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中国诠释学”的类型与研究方法（下）

五、结论

在本文论述的基础上，我想提出以下3点结论：第一，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是21世纪向民族文化传统回归的重要工作。钱穆先生在抗战时期曾说：“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76）在21世纪所谓“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新时代里，人文研究借外债终不能代生产，我们必须回归东亚民族文化之传统，温故而知新，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诠释学。

第二，“中国诠释学”一词包括“中国”与“诠释学”两个名词，我们必须在作为特殊性的“中国性”，与作为普遍性的诠释学之间，获得动态的平衡，才能开创中国诠释学新局面。但是，中国诠释学并不是对西方诠释学的反叛而成为某种“折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也不是西方诠释学的对立物，而是与西方诠释学亲切互动，共创更具有普世性意义的新诠释学。我最近曾说：“东西两大诠释学别别独立发展，虽有分河饮水之便，但无同条共贯、相互切磋之趣。……现有的诠释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已经过时的‘欧洲文化中心论’之上，未能心平气和地欣赏东亚文化中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不仅常将东西海圣人心同理同之处，误认为系南北海之马牛风，而且失去东亚诠释学资源的流注，终不免流于孤芳自赏，难以疏通知远，不能曲畅旁通，沦为一曲之见，庄子说：‘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此之谓也”（77)。所谓“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与建构，正是为了改善现阶段“以西摄中”之状况，而迈向一个中西共生共融共创共荣的新愿景。

第三，“中国诠释学”研究必须返“本”才能开“新”，所谓“本”就是指中国悠久的经典注疏传统。传统中国哲学家常常身兼哲学史家，他们在深厚的时间意识中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只有通过哲学史或思想史之视野，对长达2000年以上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具有会心之理解，才能起而建构新时代的“中国诠释学”。

注释：

①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东京：劲草书房，1964年。

②Huang C.,"The Mencius and Historical Hermeneutics，《“清华”学报》（台北）1989年第2期。

③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陈平原、王守常等主编：《学人》第13辑，载汤一介著、乐黛云、杨浩编：《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335-338页；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④李清良：《中国阐释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⑥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第一辑，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

⑦Van Zoeren S.J.,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Exegesis,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Henderson J.B.,Scripture,Canon,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Tu C.(eds.),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The Hermeneutics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 Wagner R.G.,A Chinese Reading of the Daodejing:Wang B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Tu C.(eds.),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5；佐藤鍊太郎、郑吉雄编著：《中國古典の解釋と分析：日本.臺灣の學術交流》，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2年。

⑧洪汉鼎：《总序》，收入《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各册之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起。

⑨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9页。

⑩这篇宣言收入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第125-192页；此文有英文节译本，收入Chang C.,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7,Appendix,pp.455-483。

(11)“一本”一词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所谓“一本”指人本为父母所生这项事实而言。德川日本儒者西岛兰溪（1780-1852）释此句云：“本者，物之所从出也。”（西岛兰溪：《读孟丛钞》，载《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第13册卷5，东京：凤出版，1970年，第232页）所谓“一本”与周代以降中国社会一直以父子关系为主轴，有其密切关系。孟子所谓“一本”的伦理思想，所反映的是中国社会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现实。戴震（1724-1777）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说中，“合血气心知为一本”，以“自然”与“必然”为一的思想，指涉范围较广。当代新儒家《宣言》中所谓的“一本性”则指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之延续性而言。

（12）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第137页。（引文中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

(13)Chang H.,"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in Furth C.(ed.),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76-304。此文有中译本：林镇国译：《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收入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367-397页。

（14）唐先生说：“此书乃以我所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以凸出中国文化之面目”，参见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序，台北：正中书局，1953年，第4页。

（15）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载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375页。

（1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17）萧公权师：《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946页。

（18）朱熹：《论语集注》卷1，《四书章句集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61页。

（19）朱熹：《论语或问》卷1《学而第一》，收入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07页。

（20）陈淳：《北溪大全集》卷1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3-5页。

（21）章一阳辑：《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43页。

（22）许谦：《读论语丛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3）刘宗周：《论语学案》卷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页。

（24）刘宗周：《论语学案》卷1，第1-2页。

（25）此为20世纪以前中国儒家学者读经共喻之义，当代新儒家发挥此义最为精当，范佐仁有书论此义，参见Van Zoeren S.J.,Poetry and Personality,p.112。

（2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9，收入《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1页。

（2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0《答曾择之》，收入《朱子全书》第23册，第2896页。我曾有一文论朱子读书法的“亲切”一语之涵义，参见黄俊杰：《“亲切”：朱子读书法的一个关键词》，《经学》，首尔：韩国经学学会，2020年2月，创刊号，第163-190页。

（28）王阳明：《传习录》，载陈荣捷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解》，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247页，第172条。

（29）熊十力：《读经示要》卷1，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67页。

（3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200页。

(31)Behunick J.,Mencius on Becoming Human,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32）安乐哲有新书发挥此义甚精，见Ames R.T.,Human Becomings:Theorizing Persons for Confucian Role Ethics,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21。

（33）杜维明先生将《中庸》的精神高度与厚度，阐释既精微而又精彩，参看Tu W.,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New York:SUNY Press,1989；此书有中译本：杜维明著：《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34）关于朱子以“理”学确定新儒学方向，参见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35页。

（35）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40页。

（36）朱熹：《与郭冲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7，收入《朱子全书》第21册，第1639-1640页。

（37）朱熹：《朱子语类》卷52，收入《朱子全书》第15册，第1719页。

（38）另详拙书《孟学思想史论》卷2第5章，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22年，第189-248页。

（39）熊十力：《原儒》，台北：明伦出版社，1971年，第54页。

（40）余英时：《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88-407页。

（4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42）黄宗羲著、全祖望修补：《宋元学案》卷1《文昭胡安定先生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页。

（43）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2页。

（44）金岳霖：《中国哲学》，载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编：《金岳霖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8页。

（4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1《内篇一·易教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46）唐儒皮日休（834?—883?)《请孟子为学科书》（收入《皮子文薮》）云：“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宋儒朱熹说：“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收入《朱子全书》第14册，第347页）均以经先于史。

（47）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页，总第971页。

（48）参考Elman B.A.,"The Historicization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Ming-Ch'ing China",in Wang Q.E.,Iggers G.G.(eds.),Turning Points in Historiography: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2,pp.101-146。

(49)Eco U.,et al.,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68.中译本见艾柯、罗蒂、卡勒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3页。

（50）金岳霖：《中国哲学》，载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编：《金岳霖全集》第6卷，第377页。

（51）参考拙书：《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第3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87-126页；Huang C.,"Historical Thinking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Historical Argumentation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in Huang J.,Zürcher E.(Eds.).,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Leiden:E.J.Brill,1995,pp.72-88.

（52）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2，第248页。

(53)《庄子·天下》，见郭庆藩撰：《庄子集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69页。

（54）我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见黄俊杰：《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的三个理论问题》，收入拙著《孟学思想史论》卷2附录2，第563-582页。

（55）牟宗三：《关于“生命”的学问——论五十年来的中国思想》，载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2018年，第33-39页，引文见第37页。

（56）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第1-29页，引文见第12页。

（57）刘梦溪：《陈寅恪的学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3页。

（58）萧公权师：《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第946页。

（59）钱穆：《论语新解》，香港：新亚研究所，1964年，第27-28页。

（60）刘向：《说苑》卷19，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92页。木村英一（1906-1981）考证《雍也篇》这段文字，认为系孔子晚年之语，可代表孔子晚年成熟的见解。参见木村英一：《孔子と論語》，东京：创文社，1971年，第300-303页。

（61）徐复观先生首先指出这个现象，参见徐复观：《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商讨》，收入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第162页。

（62）程树德：《论语集释》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第326页。亦见于《礼记·檀弓》正义引郑注。

（63）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7页。按日本大正12年（1923）怀德堂刊本之《论语义疏》作：“言任诸侯可使治国故也”，多一“故”字。据武内义雄（1886-1966）考证，“故”字系衍文，见武内义雄：《论语义疏校勘记》，收入《武内义雄全集》第1卷《论语篇》，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第389a页。

（64）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6，第77页。

（65）焦循：《孟子正义》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56页。

(66)Hsiao K.,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Kang Yu-wei,Reformer and Utopian,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5,p.96.

（67）参看拙书：《孟学思想史论》卷2第9章，第359-402页。

（6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7，收入《船山全书》第10册，湖南：岳麓书社，2011年，第1051页，引文见《社稷不存以能保民者为重》条。

（6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70）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页；序文见杨树达：《论语疏证》，台北：大通书局，1971年，第1页。

（71）欧洲当代诠释学者如Paul Ricoeur与Umberto Eco，均重视“文本”（text）的开放性，见Ricoeur P.(ed.),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translated by Thompson J.B.,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Eco U.,The Open Work,translated by Cancogni 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但是在中国诠释学传统中，诠释者主体性确先于“文本”之主体性。

（72）我曾就“脉络性转换”现象做过初步讨论，参见Huang C.,"On the 'Contextual Turn' in the Tokugawa Japane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Types and Problems",i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Texts in Contexts,Gttingen and Taipei:V&R Unipress and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15,chapter 2,pp.25-40，并参看黄俊杰、安藤隆穗编：《东亚思想交流史中的脉络性转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2年。

（73）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卷2《论语大义二》，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第38页上半页。

（7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234页。

（75）傅永军：《东亚儒家经典诠释研究的三种进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18日，见https://mp.weixin.qq.com/s/hs3D3PJuoPwNn_CJMsE4Jw。

（7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32页。

（77）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2，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