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赚多少钱，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 前段时间看了腾讯一个名为青工所的科学纪录片，研究人员通过明瑟方程，从 5000 个不同收入阶层的对照组里，计算出了 6 组答案。

第一，学历差距对收入造成的影响，其实只占人们可得工资的 30% 左右。剩余的 70% 皆是难以观测的变量，包括一个人愿不愿意加班，是不是非常有工作的动力，甚至是他愿不愿意在酒桌上喝酒，这些事加起来对个人的影响，可能都远比学历要重要。

第二，学历之间的差距所影响的工资收入差距，其实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小。本科是一道分水岭，但博士的收入，也仅仅只是文盲收入的 2.4 倍。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工资差距并不大。

第三，对工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市、行业和学历。

第四，最赚钱的行业，的确是大家所熟知的金融、计算机、房地产。它们比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要高百分之四五十。但到了 2023 年，房地产的收入就不好说了。

第五，差距最大的因素，是城市。在北京工作，会在工资最低的宁夏的收入高 2.5 倍，比大多数内陆省份都要高 40% 到 50%。

第六，如果工资超过 25000，已经可以排进前 10%。

通过这几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直观地意识到一个问题 —— 其实后天选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得多。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依赖房产作为资产配置最重要的一环的中产，都会选择变卖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子，以供下一代出国留学。但如果一个人通过学历与认知也很难改变自身所在的阶层，那是否意味着，留学投资这件事 —— 势必是不能够讲究投资回报比的。

因为就研究数据来看，博士学历拿到的薪资，普遍只比文盲高 2.4 倍。而这样的收入差距，其实远不足以填补房产变卖带来的 “亏空”。

烂尾楼夫妇事件引发巨量的讨论后，我常在关于他们的讨论下看见这样一句话：“人的认知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 那么一个普通人，通过依靠自我的努力，究竟要达到多高的认知，才能保证自己无需经受这些苦难呢？

《贫穷的本质》里，诺奖经济学得主班纳吉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穷人、小康家庭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其实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得多。也许认知上有差距，但富人以外的任何群体，都更趋向于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买房置地这一观念，会在过去的几十几百年内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因为当一个人的财富不足以达到 “盈余” 的状态时，人会天然地缺乏安全感，而房屋作为固定资产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大多数普通人的首选。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 —— 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许多发达国家的超市里，大瓶装的高糖分饮料往往要比小瓶装的更加便宜，这意味着相比富人，穷人在精打细算的过程里，更容易获得糖分高的东西，也更容易变胖变臃肿。因为健康，其实是一种奢侈品。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们，并没有多余的精力与闲钱去考虑如何让自己及子女吃得更好。微量元素、膳食结构，与高恩格尔系数居民们的生活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米其林与普通餐厅的差距，头等舱与经济舱的距离，高级酒店和快捷酒店之间巨大的价格鸿沟，是 2.5 倍、2.4 倍和那 30% 的努力与选择能够达成的吗？—— 有可能，只是这个可能微乎其微。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在一本名为《焦虑的人》的书中提到：“高级餐厅的桌子之间离得很远，头等舱没有中间的座位，豪华酒店有单独的套房客人入口。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上，你能买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决定一个人收入的差距，分为先天和后天两部分因素。后天因素之中最重要的，似乎是选择与努力，可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又告诉我们，哪怕每一条路都走对，叠加之后所跨越的差距仍然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并且，依赖于做选择与努力而达成某种意义上的成功的人，抗风险的能力其实要差很多，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用更多的钱去治病，而非预防。

生活在巨大压力之下的人，因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拥有更不稳定的情绪。因为我们习惯了用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巨的任务。

“穷人不仅仅意味着缺钱，更意味着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 于普通人而言，“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力构建起余闲，是因为他们往往必须专注于当下必须完成的工作，预测不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只有存在余闲，人们才不会全神贯注在迫近的截止日期上，也会去关注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

《东京贫困女子》里有一位女士，多年来一直积极工作、努力考试，但在某天忽然意识到，她大概率会一直贫困下去。因为她的努力似乎毫无方向，而更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她甚至不知道该去往何方。当个人的积极努力于社会而言只是无力的回响时，我们应当如何寻找新的出路？

《贫穷的本质》里，班纳吉在第一章则给出了答案，在一些时刻，努力与急促是毫无作用的，许多人沉溺于寻求 “如何获得财富” 的证据，但人生的十条道路之中，其实只需选对一条就足够。那么，真正的最优解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已经写在历史的长河里。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唯一设法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在路上。如果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努力与选择能改变的余地都很少；如果原来的做事方式全都失效，新的方式也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宽慰自己 —— 眼前这条陌生的路，现在是熟悉的了。

就像鲍曼在书里写的那样，我们仿佛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且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它带来的焦虑与困扰，但这也许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的。面对过剩的可能性，采取 “无为主义” 的态度，是一种自救。

“如果明天世界会毁灭，我还是会种我的苹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