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学研究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韩庆祥教授访谈录（下）
    最后一个内容是改造社会层级结构的必要性、主体和方式。在传统社会，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对今天社会的运转并非完全不必要。我们今天在不断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确有很大改变，但许多理念与政策不同程度上依然是通过这种社会层级结构来运作的。我们既要改造它，又在利用它。这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当然，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我们必须循序渐进地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这是因为在转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内在要求给人以独立、自主、平等、民主的权利，而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却与这些理念具有内在冲突。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改造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人是改造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主要主体。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真正迈开了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步伐。作为改造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从许多方面入手逐步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取得了可喜成绩。对此我们应充分肯定并满怀信心。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循序渐进地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建立新型社会结构的过程。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人采取许多现代理念与措施，力求消解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世俗基础。尤其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执政能力、和谐社会以及公平正义和民主法制的执政理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进社会建设，努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实际上为构建新型社会结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基础。某种意义上，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超越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过程中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然而在今天，在某些领域，虽然有形的社会层级结构被打破了，但无形的社会层级文化、层级观念和层级思维依然存在。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封建文化的某种存留，也看到了当今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勇气、能力和智慧。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建设为主”。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危害是长久的，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改造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由于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消极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就只能循序渐进地逐步改造它。我们许多人都受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不同影响，一些人甚至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建构新型社会结构的进程中逐渐缩小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生存的空间。

    刘：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分析、解决特定问题提出的，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您分析解释当代中国问题的一种框架。权力的市场化是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能否运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来对这一问题加以解释呢？

    韩：好。为什么造成权力的市场化？因为在现存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政府权力具有某种管制作用，权力依然至上，这种权力不仅掌管、配置许多资源，而且占有许多资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资源，哪里有资源，哪里往往就有权力的僭越。当下级部门需要上级权力部门配置给自己资源的时候，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往往去寻租。说到底，在权力市场化的背后有一个权力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起着作用。这里，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既没有真正瓦解权力过于集中的世俗基础，也没有完全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基础。

    刘：为什么今天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依然是粗放的呢？

    韩：党和政府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转向集约，但是，这种转变目前并没有完成，其转变过程遇到不少障碍，我认为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依附性人格有余主体性人格不足有关。而这主要是传统社会与文化过于注重对人进行管制、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与开发造成的，这显然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有关。这种社会层级结构重权力轻能力，重依附轻独立，重控制轻开发。这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会遇到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某种阻挠。吴敬琏指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重要原因在于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参见高尚全《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刘：那么，怎样理解权力对权利的某种背离？

    韩：本来，政府的权力是由每个公民把一部分权力让渡出去才拥有的，公民让渡出去的权力是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是应该服务于个人权力的。然而，某些领域的权力却异化了，把公共权力变成了个人私权，然后以权谋私，在以权谋私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践踏公民权利的行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权力对权利的背离呢？因为在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我们有些地方的政府变成了“管制型”政府，即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是管和听的关系，我是管你的，你是听我或服从于我的，而不是我服务于你的。比如，有些政府高高在上，所以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就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现象。这种现象就反映出某些领域或某些地方所出现的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背离。

    刘：现在都讲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韩：现在越位和缺位这两个概念使用频率很高。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在哪些方面政府越位了，在哪些方面政府又缺位了呢？根据我的分析，在社会公共领域，需要我们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时候，有些政府往往缺位。比如，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环保、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都是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而在这些领域，一些政府往往缺位。所以今天公民的公共产品的需求与政府供给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在某些领域和地方有资源有“蛋糕”有利益的时候，有些地方政府又往往越位。比如在煤矿生产领域、土地开发领域，资源、“蛋糕”、利益比较多，在这些领域就常常有政府的越位。为什么该到位的不到位，它却缺位，而不该越位的它却往往越位呢？说到底，背后是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固守权力，注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不注重供给与服务，就是说重管制轻治理、重私人特权轻公共服务。

    刘：那么，如何解释能力恐慌呢？

    韩：应该说，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大部分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是不断提高了。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执政能力并不是很高。这里我想借用一个成语来说明这种情况，叫“水涨船高”。什么叫“水涨”呢？经过29年的改革开放，当今的民众跟过去不大一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权力诉求、公正诉求和民主诉求日益觉醒和增强，这叫“水涨”。水涨了就意味着船要高。什么叫“船高”？就是领导干部要转变领导观念、转换领导方法、更新领导思路、提高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提高了，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合理诉求。然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今天民众虽然“水涨”了，但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并没有“船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说明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还存在着能力恐慌。为什么会出现能力恐慌呢？这与官本位的权力运作体制及其对人的管制有关，与不注重解放和开发人有关，与权力高于能力有关。这种管制对社会秩序、国家稳定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往往是以牺牲个人能力发展为代价的。这种官本位的价值观容易助长那种排斥“人力”服从“天命”的“前定论”、“给定论”和“命定论”，导致民族创新能力不发达。在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官高一级压死人，上一级对下一级就是管制。我们有些政府官员习惯地认为我是管你的，你是听我的。管与听关系强调的是权力，而服务关系强调的是能力。如果我要服务于你，那就意味着我必须有服务能力，没有能力怎么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呢？此外，我们已经谈到了，在这种社会层级结构里，奉行的是权力本位，而不是能力本位。这也使我们有些人一门心思去掌握权力，而不去提高能力。这就是造成能力恐慌的根本原因。

    刘：如何看待我国公民社会不成熟的问题？

    韩：我国公民社会不成熟，说的是公民的独立人格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权利与民主参与意识还不是很强，表达诉求的意识还没有真正觉醒，自主与自律的能力也不强。公民社会的重要载体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同政府具有两层关系：一是制衡关系，即随着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正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等主体性增强了，公民就会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民主监督和制约；二是合作关系，即公民通过与政府合作、对话、协商等方式，与政府共同参与对社会的治理。在今天，由于民间组织的素质还不是很高，再加上有些政府不喜欢接受监督，结果有些地方政府不鼓励、也不积极培育民间组织，甚至限制民间组织的发展。在这里，存在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畏惧，缺乏的是民众对权力的监督。

    刘：怎样运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某些不和谐因素？

    韩：总体来讲，今天的中国社会基本是和谐的，但也存在某些不和谐因素。柏拉图讲过一句话：公正即和谐。我们今天的社会出现了不和谐因素，说明公平正义理念出现某种缺失。我认为有三大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一个是机会公平，一个是分配公平，一个是结果公平。机会公平的实质是各尽其能，要使每个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最大的要求就是机会公平。如果机会不公平，就会使有些人的能力发挥了，而另外一些人的能力没有机会得到发挥。在实现机会公平之后，大家都在平等的舞台上跳舞了，有的人能力强，舞跳得好，贡献大，而有的人能力弱，舞姿不优美，贡献比较小，这该怎么办呢？分配公平需要出场了。什么叫分配公平？就是得其应得，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所以分配公平的实质就是各得其所。这样的分配可能导致下述结果，即贡献大的人会越得越多，贡献小的人可能会越得越少，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如果贫富悬殊太大，超过了警戒线，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引起社会动荡，而社会动荡又会影响我们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结果公平该出场了。结果公平主要靠政府的政策和公民道德来调节，其实质就是和谐相处。因此，这三大公平正好相对应于中央提出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但是今天看来，这三大公平不同程度上有所缺失，而机会不公平、分配不公正的现象更为突出。比如九亿农民与城市市民在很多方面就存在着机会不公平，具有权力的人和不具有权力的人在分配上存在着诸多不公平。这三大公平的不同程度的缺失是导致我们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三大不公平呢？在根本上是由于背后社会层级结构的影响。在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中，位居高层的人，在机会上肯定比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机会多得多，越往上层机会越多，越往下层机会越少。当然，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比如，山东省农民也可以竞争公务员，这就是在落实机会公平。现在分配领域中存在着分配秩序的混乱。所谓分配秩序混乱，就是根据关系远近、权力大小、情感深浅和特权门第来分“蛋糕”，权力、关系、情感参与分配必然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为什么会出现根据关系、权力、情感来分“蛋糕”呢？显然与社会层级结构有关。在今天，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一定意义上会导致权力的市场化和权力的私有化，而权力的市场化和权力的私有化又必然导致根据关系、权力、情感来分“蛋糕”。

    刘：在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和分析之后，是否必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呢？

    韩：你的判断没错。我提出另外一种理论，即“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的能力主义”理论。这是我力求建构的第四种理论。这一理论是为解决问题而出场的。要解决当今“中国问题”，必须从改造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入手。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必须给出其路径选择。我认为“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的能力主义”理论便是一种合理选择。这种选择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确立公正为基的能力主义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逐步改造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哲学的本性使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首先应着力于核心政治理念的确立；二是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建立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基本思路与框架是：用能力本位扬弃权力至上；用公正扬弃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用三维制衡社会结构扬弃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的合理秩序。

    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确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改造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公正为基的能力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体现着政治哲学的根本走向与研究范式。确立当今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应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科学理性与价值规范相统一、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把握不同于革命时期的建设时期的当代中国政治的本质的方法论。根据以上方法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围绕“权力获得的方式、权力获得的根据、权力行使的方式和权力行使的方向”四个根本问题，确立以下四种核心理念：公正；能力；公共；民本。这四种理念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内在本质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公正涉及保证合理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方式，能力涉及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根据，公共涉及权力的性质及其行使权力的合理方式，民本涉及权力的本质及其权力行使的方向。对公正理念的追求是改造权力至上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和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真正确立公正理念，才能限制等级特权，才能突显能力理念的价值，才能用能力本位原则扬弃权力本位原则，才能真正保证中国政治的先进性、权威性与合法性；凭公正与能力获得的权力在性质上不是私人权力，而是公共权力，因而其行使的方式与范围必然是在公共领域并以共同协商且加以制衡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认同，才能真正确立其政治权力的权威，由此逻辑上又必然确立公共理念；公共权力在本质上属于人民赋予的权力，因而其行使的根本方向，既是解放人，使人真正成为人，又是维护与实现好公民权利，使公民在政治活动中能实现人的价值且享有做人的尊严，由此必然确立民本理念。

    第二，改造社会层级结构：三维制衡论。改造社会层级结构，就是根据以上四种理念，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纵向权力控制、但缺乏对权力制衡的集权型社会结构，转变成注重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力量横向沟通、且相互制衡的分权型的社会结构；把政府权力至上的一种力量分化为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种相辅相成的力量。一是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的力量，它主要遵循平等竞争、等价交换与价值规律来解决经济领域的效率与物质财富问题；它内在要求确立自由、平等、独立和财产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对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及权力市场化的一种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使社会成员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个人，就是把个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从政治共同体的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市场主体，其经济行为必然排斥任何专制权力的干预，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平等竞争与价值规律的权威。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与价值规律才能铲除集权政治与专制权力赖以生存的世俗基础。二是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的权力力量，它主要从政治权力合理运作的角度解决政治领域的公正与公共性问题。这就是遵循公正、公共和法治理念，并通过与民众协商、对话、合作的方式，既维护社会公平，又维护公民权利，还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样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承认的是公正与法治的权威，有利于消除官本位和等级。三是与政府协商合作的公民社会的民主监督的力量，它遵循人人平等、尊重人权的原则，且主要从民主角度解决社会领域公民的合法权利、独立人格和全面发展的实现问题。在这种公民社会中，确立的是公民的独立人格与民主力量的权威，这既可以制约政府滥用权力和“物役”，也可以与政府积极合作并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强调建立公民社会，就西方而言，主要是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反思(参见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就当今中国改革过程看，某种意义上也出现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政府权力管制有余而制衡不足，使得各种矛盾纠缠于一身，也会使其执政能力受到削弱，同时还会造成权力的市场化，,使市场失灵；重市场轻社会的市场万能主义，使资本严重侵蚀政府权力，使政府公共权力失去公正运作，从而造成政府失灵。官商勾结及权力的市场化，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根源。

    刘：那么，如何摆脱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韩：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提出的，把出路寄于“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是指政治社会(国家政治领域)和经济社会(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由公民自愿结合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民间公共领域，是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其基本价值是独立与自主、平等与宽容、民权与参与、民主与法制。他们认为，这种划界的意义在于冲破“领域的帝国主义”，使社会公共领域凭借公众的独立自主、舆论和民主监督的力量发挥制衡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作用，并完善当代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公正。由此看出，市场、政府、公民社会三大力量与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走向。

    公民社会的建立要求将市场、政府限定在合法限度内并在各自领域遵循各自规则运行，有利于避免市场危机和政府危机，因而公民社会应当成为当代社会结构的基石。培育公民社会，对改造权力至上的社会层级结构与官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公民社会是防止集权的根本途径。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社会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公民通过参与，既能培养公民参与的习惯和能力，又能形成民主之风，进而有利于使民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民主素质；公民民主素质可成为监督政府的一种坚挺力量，有助于防止集权。第二，公民社会要求政府发挥“善治”功能，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既无公民社会，也无市场经济，“国家社会”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公民社会意味着公民主体性的增强，因而它的建立，内在要求民主政治进程由“统治”走向“治理”，由“权治”走向“善治”，由“管制”走向“服务”。善治和服务的根本含义，就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具体说有四种基本含义：一是还权于民，充分尊重公民民主权利；二是注重公众利益，使公众利益达到最大化；三是强调公众参与，公众与政府平等对话、协商合作进而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四是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这种善治和服务的实质，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参见俞可平《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第三，公民社会要求消除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对人的负面影响，培育公民的平等、公共、协商、合作观念。公民社会消解了官本位、金钱本位和个人本位，公民之间不是官场上的对手和商场上的竞争者，也不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拥有自由、独立、平等人格并注重协商对话、交流合作及公共利益的公民。

    刘：在不断消解、打破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过程中，必然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您提出的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的能力主义理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新结构的框架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由旧的社会层级结构向新型社会结构过渡的过程中，能否找到一个平稳过渡的管道，从而减少在变革过程中的剧烈震荡和代价？这恐怕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昨天我和我的朋友李肇中博士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剧烈的改革可能会造成不稳定，但改革步子太小了，又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您刚才谈到的，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提出公民社会、政治表达诉求，包括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这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旧的社会层级结构不断地被消解，但同时它又在不断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能量，它不会轻易退场，而新型社会结构的雏形还刚刚出现，甚至还在蕴育之中。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中间有哪些问题需要政府和民众来思考呢？

    韩：这个问题提得好，也是我正在考虑的。我想应该从三方面切入：

    第一是当今中国需要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比较稳妥的文化启蒙。我最近看到《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说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但我认为这个不大现实。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复兴古代理性精神，而中国复兴古代反而不行。当然，文艺复兴运动所体现的意义还是可以借鉴的。文艺复兴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手段意义上的，一个是目的意义上的。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利用复兴古代的理性精神这个手段来达到解放人的目的。它的手段我认为不完全可取，但其目的是可取的，这就是人权高于神权，人道高于神道，人的价值高于上帝的价值。文艺复兴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提醒我们，今天的个人权利、个人价值、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虽然我们党已经在理论层面上提出了诸如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以人为本等思想，在实践上也努力这么做，但在实践层面上还没有完全真正地解决好，在许多人的深层思想意识里，几乎没有公民权利、独立人格、平等精神和创造个性等理念。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通过制度等其他方面的努力，但我认为首先需要文化上的真正洗礼。这种启蒙是相当重要的，应该让人人从思想意识中都认识到人的权利、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重要性。

    第二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能否建立起来，关键是政府。在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权力主要是靠政府运作的，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不改变，三维制衡的社会结构难以建立起来。其实，现在各级政府正在逐渐改变权力的运作方式。比如，政府决策强调民众的参与，民众参与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一些政府也开始强调建立一种表达民意诉求的机制，表达民意诉求的机制也是自下而上的；我们在推进“海选”，这也是自下而上的。实际上，今天我们进行的不少改革，如中央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改革政府自身。如果政府自身改革的力度比较大，也比较自觉，那么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就会更好地成长起来。

    第三是要根据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就表现为市场经济、公共政府和公民社会这三大领域之间具有相关性和因果决定关系。只要搞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就必然出场，公民社会出场以后，就必然要求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按照这样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必须加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力度。我提出的这三个切入点，涉及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

    刘：看得出，您从哲学走向人学，从人学这个原点出发提出能力本位，又根据人学使人成其为人的使命和能力本位理论，提出了“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和“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的能力主义”理论。您的这些概念、观点和理论之间有着逻辑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内在联系。那么，您的理论体系是否已经形成？

    韩：可以说基本形成雏形了，或者说基本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学术形象、学术图景和理论框架。下一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这些理论了。

    刘：您的学术研究脉络很清晰，学术形象和图景很完整且富有内在逻辑，一步步的理论探索都有一个因果链条连着，而且提出的理论框架都是为了分析与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的。

    韩：对。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不管是注重文本解读、中西对话，还是注重使思想传递时代，都应该有自己一套自洽的逻辑。我的逻辑说到底是时代与中国实践发展的逻辑。我讲了这么多，说到底是说明在我的学术思想背后是时代，是当代中国实践。为什么研究人学？为什么研究能力问题？为什么后来又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这既与我的理论发展逻辑有关，更与中国的时代与中国实践发展的逻辑息息相关。

    刘：每一位有建树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风格，从您发表的论著来看，你似乎始终是以哲学思考为基础的，我想这是由于您的学术背景是哲学的缘故吧？在这次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研究风格。

    韩：简单地说，我的整个研究风格是：用哲学思考问题，用学术支撑思想，用思想传递时代，用理念引导发展。

    刘：谢谢您今天精彩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