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国强
经验主义和先验主义：东、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比较 --我的儒学、文明观一、前言
从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处看，两者具有极为相似的特征，都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范畴；但是，由于它们思维的滥觞以及演化的路径不同，从而又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认知特质，这深刻地体现在两种文明下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对人性和社会关系的看法上的不同。一方面，就思想的渊源而言，西方思想主要源自希腊的自然哲学、希伯莱的宗教和古罗马的法精神，而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这三者的糅合，其中，不同学者对某一方的强调和深化则形成具有某种特色的流派；相反，尽管儒家社会的思想来源似乎更庞杂些，但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思想则为儒学，当然，由于儒学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其他各种思想的冲击，因而原本就具有融合性的原儒学在此过程中也对其他思想不断加以吸收而形成当前特质的新儒学。另一方面，就当前两个社会中的基本思维角度而言，西方思想由源于对自然“存在”的探究而最终上升到先验的层次，它直接体现为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学说的结合，因而西方思想根本上具有先验的唯物（客观）主义色彩；相反，中国儒学是基于社会经验而对社会现象进行“我思”的产物，它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充分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以及南北朝尤其是隋唐、明清之后流入中国的佛教、基督教的思想，并形成了基于经验的唯心（主观）主义传统。

二、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标签及其复杂性说明
一般地，西方社会思维上的先验性可以从长期以来盛行的形而上学哲学中得到体现，这种形而上学哲学又集中体现在本体论（ontology）上，它关注存在的本质；当然，本体论所强调的存在或本质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实在，或者仅仅是一个概念。例如，柏拉图学派认为，任何一个名词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存在；相反，另外一些哲学家则主张有一些名词并不代表存在的实体，而只代表一种集合的概念，包括事物或事件，也有抽象的，由人类思维产生的事物，如“社团”就代表一群具有同一性质的人组成的集合，“几何”则代表一种特殊知识的集合等。事实上，自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西方哲学家们就基于本体论来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例如，巴门尼德提出了唯一不变的本原“存在”，亚里士多德则把实体或本体的哲学视为高于其他一切科学的第一哲学，以后本体论的研究便转入探讨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等的关系；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笛卡尔首先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后来莱布尼茨及其继承者沃尔夫试图通过纯粹抽象的途径建立一套完整的、关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即独立的本体论体系。到康德时本体论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康德认为建立抽象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不可能，本体论要研究的只能是事物的普遍性质及物质的存在与精神存在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康德又用与认识论相割裂的、先验的哲学体系来代替本体论。此后，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原则，并从纯存在的概念出发构造了存在自身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开始出现了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人试图重新建立关于存在学说的本体论，如胡塞尔的“先验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哈特曼的“批判本体论”等。

显然，西方本体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试图借助于超感觉和超理性的直觉去建立概念体系，从而具有强烈的先验性；而且，这种先验性思维是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物”是指“实在”、客观之意，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抽象的，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后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也是强调客观和实在的。当然，我们把西方思维归类为先验的唯物（客观）主义仅仅是一种抽象和简化，而实际存在的思维则要多元和复杂得多；尽管如此，在对东西方思维进行比较时，作这样的简单划分还是有其意义的。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

一方面，在对待知识的泉源这一问题上，西方哲学可以大致分成两个基本流派：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其中，这里的唯理主义也就是指建构理性主义，它认为真正的知识由全称和必然的判断所组成，思维的目的是制定真理体系，其中各种命题在逻辑上相互有联系；而且，既然唯理主义把真理视为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所固有，这就是天赋的、或先验的真理，因而唯理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就呈现出极强的先验主义特性。相反，经验主义则往往指称演化理性，它否认有先验的真理，认为清晰明确被理解了的真理都不是必然确实的真理；而且，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因而它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而具有较强的辩证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尽管这两个流派在不同时期表现强弱是不同的：古希腊早期两者几乎平分秋色，古希腊学者在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也从城邦的运行中获取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但自柏拉图以降，建构理性主义就逐渐支配古希腊的思想发展而将辩证和经验的部分逐渐剔除出去了，后来直到启蒙运动时期对人文的关注开始重新出现了经验主义思潮。2.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根本上是对自然科学的复兴，是对理性的重视；因此，这种建构理性主义并没有因为经验主义的兴起而遭到削弱，相反，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建构理性主义。正因如此，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是纯粹先验唯理的，因为它所揭示的背景是经验世界，但相对于儒家社会的思维，笔者还是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只产生途径和特质视为先验和理性的；其实，即使就西方社会的经验主义而言，往往也脱离不了理性主义的基本思维，否则休谟就不会为“实然”如何过渡到“应然”的归纳问题而困苦。杜威就写道：“英国的经验主义毕竟只是先验主义的一种。因为它建立了一种固定的规则来让未来的知识分子遵守；而只有沉浸在哲学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才能让我们避免看到，这是先验主义的精髓”。[1]

另一方面，笔者这里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维视为唯物主义的，似乎与基督教的思想并不相符合；因为基督教注重的是精神，凭空创造一个绝对精神的存在，因而学术界往往把基督教思想称为客观唯心主义。不过，这里提出的这种划分和归类也是有历史和理论的依据的，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简要说明：

1．这里把唯物主义的“物”视为客观存在之义，而不是仅仅表示为有形、可见的物质粒子，如黑洞、阶级关系、因果规律等都是客观实在；显然，这种客观性的思维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而是成为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的哲学和世界观。事实上，源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自然科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也就是波普尔所讲的世界1，而基督教敬拜的是绝对的精神世界，也就是波普尔所讲的世界3；显然，在波普尔看来，世界1和世界3都是客观的，也都是先验存在的，因而两者的思维具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例如，柏拉图的精神意识就来自自然领域，表现为一种心理的或精神的自然主义，从人本身的真正本性中推导他的真正自然的目的，进而从他的自然目的中推导出生活的自然规范；正如波普尔指出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历史主义最终不是依赖于精神的基础，而是依赖于生物学的基础，它依赖于一种关于人的种族的后设生物学。柏拉图不仅是提出了国家的生物学的理论和是以为自然主义者，他还最先提出了社会地理学的、政治史学的生物和种族理论”。[2]显然，不仅柏拉图的精神理念来自自然主义，亚里士多德貌似经验主义的唯实论最终也是归结为事物的“形式因”或“目的因”；而且，基督教的精神信仰也源自自然主义的归因理念，因为基督教本身就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具有极大的相通性，它们都是探究事物的确定性的本质。事实上，尽管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本人好空想的思维特点，并试图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经验材料的归纳分析上；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也是形而上学的，只不过其形而上学从多种方面来看更像是一种经过柏拉图那儿向产生了最初的希腊思想的源始经验的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亚里士多德是根据希腊人的意识进一步思考的，也就是说，与柏拉图所做的那样相比，他更为根据存在的最初本质来思考”。事实上，在海德格尔看来，整个西方社会的哲学一直受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所引导，而形而上学试图超越存在者而探究存在者的存在本质；并且，在这种超越之中，形而上学从存在者出发或利用存在者去思考存在，使存在作为存在“非思”。这样，形而上学就以多种方式把存在表现为存在者的事物，即作为柏拉图理念方式的一种先验的实体，或作为每件事物的内在的本质；正因如此，海德格尔把“先验性”和形而上学联系了起来，认为，“作为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是真正的虚无主义”。[3]

2．根据流行的唯心和唯物的划分，将会割裂了基督教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之间的传承联系，以及忽视了它们根本思维上的一致性。例如，钱穆就指出，西方人忽视了人本位，“只从非人文的自然中来寻求所以然”，结果，“耶稣从自然中寻出一个上帝来”；[4]同样，熊彼特也强调，“中世纪的经院科学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科学的所有胚芽，这些胚芽在经院思想体系内虽然生长得很缓慢，但却一点一点地在生长，所以十六、十七世纪的俗人是继承了而不是摧毁了经院哲学家的工作”。[5]基督教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还可以从这两点事实得到反映：（1）基督教不是凭空突然产生的，而是西方社会在思考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由于理性不足而产生的信仰，这两者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像牛顿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最终都会倒向神学的研究，而哥白尼本身就是司铎团司铎，是宗教法规博士，终生都生活在教会圈子里，而且克雷芒七世曾赞许他的著作，并希望看到它的出版。（2）尽管亚里士多德已经着手开创经验主义的认知途径，他的政治概念和学说也是从他辛苦收集的希腊各国宪法中提炼出来的；但是，柏拉图开创的整体构建主义对西方哲学影响更深，这直接导致了基督教中绝对道德律令的出现，甚至还影响了启蒙运动之后的卢梭、孔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事实上，正如胡塞尔指出的，由于古希腊罗马人摆脱了各种神话和整个传统的束缚毫无先入之见地认知普遍的世界和人，从而最终在世界本身之中认识它的内在理性和神学，以及它的绝对原则：上帝；[6]与此同时，自中世纪的阿奎那开始，经由欧洲的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孟德斯鸠，直到美国的亚当斯、潘恩、杰斐逊等，西方学者大都确信存在着不受人定法约束的、不可废除的自然权利。特别是，康德进一步抛弃了自然法哲学家基于经验人性建立道德和法律的一般规则的做法，而试图直接基于理性命令在世界3中建立应然道德；而至黑格尔则宣称那种在历史和文明发展中不断展现的“客观精神”才是理性的主要承载者，绝对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和灵魂，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

事实上，从西方思想史的发展上看，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也大多是建构理性的倡导者，如斯宾诺莎、卢梭、马克思等；而唯心主义者则更为重视演进理性，例如洛克、贝克莱、休谟以及康德等。但是，在西方社会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似乎又是不分家的：不但一些神学家如莱布尼茨、利玛窦等都从事科学研究，甚至一些典型的唯心主义者如康德等开始也是基于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的；而且，一些典型的唯物主义者如笛卡尔、牛顿等则最后也会滑入唯心主义的圈子。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中，科学、工具理性、先验主义、宗教之间似乎都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正如莱斯指出的，“由伽利略等人创始的近代科学，与先前一切科学类型不同，具有一种根本的工具主义的概念结构并且由此具有先验的技术特征”。[7]事实上，尽管从培根开始，特别是经过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人的发展，西方社会也开始致力于经验主义的阐述和发展，并以利益作为道德原则而发展出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但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先验思维，注重道德关怀的功利主义最终为注重个体利益的经济人作取代，利益追求也仅仅成为解释个体行为的视角。例如，霍布斯和罗科都是用自然主义思维来反抗当时的神学教义：霍布斯把哲学视为一种不用数学而用文字来表达的数学，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则尝试向牛顿在《原理》中对待太阳系那样对待人类精神：用定律的方法解释精神。同样，尽管休谟是西方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代表，但他撰写《人性论》以及《道德原则研究》时就是受到牛顿体系的激励，试图像牛顿那样通过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推理方法来揭示道德存在物的本性及其规律，并提出一个用以说明整个人类精神领域的普遍而完整的科学体系以使精神领域像自然世界一样透澈澄明；为此，他隐秘地比照牛顿体系预设了几个不可怀疑的假定，即人性、同情和趋乐避苦的本能。余英时就指出，“洛克在叙述他研究人性的方法时曾说他用的是‘历史的、普通的方法’。洛克说此话时，其意义甚为含混；休谟继承其衣钵，则表现出他们所有的方法实际上乃是无力科学的”。[8]正因如此，由笛尔卡开创，经过斯宾诺莎以及莱布尼茨的发展，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这在西方理论界始终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就是根基于这种理性主义传统，这是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均衡思维的基础。

而且，即使马克思学说也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和先验唯物论的思维。事实上，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就自视为一名科学家，并试图挖掘出历史发展的确定轨迹；塞德曼写道：“同他的意识形态对手一样，马克思也是启蒙运动关于科学能够揭示真理来为人类服务这一梦想的俘虏。他把自己看作社会科学的牛顿。《资本论》之于社会科学，就如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于自然科学”。[9]同样，柯尔施也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解释为观念同客观物质需要和行动相一致，本身就是认为人类头脑中消极地接受一种预先存在的、非人格的、决定性的现实，而“给予理论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利，显然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作法，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作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做法”；究其原因在于，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但在哲学上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特点，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密切的历史连续”。譬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国家时，也往往把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结果，他们“不仅反对一种特殊历史现实的国家”，而是“宣布废除国家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10]正因如此，戈德利尔认为，“一般人们称为‘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那种东西，并不是马克思本人一贯主张的。大凡谈论‘唯物史观’的著述，基本上是把马克思的那些零散的信件拼凑在一起”；[11]另外一位《资本论》的评论者也写道，“作者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中最伟大人物之一，也就是说，在‘唯心主义’一词的坏的意义上”，[12]而波普尔则把马克思视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整体论体系的构建者。

同样，这里把儒家社会的传统思维归类为经验的唯心（主观）主义也是一种抽象和简化，这里唯心主义的“心”是主观意向之义，主要强调认知上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对波普尔讲的世界2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在儒家看来，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存在生命和意识：不但只有通过人的感官才可以确定世界1和世界3的存在，否则“不知身，安知物；不知心，安知天”；而且，只有人物之间的感应互动才能达到天人和合的境界，最终物为我识，物为我用，人物互用。显然，在儒家看来，只有基于自身的活动经验并借助超验的思维才能理解波普尔所讲的世界1和世界3；因此，儒家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主观的和经验性的，即使那些已经以探求自然为旨向而开始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不例外。例如，儒学的重要继承人之一的荀子就开创了唯物主义的传统，他把天解释为没有意志和没有人格的自然界；但是，他也认为需要通过感性上升到理性才能正确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否则，“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面而不见，雷鼓在侧而不闻”（《荀子.解蔽篇》）。再如，尽管由于受佛教中客观精神的影响，宋明理学开始提出了等同于波普尔所讲的世界3的“理”、“气”、“性”、“天”等客观存在；但是，宋明理学仍然认为，对这些“理”、“气”、“性”、“天”的理解都必须通过“心”。其他，如王廷相倡导的唯气论及唯物论自然主义、王夫之强调的功能派自然主义、颜元和李塨等推行的实用派自然主义以及戴震的物理派自然主义等，都是源自儒家学说，而与西方先验的客观主义存在很大区别；方东美认为，他们的“主要兴趣仍在宇宙论及哲学人性论上，且以种种论证，证明人性纯善，复据宇宙论及人性论之观点，大声疾呼：一切哲学家均应自天上回到人间！努力以求人性之充分发展，籍使至善之理想得以完成实现”。[13]

可见，从中、西两个社会的基本思维来看，我们可以大致认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具有强烈的先验论的色彩，强调认知客体的客观性，从而基本的思维是“存在高于意识”；事实上，即使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也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人类无法通过理性思维和认识的客观存在。相反，儒家社会的主流思想则充满了经验论的主张，强调认知主体中的主观性，因而中国人更认同“我思故我在”的基本思维；事实上，在儒家看来，一个丧失思维的人也就是缺乏生命的，也是无足轻重和不存在的。这里，我们还可以借鉴成中英对理性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的区分来对中西思维的差异加以说明，其中，“理性的真理是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因此它是先于经验的，而有关事实的真理则是建基在感觉经验上，因此是后天的”；[14]显然，根据这一区别，西方社会追求的是理性的真理，它的理性主义是抽象的，而儒家社会追求的是事实的真理，它的理性主义是具体的。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把人的理性视为先天的，人透过理性的理智反省自然能够理解理性，而且，理性的真理比事实的真理更确实、更珍贵，因而是人类知识的范本；譬如，在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中，逻辑、数学甚至理论物理学都被认为是理性真理的例子，即使在伦理学和形而上学也多当作理性的真理知题材来讨论。相反，儒家社会的理性主义则从人与自然的统合中来建立理性精神，因而它具有这样几种特点：（1）中国人将其视线置诸实在之上来观察事物的种种活动与型态，并以大量的经验的观察为基础，这比逻辑、知识论或任何纯粹的抽象知识更为重要；（2）中国社会强调理论必须运用到实践之中，即知行合一，从而保证在人生的实践中自始至终与理性相连结，在实践中实现知识和理性的合理活动以及通过自我教育达到人生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