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华文明特性的文化基因(中)
宋立林:孔子与中华文明特性的文化基因(中)
二、“与时偕行”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之中,不断开拓创新,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1946年,冯友兰先生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特别感慨:“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实际上以创新性为保障。失去了创新,也就丧失了活力,无法应对经验世界中从个人、社会到国族所遇到的各种新挑战、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性,也与孔子思想分不开。
孔子思想一方面重视“继承”,另一方面也强调“创新”,其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不将二者作二元对立,而是将之统一为一体。孔子的创新意识,与他对道和历史的理解分不开。就道而言,一方面,儒家强调天道、易道具有永恒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其中的变革性。正所谓“易有三义”:“变易”“不易”与“简易”。
《周易》通过一套符号系统来显示天道,为人们“推天道以明人事”提供指导。《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孔子晚而喜《易》,对天道、易道有过精妙阐发。通过孔子及其弟子的阐释,天道和易道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生生”之道。“生生”既有连续,又有革新。这种“生生”哲学是与“时”的哲学分不开的。
《易传·乾文言》记载孔子在解答弟子对于爻辞的提问时几次提及“时”,如“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见龙在田,时舍(舒)也”“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而在《易传》的十翼中,“时”也是极其重要的范畴。将之总结起来,其核心观念就是“与时偕行”。
而在帛书《缪和》中也有相似的话。当缪和向孔子问《易·涣》九二爻辞“涣贲其阶,悔亡”时,孔子诠释道:“涣者,散也。贲阶,几也,时也。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这种“变易”并不仅仅是一种无序的变化,还是一种积极的生成,其中充满了希望和生机。《周易?系辞上》曰:“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革?象传》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周易?革?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
《周易·系辞下》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类似的话集中于对“变”的肯定。而孔子在谈及“礼”时,也强调“时为大”(《孔子家语·论礼》),这也涉及了礼本身的因时变革。不论是天时,还是社会之“时”,都不会停滞,“变”就是必然。因此,儒家主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变革创新精神。
孔子对三代文明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他的最终选择还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他之所以这样选择,便是因为“周监于二代”,即周代文明是在夏商文明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而孔子对周代的文明也并非全盘照搬。礼乐文明是周代文明的主体,经过数百年的演进,到了春秋时代,周文疲弊,礼坏乐崩。孔子对礼乐文明的崩坏,痛心疾首,其应对之举就是“援仁入礼”“以仁释礼”。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圣人并不是保守顽固”,“儒家并不是抱残守缺,死守着那个周礼”。
“仁”字虽然在《诗》《书》等文献中已经出现了,但作为一个思想观念被提出,则是孔子的创造。正如牟宗三所赞誉的那样:“儒家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他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开始作一个反省,反省就提出了仁的观念。”从此,作为儒学的内在核心,“仁”和“礼”同时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之点,形成了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观念及文化系统,在天道观、心性论、工夫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维度都有所延展,而后来各自儒学新形态都以此为基石来展开。
比如,作为战国时期儒学的两大高峰——孟子和荀子,便分别侧重于孔子的仁和礼,发展并丰富了儒学的义理世界。当然,孔子对于之前的各种思想,都作出了创新性的诠释。比如对天命、鬼神等旧传统,孔子赋予了新的内涵,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而汉学家史华慈也不得不承认:“有充分理由表明,正是由于孔子将注意力聚集到‘仁’概念之中,孔子才成为一名革新者而不只是传述者。”其实,即便仅以孔子整理六经而言,“述”也并非仅仅是一番收集汇编的简单工作,而是“经孔子加一番赞修笔削理董之手续后,殆莫不各赋以新含义与新生命,则与其谓为‘述’,无宁谓为‘作’矣”。
孔子在实践上的创新,就在于开办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他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更是震古烁今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绝非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极具魄力的革新者。他适应了时代对文化的需求,突破既有传统,创办私学,不分贵贱贫富,只要有向学之心,便能够接受教育。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中国学和教的观念当然不始于孔子,可是使‘学’与‘教’成为普遍的人类的东西则确系奠基于孔子。……这是改变人类运命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然,更重要的是,由孔子所奠定的儒家创新传统,也被后儒继承下来。他们因应时代之需求,通过汲取不同的文化资源,创新儒学发展的范式,进而出现了汉唐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其背后的义理依据就是“与时偕行”的“创新”意识。儒家经典《大学》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命脉,贯注于后世的孟子、荀子、董子、程朱、陆王、顾黄王及现代新儒家诸贤身上。
而儒家经学的诠释史表明,经学虽有疏不破注,重视家法、师法等“保守”传统,但两千年间的经学阐释还是有各种新见新解不断被揭示出来,成为时代改革的思想资源。儒家当然更重视渐变的改良、改革,但对于革命,也并不排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彖传》),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与“时”的需求分不开的。
时至今日,儒学和中华文明也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和使命,激发出中华文明本身的创新性,积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儒学新形态、中华文明新形态,都是势在必行的。正如贺麟先生所指出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基于学者对于每一时代问题,无论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问题,皆能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予以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
三、“天下一家”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从起源、奠基到发展、壮大,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呈现出“满天星斗”(苏秉琦先生语)的格局。随着文明的传播与交融,逐渐形成若干重要的文明高地,以此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和凝聚力,大约在夏商周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基本格局。此后,尽管经过了若干次大的分裂,但统一永远占据着主流。
中原文明的高度发达,也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终形成以汉族为主体,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多元一体格局,维护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正如傅斯年所说,“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多元因素促成的,比如“书同文”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因素。不过,孔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形成,也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重视秩序,重视统一。首先,孔子推崇王道,而王道的特点就是通过德行极高的圣王的教化,使整个天下实现有序与和谐。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次,便是孔子对周代所开创的礼乐文明的维护。礼乐文明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文明,强调每个人都处于伦理关系之中,承担着不同的伦理角色。周礼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亲亲与尊尊,孔子便希望通过强化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来凝聚伦理。
周代礼乐秩序下,政治上建立了以王为最高等级,诸侯、卿、大夫、士等依次递减的等级秩序。王被尊为天子,具有政治与宗法双重权威。而孔子推崇王道,强调尊王。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及“陪臣执国命”等礼坏乐崩的乱象。
比如孔子极力反对鲁国执政大夫三桓僭越礼制,在祭祀中使用天子才能使用的《雍》乐,对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深恶痛绝,严厉批判。而孔子从其“仁礼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天下归仁”的理想目标。天下是孔子思考问题的空间视野,而天下作为整体性的视野,便超越了狭隘的国、族、家。这说明孔子思想中有特别强调“整体性”“统一性”的一面。
关于孔子思想对“统一性”的影响,最关键的还是在《春秋》。孔子作《春秋》,经过其后学的阐发,形成了多家《春秋》学,尤其以公羊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而公羊学所阐发的春秋义理,有两点与“统一性”密切相关,其一是“大一统”,其二是“夷夏之辨”。
孔子作《春秋》,其目的就在于以“春秋书法”来实现对违背礼乐秩序现象的批判,从而实现尊王的目的。孔子赞美管仲的功绩,也是从他能够尊王攘夷,维护天下秩序的角度立论的。为此,孔子提出了“正名”说,藉此维护天下秩序。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大一统”思想,但是根据公羊学的阐释,《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便是孔子“大一统”思想的展现。后世公羊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阐发。
不过,现代学者已经明确指出,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是一种误读。如此而言,是否就谈不到孔子“大一统”思想对“统一性”的影响呢?其实,从本义上而言,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固然别有所指,并非是今天意义上的“大统一”,其中的“大”表尊崇,“一统”也是强调王道,但是到了公羊家的解释,“大一统”与“通三统”联系起来,强调的是纲纪的一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统”本身就暗含着“统一”的意思。因为“一”表达的是整体、全一,而“统”则有统绪、统领的意思。所以,从元代开始,“大一统”一词便具有了今天所谓“大统一”的意涵这一引申义,并不能说是偶然的。孔子思想中,确实重视“一”,如孔子强调“一以贯之”便是一种整体性思维。
孔子在谈到礼的根据时,也曾经提出“礼本于太一”的说法。这都是孔子“一”思维的体现。正如安乐哲先生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哲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多不分”,即将整体性与多元性融合。而孔子这样一种思想,到了孟子,便正式提出“定于一”的政治主张。而荀子在战国末期也特别重视“一”,强调“天下为一”。这都与孔子的天下观是吻合的。
孔子还重视“夷夏之辨”,但孔子的“夷夏之辨”重在维护文明、反对野蛮,而不特别在意族群。如徐复观先生所揭示的那样:“《春秋》华夷之辩,乃决于文化而非决于种族。”因此,孔子所倡导的“夷夏之辨”不是后世某种狭隘的民族优越主义立场,而是基于文明立场上的一种判断。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揭示的那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孔子才会感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并“欲居九夷”,以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基于此,中华,作为一个概念,也不仅指一种地域或国家的名称,而“指向一文化的集团”,故“中华的意义是文化的,不是种族的”。
因此,将“大一统”与“夷夏之辨”结合起来,我们便能理解,孔子在《礼运》提出的“天下一家”观念便是他推崇统一的最显著体现。孔子说:“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耐,通“能”。这里强调的就是“天下一家”的观念。这与《论语·颜渊》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是相通的。“天下一家”显然是对“夷夏之辨”的一种超越。后者强调的是差异,而前者则凸显一体。
正是在这样的“天下观”的影响下,后儒格外重视天下秩序的建构,从而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孔子之道也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维护统一的作用。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中所表现的对异族融和同化之力特强,这和孔子的这种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信哉斯言!今天曲阜孔庙有一座“同文门”,就是用以表彰孔子思想在中华民族文明统一性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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