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是西方人提出的（在生物学中研究复杂生命系统中产生的机体论的基础上，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但传统的系统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系统的无序与有序在动态过程中的辩证统一（传统的辩证统一理念因没有重视观察者这个“参与者”，更没有“后因果关系逻辑”这个概念，因此并没有认识到“后因果关系”在辩证统一中的“角色”），从而错误地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非加和性强——则脆弱性低（参考世界性的军备竞赛。这里的脆弱性低其实只是先天脆弱值低而已，指数级增长的后天脆弱值并没有被认为是脆弱性的表现，估计也没有什么政治家会承认加和性脆弱值C）。进而把系统在时空中的整体的有序性及预决性视作目的性的必然，纠结于这些有序性及预决性是否有“中心”，即有序性及预决性是“自上而下集中控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还是“自下而上分散协调”（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问题。但如此一来，往往就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例如在政治学方面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就产生“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自上而下分析中国的国力时，西方人只是片面地看到了中国“国力”的非加和性。而非加和性是等价于选择性排斥性的，在具体事物中就是“排斥力”的表现。再通过目的论分析“排斥力”的有序性及预决性，自然就不难得出“威胁”的结论。“强大就必然威胁他者”是人类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定式”思维。
在自下而上分析中国的国情时，西方人则是延续其一贯擅长的“科学思维”，专业地、科学地、煞费苦心地、事无巨细地抽丝剥茧，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民生等分门别类，也就相当于静态的加和。结果就欣喜地，又或者如“公知们”“痛心疾首”地发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加和性太强：所谓没有原则、没有法制），多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如此多多的问题“汇总”之后进行“非加和”（并且还加上西方人自己预设的，即纯粹是自定义的“民主人权”之类的非加和性），即同样通过目的论分析当中的有序性及预决性，中国国情的非加和性简直就是弱得“惨不忍睹”。这样的中国，如果不崩溃哪有“天理”？可惜天不遂他们所愿，不完善的中国就是不崩溃。
为什么强大的中国不会形成威胁？又为什么不完善的中国不会崩溃？
因为，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那么讲究后因果关系逻辑（不那么“因非而是”，通俗的说法叫做“不那么好斗”），即中国社会的后因果关系逻辑性普遍弱于西方，因此国力的威胁性远低于西方。而中国国情的“一盘散沙”，反而反映出中国社会系统局部的加和性、还原性相当之强（整体的非加和性弱，反而容错性、兼容性高，因此即使“孱弱”如晚清时代，中华民族也没有“崩溃”），中华文明的脆弱性C值更因此而远低于西方文明。
（关于“一盘散沙”的发散思维：在中国某二线城市，笔者有一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写作，看见楼下小区街道中间三三两两躺着一些人。这些人并不是西方国家那些喝到清晨东倒西歪的酒鬼，而是乡下出来占着位置准备摆摊赶早市的农民。这种现象在“完美主义者”“容不得沙子”的眼里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混乱行为，但笔者却从中看到中国人自强不息的韧劲及中华文明的容错性兼容性特色：杂乱如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讨价还价、人声鼎沸、家长里短的菜市场；非雅非俗如《清明上河图》般的，俗称的——“人间烟火味”——在“人间烟火味”面前，一切权威的、经典的、严肃的、严谨的、高贵的、高深的人生道理，包括所有什么思想、什么主义的所谓的价值观理论，都不过是苍白无力的无病呻吟——笔者就曾经对自己的太太说：我的哲学观，就产生、发展、成熟于她每日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里面）。
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并非杂乱无章的混乱，而是“逻辑混沌”，是逻辑以“隐性”存在于混沌中。
中国的治国之道，具有“逻辑混沌”的内涵，从而表现出“势与力的辩证统一”。
什么叫“势与力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形态是事物具有的，让观察者“看得见”（To see）的表面性，势和力就是事物所具有的，“不让观察者看见，但能够有感”的内在性。
但这种每一个人都有感的，日常通过文字语言表达时或多或少还带点贬义的“势力”这个综合性概念，却没有一套专门的理论去透析详解。
中国人所深刻领会的——“势”，以笔者的理解，是指：趋向性（英文里的“势”表示“潜在性——Potential”）。
因趋向性而表现的趋向的具体分布，叫“势力”。
势力，在“是”判断语境与“非”判断意境里，“意义”大不相同：前者具有人为性；后者具有真实性。
首先进行“是”判断语境下的讨论。
在“是”判断语境里，简单而言，“势力”指的就是“非”场。本质上“非”场具有无限性，但总是被人为自定义为种种有限的“势力范围”。
如果以系统学的学术性语言表述，“势力”是：状态点在相空间中受趋向性影响而具有的趋向行为的趋向的具体分布。
行为趋向的具体的趋向行为表现，就是“力”的表现。
什么是“力”？物理学家说，力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意思就是：只有物体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力，才能被反映出来。力能够被反映出来，是因为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着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在帮它们传递作用力。那么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以太，有人认为是某种弹性介质，但是法拉第说是力线，而且这种力线不是什么虚拟的辅助工具，而是客观的物理实在。它可以传递作用力，也可以具有能量。这些思想更慢慢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力）场的概念。
《逻辑后缀学》对“力”的理解则是：目标在“非”场因后因果关系而发生的具体趋向。
这种“因后因果关系而发生的具体趋向”，必然由前因果关系所主导。“主导”的意思，就是有“趋向性”，也即是有“势”。即前因果关系决定了“是”判断目标必然具有——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趋向属性：势。
因此，势，在“是”判断语境里等价于物理学的“惯性”。
有趋向性，才能表现出趋向。
趋向性的“趋向”如果要表现出来，必然是表现在“非”场。
因此，“势力”也就是指：在前因果关系主导下“是”判断目标在“非”场中的后因果关系“网”。
因后因果关系而发生的具体趋向的行为，一定是兼具有排斥性及模糊性的行为。排斥性、模糊性，就是（因前因果关系主导而产生的）趋向性的两种具体属性。
排斥性是因为互异性，互异性是因为目标与“非”场的后因果关系网（参照系）非同一惯性系；
模糊性是因为无序性，无序性是因为目标与“非”场的后因果关系网（参照系）同一惯性系。“模糊”的意思是，现实中从观察者的角度“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同一惯性系。即现实中的具体趋向行为，主要表现出排斥性的趋向属性。
具有排斥性及模糊性两种趋向性属性的行为的具体趋向，就叫做“力”。
也就是说：力，是“是”判断过程中通过后因果关系以维护、发展目标时，其行为所必然具有的排斥性及模糊性两种趋向性属性的具体趋向。
简言之：力是（行为）趋向。
势反映的是状态自身的特性；力反映的是状态与他者的关系。
对“势”的“有感”，叫“感觉”；对“力”的“有感”，叫“感受”。如同站在海边，我们不必触碰，就会感觉到大海波澜壮阔的气“势”；跳进海里畅游，则会因“亲密接触”而感受到波浪带来的实质的冲击“力”。
蕴含着“势”的，“不让我们看见，但能够感受”的“力”左右着目标（状态点）的趋向行为模式，反映在具体事物上，就表现出“看得到（可观察、有值）”的“系统的动态的功能性涌现”（趋向行为）。
即：趋向行为（涌现）取决于行为趋向（力）。
“是”判断语境中的“力”在现实中主要表现出排斥性，因此“是”判断语境下的趋向行为（涌现）具有“熵增”的离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