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敏 高宣扬：从主客对立到解放主体——智能时代艺术生产的主体性阐释（上）

摘  要：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生产领域中的运用，打破了人与技术的陌生化关系，有助于从主体性层面反思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及人机交互的未来发展。从哲学的认知范式来看，摒弃主体统治客体的 “主客对立” 认知范式，使传统的认知主体概念转向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主体。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使艺术生产的主客体认知样态进一步发生变化。作为解放主体的经验存在无论发生何等样态变化，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资本内部的否定性主体力量仍不会消失，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主体解放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现实个人代替抽象的理性主体，使主体性叙事方式实现了从思辨范式向生产范式的视角变更。他明确提出了“艺术生产”这一概念，并探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发展的联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一思想被本雅明、阿多诺等人所继承和发展，他们企图将艺术生产纳入社会总生产的体系中去，并使艺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指出，艺术家不仅通过其作品而外化其自身的创作精神，使自己成为内在的创作的生产者，而且也应该直接参与“生产艺术”作品技术的生产，使自己成为生产艺术的技术的生产者和改造者，使艺术也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本雅明比阿多诺更坚决地靠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企图把艺术生产纳入社会总生产的体系中去，也使艺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马克思、本雅明和阿多诺都非常重视机器在艺术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并促使艺术成为人自由发展的存在方式。而本雅明也在积极的意义上肯定技术创造对于推进艺术创作多元化和社会发展的变革作用，阿多诺则分析和批判了机器大工业对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同质化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和人机交互方向取得的突破表明智能时代已经来临，技术的发展对文艺生产的主体地位提出了更为严峻和复杂的问题。传统认识论假设艺术创作、知识和智能等皆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却表明这些特征可以由机器模拟和实现，如ChatGPT写诗、GAN系统(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绘画、AI歌手模型唱歌等，从而将传统认识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置于更加复杂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本文试图在两个层面上对人工智能艺术中的主体性问题展开分析，一是在文艺生产理论层面，针对智能时代技术的本质，从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阶段主客体关系认知样态的变化出发，分析“主体危机”因历史情境的转移而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二是在文艺实践层面，思考在未来如何适应和发展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与人工智能文艺生产相关的科学技术，打破认识论形而上学传统对主体的束缚，在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分析主体何以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使命。

一、主体内涵重释：从思辨主体到实践主体

主体性问题的古典哲学基础，是由法国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所奠定的理性主义原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主体中心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古典主义，不同于古代奴隶主和封建主所支持的旧古典主义的地方，一方面体现在对古代传统进行理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坚持理性至上主义，主张抛弃古代传统偏见，反对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反对盲目信仰宗教权威和经院哲学，把理性思辨看成知识的唯一源泉。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传统方法论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后，西方哲学开始强调研究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分立及其主次关系。在这样的哲学传统中，主体通常被视为客体的认识者和观察者，主体通过感知和思维来认识客体。然而，我们如何确定主体能够准确地认识客体？客体的本质是否可以被完全把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主张强调人类主体的存在和思维的优先性，主体被视为思维的中心。康德则认为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主张我们无法直接认识物自体，只能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理性来建构认识。尼采质疑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客体的客观性，主张我们的认识受到个人的偏见和欲望的影响。马克思则用实践连接客体与主体，反对理性主义者局限在理性本身的内省中。他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只是以物质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也超越了唯心主义只是以精神或意识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人不是脱离现实社会的符号化的 “人”，而是与人的各种实践活动紧密联系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考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正如作为客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不遗余力地论证世界的本质就是“绝对精神”的呈现，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艺术是“精神的感性审美的显现形式”，是“理性对世界本质的一种感性理解形式”。黑格尔的美学典型地表现了“艺术本质论”的抽象特点。这一派哲学家首先以他们对世界的总观点，把世界归结为这样或那样的“终极元素”“实体”“绝对精神”或“理念”等，然后把艺术说成是对世界本质的一种审美形式的表现。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始终是主体”。社会历史不是理性的思辨主体思维创造的外化显现，而是 “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能动的实践过程。来自实践的问题应当回归到实践中去解决，也就是深入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技术实践活动解决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的实践范式主要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为人的主体性复归提供了理论遵循和指导。

二、样态变化：从主客危机到人机交互

（一）对主体中心主义扬弃的历史阶段

西方思想家们的思考模式、认识典范和思想方法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主体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的基本原则探讨艺术。在这一阶段，即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占统治地位时期，人们将思想当成人的本质，主要采取主客体二元对立统一的形式。一切都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统一中加以分析和解决，其最终目的无非就是要树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以致将人当成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的世界宰制者和统治者。意识是人的主体性的基础。这是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人文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直接结果，更是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思想产物。在艺术创作中，更加需要突破西方思维模式中顽固坚持的“主体中心主义”和创作思维“单向单线论”。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Réné Deleuze）与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在他们的共同著作中强调生命生成中多种多样的生成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重要意义，用来抵制和否定死板、僵化的传统创作模式与思维模式，明确反对“主客观二元对立”和“主体中心主义”以及各种传统“金字塔式”等级制度或原则，也反对把生命生成原因，简单地当成一两种互动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把创作中最大限度的自由交还给进行创作的每一个主体，哪怕是他们有时也不得不相互结合在一起成为“共同体”。

第二阶段是思想家们采取结构主义模式，试图将语言结构置于主体之上，导致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此阶段是语言哲学和语言社会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是在“无主体的人”的自由创造活动中寻求人的语言活动游戏的最大乐趣，享受语言游戏为人类带来的新的自由创造天地。在这一时期，思想家们的思考模式是“结构至上”，由语言符号所建构的人际关系被列为首位，于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思维范式取代了主体中心主义。

第三阶段是“去中心主义”和混沌以及不确定的时代，思想家们宁愿采取多变多元的方式，不再寻求确定的“意义”或某种“真理”标准，只强调思想发现的各种可能性及艺术符号游戏的基本策略，在“相互关系性”(relationalité)和“相互关系网络”的范围内来回循环运动，尽可能跳出传统理论追求体系化和绝对化的模式。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将思维主体和社会客体之间的理性悖结转化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人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实践关系。在马克思这里，意识、语言、艺术不是传统思辨哲学理论的一个构成部分，更不是思辨哲学家们论证其哲学体系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在历史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中和具体感性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呈现。

（二）弱人工智能阶段

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为基础，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推动下，形成了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和决策的生产关系。它强调自动化与机器协作、人机协同、数据驱动的决策与优化、网络化的生产与供应链、分布式生产和劳动、平台经济和自主性创造性劳动等特点。这些变化和特点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人工智能包括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这两个概念是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不同能力和范围的描述。弱人工智能（Weak AI）指的是那些专注于解决特定任务或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弱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功能较为有限，它对于特定任务的表现可能非常出色，但在其他任务或领域上的能力相对较弱。

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技术基础要素是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和大数据，借助算法运用和对神经网络的训练使得计算机学会像人一样思考。例如，通过学习和模仿人类的创作风格和技巧生成艺术作品，使用神经网络生成绘画、音乐或诗歌作品，分析和处理大量的内容数据，为用户提供创作建议、语法纠正或内容修改。此外，在个性化创作推荐上，弱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的偏好和兴趣推荐适合其口味的艺术作品，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喜好和行为数据，或通过虚拟展览、在线艺术平台或社交媒体等渠道展示和推广艺术作品，推荐个性化的艺术作品，帮助艺术家建立艺术品的在线展示，吸引更多观众和潜在买家，并帮助用户发现新的艺术品和艺术家。然而，弱人工智能在文艺生产中的作用相对有限，作为一种辅助工具，可以作为艺术家灵感的起点或是创作过程中的参考，同时为观众提供更多样化的艺术体验，但这类作品可能仍缺乏真实的创造力和情感，仍然无法替代人类主体的创造力和艺术鉴赏性。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已逐渐出现拟主体的样态，其发展迫使人类在享受其便利的同时，重新思考艺术创作主体的变化问题。在这一阶段，传统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主体性。尽管它可以模拟艺术家的创作，但人工智能本身被视为一个程序，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和模型参数来生成回答，根据输入的问题和上下文提供信息和建议，但没有自己的思维或主观意识。如语言分析哲学家塞尔（J.R.Searle）认为，主体性目前尚未在人工智能技术中实现。他相信，要造出人工大脑，只仿造输入输出过程是不行的，还要仿造意识过程，而意识又是“意向性”的基础。在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中，事物自身的显现，是在具有主观“意向性”的主体与这个主体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显现”过程的相互关系之中，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各种“现象”或“显现的事物”，始终不满足于眼前出现的外貌或表象，而是更深入地探索现象的显现过程与人的意识和思想的内在关系，并在人的内在意识能力与外在现象的相互关系中揭示现象显现的意向性基础。以艺术作品为例，艺术创作者与鉴赏者同为艺术作品的主体。一方面，当艺术家面对各种外在现象时，他们实际上要对它进行“消化”，通过艺术家意识中的内在经验的意向性，对它进行“体验”，由此产生能够连接外在对象和主体体验之间的相互通融，从而获得艺术创作的真正动力。另一方面，对于艺术鉴赏者来说，鉴赏者是具有主观“意向性”的主体与这个主体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显现”过程的相互关系之中，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的那个“原初被给予的直观”。这就意味着：不但要把艺术创作中的艺术家当成观察艺术现象的生命体，而且也要把他们的艺术作品当成在我们面前不断“显现”的“有生命力”的美的“现象”，使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中主客体间和主体之间的互感互动，在鉴赏者心目中不断重演，成为分析艺术作品之美在我们面前和心中不断“显现”的双重过程。

从实践立场而言，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产生及其发展，原本源自人类生命自身的内在创造力量，是人类生命的生生不息过程的表现。弱人工智能的艺术生产不过作为一种工具或媒介，它可以被艺术家使用来创作艺术作品，但并不具有社会属性和实践能动性，这种艺术行为很难被视为像人一样的实践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