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学研究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韩庆祥教授访谈录（上）
    导语：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是影响变革进程的阻力依然存在，这些阻力有来自观念的、思维方式的、体制的等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如何使人真正成其为人？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人学研究课题，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

    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学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韩庆祥教授和其他学者一起开创了人学研究的新领域，首创“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公正为基、三维制衡理论”等，为解决如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当代人类发展的深层问题与人学回应》、《能力本位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发展与代价》、《市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能力本位》、《人学：人的问题的当代阐释》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反响与实践意义的原创性成果，为我国人学理论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决策层的关注。他提出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在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中得到充分印证，因此成为我国学术界“实践解读派”的一个主要代表。

    韩庆祥教授简介：韩庆祥，1989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现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兼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学术研究机构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和能力问题，近年集中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先后出版7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报刊上发表19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17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发表成果转载率达76％。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能力本位》、《发展与代价》和《思想是时代的声音：从哲学到人学》。

    (以下简称采访者为刘，被采访者为韩)

    刘：韩老师，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2006年11月在武汉大学全国人学理论研讨会上听到您对能力本位与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的阐述，感觉很有震撼力，所以产生了对您做访谈的想法。请先谈谈您是从什么背景或起点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建构的，好吗？

    韩：好的。当年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读了不少文本。当时我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学者搞清楚，那就是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基本价值，这是我在吉大和北大学习期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通过研究我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如果归纳目前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路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实践论解读，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强调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第二种叫做解放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第三种叫做生存论，认为马克思哲学主要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景况与发展命运。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一种实践生成论，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并且以哲学的方式批判旧世界，以实践的方式改变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显然，这在实质上是强调人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超越活动和自我创造过程中，确证其本质而且解放自己和实现自己的，这在本质上强调的是一种超越、建构与生成活动。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哲学所表达的一种核心精神就是实践生成。这是我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读，应该算是第四种路径吧。

    刘：我最初了解您，是通过拜读您199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等人学方面的著作。在上世纪90年代，您在人学研究领域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那么，您的人学转向是否来自于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解读呢？

    韩：对。由于我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实践生成论，就自然而然地关心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这从根本上涉及到对人的理解，也自然而然地把人的问题突出出来了。这是我走向人学研究的必然逻辑。促使我走向人学研究的另一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1978年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们往往谈人色变，一讲人性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一讲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一讲个人就是个人主义，一讲利益就是利己主义。许多人一谈到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总是羞羞答答，甚至把人的问题看作资产阶级的专利。1978年以后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了“解放思想”，这四个字意味深长，是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提出的。在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的头、脚、手往往被捆得死死的，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干，带着锁链怎么搞改革？不打破思想禁锢，就迈不开改革开放的坚实步伐，所以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说到底是解放人。在解放人、开发人的过程中，我们一步步走向以人为本。从过去谈人色变到解放人，不就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吗？还有第三个逻辑，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工业化时代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是展示人的主体性的时代。人的主体性的空前张扬也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正面的，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丰富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另一种后果就是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环境污染了，人被物化了，贫富差距出现了等。对这种正负效应进行哲学思考，便把人的问题突出出来。它要求我们研究人性，研究价值取向，研究主体性的限度，研究在工业化社会如何把人的代价限制在最小。对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必然走向人学研究。正是由于上述三种逻辑，即理论研究的逻辑、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逻辑，促使我开始由研究马克思哲学走向研究人学。此外，促使我走向研究人学道路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哲学界的老前辈把我引上了人学研究之路。我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期间，高清海教授和邹化政教授就开始讲人学了，邹化政教授给我们讲的《资本论》中的人学，对我后来的人学研究有很大启发。后来我到北京大学师从黄楠森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坚定了从事人学研究的决心。黄楠森教授认为，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因而他力倡我把人学作为研究方向。

    刘：那么，您对人学是怎样定位的？从理论和实践功能来讲，人学要解决什么问题？

    韩：我把我的人学研究定位于人怎样成其为“是”和人怎样成其为“人”的一门学问。人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主要有两个：人怎样成其为“是”，是理论上我力求解决的问题；人怎样成其为“人”，是实践上我努力解决的问题。我研究人学的使命就是使人成其为人。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一般人对此会产生疑惑：我们本来就是人，怎么还要使人成其为人呢？这个命题中的第一个“人”是事实描述性概念，指我们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活生生的个体，而后一个“人”则是价值概念，指完善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体，是活生生的个人，但是，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比如没有主体性，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创造个性，没有平等精神，没有公民和人权意识等等。如果从价值尺度来衡量，应该说，这样的人还没有真正达到“人”的标准。

    刘：如此看来，人学的确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您是从什么时间真正开始人学研究的？

    韩：我真正开始“人学”研究是在1986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此前主要是做学术积累工作。应该说是黄楠森、高清海、王锐生、袁贵仁等学者开辟了我国人的问题研究的新道路，当然还有其他学者。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一批学者也包括我在内进一步把人的问题研究提升为人学研究。从1986年到1996年，我花了10年时间进行人学理论建构，包括研究哲学与人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人学的定位、人学的性质、人学的基本范畴、人学研究方法论、人学基本理论、人学的使命等等。

    刘：要使人成其为人，在您看来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韩：使人成其为人需要很多基础和条件，但我认为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也就是人的两大基本素质，一个是道德素质，一个是能力素质。道德是做人，能力是做事。一个人如果做“人”做不好，很难说他是个好人，一个人如果做“事”做不好，很难说他是一个有才的人。对于道德和道德文章，应该说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研究得比较全面深入。比如，儒家文化强调做人，推崇道德学说，提出由凡人成为圣人，需要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就在这里。所以，孔子学说在整个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然而，关于能力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做得并不成功。我们对道德特别看重，对好人特别欣赏，常说好人一生平安，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一谈到能力和能人，我们总觉得能人清高，能人傲慢，能人有毛病，能人有威胁。

    刘：所以才有“嫉贤妒能”这个词。

    韩：是的。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必要、有没有使命、有没有能力做好能力这个文章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也应当担起这个使命和责任，我们也有能力把“能力”这个文章做得更好。所以，199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实质——能力本位》。由此我又从人学走向对能力问题的研究。

    刘：就是说，“能力本位论”这个概念和观点最早是那时提出来的？

    韩：是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大学学报》一位编辑看到了，认为这个观点很新颖，有冲击力，希望我把它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所以我在《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用一万八千字的篇幅来对能力本位论进行深入系统的阐发，题目是《能力本位论与当代中国发展》。《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之后，又有八九家媒体报刊给予转载。后来，北京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主要是针对高考落榜生的节目。有些落榜生由于没有考上大学而产生心理问题，好像没有考上大学就不是人才了，没有出路了。所以北京电视台就把“能力本位”作为栏目的一个理念，并在节目现场的背景墙上写上“能力本位”四个字，以此激励高考落榜生。能力本位理念强调的是，在当今社会，是凭能力吃饭，凭能绩立足，只要有能力就会有机会，只要有能力并能得到发挥就容易成才。考上大学固然是走向成功的一条途径，考不上大学，只要你具有能力总会有舞台的，也会成才的。学历和能力有时候能画等号，有时候不能画等号。有的人学历很高，能力也很高，学历能体现他的能力，而有的人学历很高不一定能力就很高。没有学历的人，经过努力奋斗，经过实践，一定会有能力。后来，南京市地税局局长戚鲁发现了我的《能力本位》一书，觉得题目很新，观点有意义。他读过之后感到书中讲的观点很有道理，认为能力本位理论可以作为南京市地税局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管理的理论基础。所以，他请我到南京市地税局讲能力本位理论。讲完以后，他们开展热烈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大部分人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在当今时代，对人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的能力与人力资源的管理。后来就聘我做地税局的顾问。我们用五年时间做了一个课题：“能力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这个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提出了能级管理的观点，这个观点被国家税务总局所采纳，也被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所采纳。能力本位论就这样从理论变成了实践。

    刘：通过刚才您的阐释，我理解，您研究能力问题也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要使人真正成其为人。

    韩：我研究能力问题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使人真正成其为人，二是使中国真正成为中国。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但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应该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来做。我觉得要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中国，一要真正实现“和”的理念，这叫做和平发展、和平中国、和合中国。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研究得很深；除了“和”的理念外，还有一个实力和能力问题，这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这叫做能力中国、实力中国。如果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好，中国也很难成为真正的中国。所以，我就把我的研究课题确定为“能力本位论与当代中国发展”。我对能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使人成其为人和使中国成其为真正的中国这两大核心命题展开的。

    刘：所以，今天当人们谈到“能力本位”的时候，学术界会把它与韩庆祥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在实践层面，这个理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您刚才谈到南京地税局以及其他一些部门和企业对这个观点的认可和采纳。不过也可能会有人质疑，您强调能力本位，会不会因为突出强调效率而牺牲社会公平和公正？我知道有的学者对能力本位论有误解，甚至曲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你这个问题提得好。能力本位论提出后，既有较多的支持者，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能力理念体现的是近代启蒙思维，当代社会要求走向公正，再谈能力理念已不合时宜了；有的学者说能力本位是为强者说话而不是为弱者说话；有的学者指出能力本位是个人主义。后一种看法，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发表的《能力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论文中已作了澄清，这里就不重复了。应当肯定，这些看法都是善意的，是为了使我的观点更加完善。但也应该给我一个辩护的机会与权利。我认为，上述看法，有些可能是对我提出的能力本位只作了一种字面上的解读，而没有深入理解其精神实质，没有真正深入认识到能力与公正的内在本质关系。说实话，我一开始提出能力本位论的现实追求，就是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就是为消解由于非能力因素造成的不公正而追求公正的一种积极努力。实际上，能力理念与公正理念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确立的核心理念。二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能力理念的实质是消解权力至上带来的不公正，就是追求公正，也内在要求做到公正，能力理念的真正确立必然以公正为前提。权力至上等非能力因素本质上是排斥公正的。换言之，公正理念的缺失和权力本位的在场必然排斥能力，而能力理念的缺失和权力至上理念的在场也必然漠视公正。公正理念的实质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得其应得)、和谐相处，这三种公正都直接或间接与能力有关，即公正在实质上要求人人都有充分发挥其能力的平等机会，人人都凭能力贡献得其应得，人人都有凭后天能力改变其处境与命运的发展机会。我提出能力本位，其精神实质之一，就是要使你的能力到你本来应该有的位置上，这不就是在强调公正吗？那个人没有能力却占有这个位置，你有能力反而没有到这个位置，这难道公平、公正吗？一般来说，有能力的人大多呼唤公正，没有能力而有特权、“关系”的人往往排斥和破坏公正。

    倡导能力理念不仅对精英群体有利，而且对所有有能力的人有利，甚至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的。因为权力至上往往会剥夺弱势群体公正发展的机会，一些具有权力和“关系”、“强势”的人也往往挤占有能力的人的发展空间，就是说许多有能力的人之所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就在于非能力因素起着消极作用。只有权力至上或“关系”强势退出场，才能使公正真正出场，公正是对弱势群体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理念，而要使公正真正出场，就必须用能力本位消解权力至上；而且，因为先天既定客观条件比较差的弱势群体无法靠权力来发展自己，来改变自己不满意的处境与命运，他们只有靠自己后天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和业绩贡献才能真正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和成就自己；还因为，我们扶持弱势群体，可以从物质、机会等方面入手，但根本上应当是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入手，没有能力就往往抓不住机会，就会对物质财富产生一种等靠要的依赖心理。这样来看，能力理念决不是仅为强势群体立论而漠视弱势群体利益的、近代所倡导的工具理性，同时也是为弱势群体立论的一种现代理念。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某些不公正并不是由于强调能力本位带来的，恰恰是由于能力本位缺位而权力本位越位带来的，具体说是由权力与资本的不正当结合带来的，那些真正靠能力贡献富裕起来而成为精英群体的人，恰恰是需要我们学习和倡导的。树立能力理念有利于解决结果不公平。解决结果不公平，一靠政府的调节能力，二靠弱势群体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在当今社会有强势或强力的说法，但我们所说的强势或强力往往与能力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倒是容易与关系和权力挂起钩来。说这个人很有能量，往往意味着这个人会拉关系，关系资源多，有后台有背景，并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很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这里能量和能力不能画等号。我提出能力本位在实践上就是强调：在当代中国社会，每个人不应该凭权力、关系立足，而应凭能力、贡献立足。如果我们的社会都是凭权力、关系、背景和后台立足的话，很多人就会把精力用在跑关系、找后台、攀权位、琢磨人上，而不会用在提高其能力素质上。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必须营造一个凭能力吃饭的环境和氛围。如果凭能力吃饭的机制确立起来了，大家肯定会去学知识，接受教育，提高能力。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具有良好的秩序。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社会需要提倡的吗？所以我一直很困惑：能力本位本来是追求公正的一种积极努力，怎么反而说它容易导致不公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