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邓曼 - 中国第一女哲（下）

（二）首创“天道盈荡”命题

上述“天道”的内涵，邓曼将其概括为“盈而荡”。这是邓曼独创的思想表达。

1．“天道盈荡”命题的首创价值

刘向评论邓曼：“识彼天道，盛而必衰。”这当然指邓曼的命题“盈而荡，天之道”。但是，邓曼的原话，刘向演绎发挥为“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荡，天之道也”，并引证《周易》“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确实，《易传》具有类似的思想，诸如：“‘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易传》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在邓曼之后很久才出现的。

而在春秋时期，前面提到，最接近邓曼“盈而荡，天之道”命题的，只有伍子胥的命题“盈必毀，天之道”，却是晚于邓曼的。而且，伍子胥的命题与邓曼的命题是不同的：邓曼强调“荡”（详下），而伍子胥却强调“必毁”。其实，“盈而荡”未必走向“毁”，如《易传》说：“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这些都是与“毁”相反的趋向，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同时，《易传》讲“荡”，如“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也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讲的。

2．“天道盈荡”命题的思想内涵

仔细分析这个命题的语境：“楚武王……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显然，邓曼的命题，乃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抽象的结果，这种思维跳跃充分体现了邓曼的抽象思维能力：

所谓“盈”，其具体含义，指邓曼说的“王禄尽”。杜预注：“武王始起其众，僭号称王，陈兵授师，志意盈满。”刘向翻译为：“王德薄而禄厚，施鲜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这里当以“禄厚”的诠释为近，即邓曼的原话并没有指责夫君“德薄”之意。所谓“禄尽”，实际是说寿数已尽，所以邓曼才接着说“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邓曼紧接着剥离上述具体的特殊内容，而抽象出“盈”“尽”的普遍的哲学意义。“盈”的本义为“满”。《说文》：“盈，满器也。从皿、夃（yíng）。”徐铉注：“夃，益多之义也。古者以买物多得为夃，故从夃。”许慎《说文》：“夃，秦人市买多得为夃。”其实，“盈”与“益”是同源词，其韵部为阴阳对转，而“益”是“溢”的古字。《说文》：“益，饶也。从水、皿。”“溢，器满也。”许慎解释“盈”是“满器也”，“溢”是“器满也”，二字同义。更进一步抽象，“盈”泛指事物发展到满盈的状态。

所谓“荡”，具体指楚武王所说的“余心荡”、邓曼所说的“荡王心”。杜预注：“荡，动散也”；“武王……志意盈满，临齐而散”。刘向诠释为：“物盛必衰，日中必移。”关于“荡”字的本义，《说文》：“荡（盪），涤器也。从皿、汤声。”洗涤器皿，器皿之中的水当然会动荡，即不平静。显然，“盪”从“皿”，与上述“盈”“益”（溢）同类。

邓曼紧接着剥离上述具体的特殊内容，而抽象出“动荡不安”的普遍的哲学意义。 “涤器”是“荡”的本义，引申为水的晃荡，再引伸为事物的动荡、不稳定、不安定。

因此，作为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天道盈荡”是说：事物发展到满盈的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失去其稳定性，这是天帝确定的一条必然法则。

四、邓曼的政治哲学思想：镇抚臣民

邓曼的哲学思想不仅涉及形而上的天帝信仰和天道思想，而且涉及形而下的人道思想，即表达了一种政治哲学。刘向称颂邓曼“知人”，即“见事所兴”，主要是凸出她的预见性，即“谓瑕军败，知王将薨”，然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支撑这种预见的政治哲学思想。邓曼指出：

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

这里所传达的是一种政治哲学，涉及“德”“信”“刑”等基本的政治哲学概念。

（一）邓曼政治哲学的总纲

邓曼政治哲学的总纲，就是“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在当时的君主主义的时代背景下，政治的主体当然就是君主，即邓曼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君主论”。这当然不是马基雅维利那种开启现代政治哲学的《君主论》，而是中国轴心时代的君主论。这可谓邓曼政治哲学的“时代局限性”。

所谓“训众”，即君主对臣民的“规训”（discipline）。当然，在当时的具体语境下，邓曼所指的是士兵和军官，即孔颖达疏：“抚慰小人士卒以言信也，教训诸司长率以令德。”但邓曼却特意使用了更具一般意义的“小民”与“诸司”（有司）概念，即民与官，这显然是有意使之普遍化，成为一般的政治哲学命题。

这种“规训”包括两个方面，即“镇”与“抚”。杜预注“抚小民以信”，即认为这只是针对民众的。其实不然，邓曼既说“抚小民以信”，这是针对民众而言，又说“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这是针对莫敖（诸司之一）而言，可见其所谓“镇抚”是针对所有人的，即“训众”。

君主“训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抚”，这是与“以信”“以德”相呼应的，孔颖达解释为“抚慰”“教训”；二是“镇”，这是与“以刑”相呼应的，孔颖达解释为“威惧”。而这些思想内容，具体展现为邓曼政治哲学的以下条目。

（二）邓曼政治哲学的条目

邓曼政治哲学的基本条目，即“德”“信”“刑”。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并不是说小民不需要德与刑、诸司不需要信与刑、莫敖不需要德与信。这其实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方法——“互文见义”，即：无论小民、诸司，还是莫敖，都需要德、信与刑的规训。

邓曼政治哲学的条目，使人想起后来孔子的相关论述：

关于“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等。

关于“信”，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民无信不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信则民任焉”；等等。

关于“刑”，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等等。

关于“德”与“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等等。

孔子的这些政治哲学思想，显然都可以追溯到邓曼；当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直至前轴心期的《诗》《书》《易》等文献，兹不赘述。

五、邓曼的天人之际观念：敬畏天命

邓曼的哲学思想不仅涉及形而上的天帝信仰、天道思想，而且涉及形而下的人道思想，并且涉及天人之际的问题。一般来说，一切形而下学，包括政治哲学，必定有其“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commitment），即有其形而上学的奠基；在中国哲学，这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邓曼亦然，她的上述政治哲学思想，同样有形而上学的基础，那就是她的天人关系思想。

关于天人关系，前面提到，邓曼之后，子产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这是天人分离的观念。然而，邓曼的观念正好与之相反，她揭示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天人之际”的正见。

（一）天对人的作用：惩戒

天对人有种种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惩戒。鉴于当时就事论事的具体语境，邓曼所突出的就是这一点。

前述邓曼的“天不假易”思想，涉及天人之际问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这体现了天对人的一种惩戒作用。这个思想来自《尚书》：“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后来孟子两次引用此语：“仁则荣，不仁则辱。……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同样，前述邓曼的“先君知之”判断，也涉及天人之际问题，但更为曲折。她说：“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这就是说，先君因为知道“天道盈荡”，所以“将发大命而荡王心”，从而预告“王禄尽矣”。这其实是祖先神转达至上神的意志，从而决定人事。

（二）人对天的态度：敬畏

鉴于天对人的惩戒作用，邓曼“天不假易”的命题蕴含着人对天的一种应有态度，尽管她没有明言。孔颖达疏：“上天之意，不借贷慢易之人，不使慢易之人得胜，言其必须敬惧也。”这就是说，人对天应当有“敬惧”，即应当有敬畏的态度。这也是孔子所主张的态度，即“畏天命”。蒙培元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有敬畏天命的思想，有报本的思想，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宗教精神”；“‘敬畏天命’就是儒家的宗教精神的集中表现”。这是因为：“在孔子心目中，天具有神格性，即具有智能、情感与意志；天具有终极创生性，人与万物都是‘天生’的，创生的方式就是‘天命’。因此，天是万有之有、众神之神。……人对天的态度，应当是敬畏。”按照邓曼的思想，这种宗教精神的政治意义就是：敬畏天命，以尽人事。

总括全文，邓曼不仅表述了一个包含形上、形下、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系统，而且给予中国哲学三点首创的贡献：一是“天道”概念；二是“天不假易”命题；三是“天道盈荡”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