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 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号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其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杜甫 - 生平概述
杜甫（712－770）：唐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30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天宝三载（744年）也就是杜甫33岁时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当时李白刚刚被“赐金放还”，二人同游梁、宋，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
天宝五年（746年）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其后寓居长安近十年，几次干谒汲引，但都落空。可以说长安十年，使杜甫历尽艰辛。但恰恰如此，使杜甫看到了生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也有了较深的认识。
及安史之乱起，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长安，后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又因疏救房琯，贬为为华州司功参军（758年）。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一度在剑南兵马使严武幕中任参谋。后因剑南兵马使反，成都混乱，晚年携家出蜀，住梓州，来往旁县，大力五年（770年）病死自潭州赴岳州途中。一说饫死耒阳。
杜甫 - 诗歌特点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
杜甫
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主要通过两种艺术手段进行操作。其一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其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
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让人容易亲近。比如“三吏”、“三别”，杜甫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而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出，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
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从而形成了苍劲，凝练的主要特色。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杜甫 - 四大时期
开元19（时20岁）年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再漫游齐赵。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投，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杜甫 - 人物性格
性格“褊躁傲诞”
杜甫性格“褊躁傲诞”，这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
《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杜甫 - 人物评价
杜甫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衔接了诗歌从盛唐到中唐的转变。人间的艰辛代替了之前的理想色彩，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中唐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因而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采著称，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他擅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著有文集《杜工部集》。
杜甫 - 代表名句
1、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5、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
6、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7、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9、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10、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11、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2、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
13、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4、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5、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咏怀古迹五首》
16、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咏怀古迹五首》
17、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8、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9、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20、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21、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22、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2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4、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5、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6、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7、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8、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9、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30、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31、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
32、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3、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36、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37、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8、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赠卫八处士》
杜甫 - 后世影响
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
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从20 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 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 ”、“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并存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诗人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闻一多正是这一时期受杜甫思想影响颇深的爱国诗人，同时，新诗在确立了文坛地位之后，摆脱早期的粗糙与稚嫩、寻求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诗派同人提倡“新格律体”，与杜甫以及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是分不开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
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打开了诗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他们将内在与外在、现状与历史对接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希冀在诗歌里铺开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世界，杜甫中晚年的诗歌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样本，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冯至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得杜甫精髓的诗人。这一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很多诗人是通过冯至接受杜甫影响的。
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从20 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 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 ”、“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并存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诗人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闻一多正是这一时期受杜甫思想影响颇深的爱国诗人，同时，新诗在确立了文坛地位之后，摆脱早期的粗糙与稚嫩、寻求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诗派同人提倡“新格律体”，与杜甫以及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是分不开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打开了诗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他们将内在与外在、现状与历史对接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希冀在诗歌里铺开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世界，杜甫中晚年的诗歌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样本，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冯至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得杜甫精髓的诗人。这一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很多诗人是通过冯至接受杜甫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