理性进行各自的诠释。
例如著名的以理性批判为主题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认为：理性的基础及所谓合理性并非如人们想象的稳固。由于不同系统的概念是彼此相互依赖的，而理性根本不能从实质上穷尽所有概念或者单一地把握个别系统中的概念，任何系统的真理性永远都被邻近系统所羁绊或被更大系统所涵括，而理性的本性却又总是企图超越自身，因此总是追问究竟自身所无法承载的问题，其结果就是在此过程中反而遭受自身的局限与矛盾，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局中。
但是，康德在“批判”了理性的先天不足后，依然充分肯定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必要条件的“天赋”。这反映出西方人对“是”判断确实有着锲而不舍的，但其实相当迷信的追求。既然是“天赋”，当然就存在一个“赋予者”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上帝（一种理性的最高存在）。康德认为，由于理性的先天不足，我们无法通过理性证明也不应该企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为了使道德完善即先天不足的理性不会做错事，所以我们又必须假设上帝的存在，对这个假设的上帝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信心十足地相信，这种相信就叫做信仰，这样的信仰就能成为理性的标准，这样的标准叫做“实践的设准”即行为的道德准则，又叫做无上命令或叫做定言命令（定言令式）。
其实，这种以信仰作为理性标准的方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思维判断的准则：面对事物都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我们其实是无可奈何，我们从来都找不到真正解决的方法。因为我们认为主观性“是”判断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只能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正是凭着一个“信”字（执念）去选择正或者反，对“不信”的东西我们会自行“洗脑”抹去其可能性。政治上“出色”的政客，也正是利用 “信”的这种特性，通过反复的灌输后成功地使人们认为是自己的选择。
康德对理性批判的理论总结起来就是：我们不能把“无限”作为认识对象，即目标必须是有限的。但康德在批判了人们把理念（无限）当作认识对象（即目标）是一种谬误之后，为了迎合大众对道德的需求，却又刻意地把信仰与理性的理念区分开来，认为信仰不是认识，要求人们在信仰源自于上帝的道德准则的前提下去行事时。不应该试图去认识上帝。说白了，康德这种对行为道德准则的“建设性”建议就是：“别问真假，只管照着去执行”。这样的理论就很值得商榷了。
因为，不论是理性的证明或是“非理性”的信仰，本质都一定是，且必须要：确认，即“是”判断（“必须要确认”与“不应该试图去认识上帝”之间的不可调和，正是西方宗教之争不能消弭的根源）。而“是”判断则必须包含目标，是目标就一定是“有限”的。即无论上帝是否假设，一旦去“信仰”，就必然成为有限的目标。因此，康德的解决方法不过是把无限的理念人为“设定”为有限的目标以“方便”大众去“确认”。
康德的错误在于把理性的局限性看成了因。而事实上，理性之所以被局限（理性根本不能从实质上穷尽所有概念或者单一地把握个别系统中的概念，任何系统的真理性永远都被邻近系统所羁绊或被更大系统所涵括）是由“是”判断所产生的自他分别所造成的结果：并非认识对象无限，而是认识过程（行为）必然是无限。这个“无限”意味着主客体之间永远不可能同一、融合，我们与上帝之间永远是主客体的二元关系，我们这些判断者根本不可能与上帝或其道德准则合而为一，即永远有距离。换言之，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康德所认为的上帝设立的道德标准。结果就是，康德在指出了理性的先天不足会造成二律背反之后，却又人为地制造了一组新的二律背反：为了道德完善必须信仰上帝；信仰上帝意味着道德不完善。（注：这里的“上帝”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性，并非具体的宗教意味的“神”）
也即是：信仰是为了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但信仰同时意味着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在此信仰下，依据定言令式的道德感“做该做的事”，往往就会把相对性的道德绝对化，而变成了做可怕的事。例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法西斯，就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是以理性为准则的该做的事而肆意杀戮犹太人（本文下卷会重新诠释何为“做该做的事”）。
所谓“二律背反”，也就是悖论。
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把判断者自己纳入被判断的对象中（自涉），就会产生称之为“理发师悖论”或“罗素悖论”的困惑。如果尝试用电脑对于这些悖论进行解惑，会出现诸如“真、假、真、假、真、假…”的震荡式结果或“为假）为假）为假）…”的重复式结果，这类似于猫狗团团转追逐自己尾巴，或实验中的小白鼠在转轮上奔跑的情形。通俗地形容，如果我们企图自我指涉，就会出现“指来指去”永远也指不中自己的情形。
在涉及到他涉的“是”判断时，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也译作“不完备性定理”—— 任何一个足够强的一致公设系统，必定是不完备的；任何一个足够强的一致公设系统，必无法证明本身的一致性。这意味着无矛盾和完备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指出：命题有真值为真和含义为真的区别，意思是真和可证是两个概念。因为，完备与无矛盾如果要同时满足，系统需要证明自身为真，这意味着指者与目标一定是一个全体，但全体不能对全体自身发生确认行为。不能发生确认行为，则无法证明系统为真。要证明系统为真，必须有确认行为，则系统必须从自身“分离”成为目标，但如此一来，又形成了“系统不是系统（A不是A）”的结论而违反了同一律。
最后我们只能承认：任何一个系统的真理性都依赖于其它系统的真理性而不存在独立的真理。因此，如果我们要证明某数学理论的相容性或完备性（这两者被视为数学真理性的要求），就必须依靠该数学理论以外的论据，也就是说需要更大的或者是更多的系统来说明该理论本身是真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证明那些更大更多的系统是真的，这就需要一个更更大或更更多的系统……
最后只能得出“可证的一定是真，但真却不一定可证”（笔者的解读是：真值必须他证，但他证只能证明“值”而不能证明“真”）的结论，揭示了数学自身存在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被数学自身所证明，从而宣告了形式技术上彻底解决悖论问题的不可能，无情打破了人类认为通过理性就能够“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会知道”真理的迷信，老老实实承认了“没有万能的公理能证明真值为真的问题”，即任何全集都是相对的、不完备的。
这个结论不仅是数学上的结论，也是对人类所有语言形式的结论，更是对所有确认性思维的结论：任何“是”判断，一定是“以偏概全”。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备一个大一统的宇宙模式，最终就意味着不存在绝对真理。又或者换一种说法：绝对真理就是最大的悖论。
因此，人类文明中我们凭着为之而自豪的理性所知道的，一直是处于“内在方面不（可）能判断（认识）自己；外在方面不（可）能判断（认识）宇宙”这么个不清不楚糊里糊涂的尴尬局面下。我们的“知道”，不过是永远被悖论所笼罩的层层迷雾，迷雾当中究竟是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学者们在绞尽脑汁证明之际，总是与证明者自身“擦肩而过”，似乎都忘了自己这个证明者在证明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证明者这个角色从未被主题化，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当对某对象进行证明时，证明者本人就已经和证明对象之间产生了距离，这距离令到证明者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认识其证明的对象。因此，只要我们对自己、对宇宙做出“是”判断，我们就“立即被‘排斥’在自己或宇宙之外”——不是海德格尔所认为的“被抛进并沉沦于世界”（尽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证明者被“主题化”为“存在者”，但“被抛进并沉沦”已经默认了主客体“在先”，即“逻辑在先”），不是因为物自体被“加工”而永远不能被认识，也不是什么“他者”的自己或宇宙排斥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排斥在自己或宇宙之外（黑格尔认为的“让精神出离自身”）。对排斥的理解不是存在层面而是意识层面的理解：我们与自己或宇宙之间因“认识”而永远“有距离”。
“是”判断者，是永远的“外来者”——当我们为自身具有探索世界的精神而倍感自豪时，“探索”这个意念已把我们自己定位为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外来者”（西方的“人是观”，表面上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人，但这个“是”字注定了终究性质的“外来性”）。
外来者与“来到之处”的关系永远是二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