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修平：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上）

摘要：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特别是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并非意味着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恰恰相反，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它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是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中国佛教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

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和机遇，同时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其中特别令人瞩目、并对其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是佛教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内涵，并非是说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

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既是对佛教中国化的继承，更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它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近现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并一直影响到现当代海峡两岸三地人间佛教的推展。因此，从历史与现代的双重解读中，从近现代佛教的演变发展及其与社会和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中，来展开对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将有助于为佛教在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使佛教在现代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发挥其精神性文化资源的作用，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佛教的中国化与佛教的入世转型

总体上说，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佛教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

入世的面向，这本来就是大乘佛教基本精神的体现。创立于印度的佛教虽然本质上以出世解脱为根本追求，但大乘佛教自度度他、自觉觉他的根本情怀和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菩萨精神，更强调入世救度众生。同时，虽然佛教的根本宗旨是要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但离苦得乐的终极理想，体现的是对人生永恒幸福快乐的向往和追求，只是这种向往和追求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传入中国后，在关注现世现生、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通过与儒道的融合而得到了充分的拓展。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和人生的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吸收。早在汉魏佛教的译经中就有对“恻隐心”、“仁义心”的强调，主张“治国以仁”，提倡“孝顺父母”，并歌颂“至孝之行”[1]，表现出对现世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关注。隋唐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更是直接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2]，奠基了中国佛教入世化倾向的基本特色。宋代以后，“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3]，“不入世不能出世”、“不出世不能入世”等[4]几乎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间化、人生化倾向构成了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佛教的中国化和入世化这两个有所不同的面向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汇聚而合流。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即渊源于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之中。

因此，就历史而论，中国佛教的近现代入世转型，并不意味着近代之前的中国佛教仍然完全是出世的，也不意味着近代之前的佛教没有入世的向度和精神，而只是说，近代之前的佛教存在着种种不合理的、落后的、甚至是扭曲的“出世”面向，脱离现实的社会和文化，疏离于政治体制之外，正是基于如此“出世”的宗教之现实，太虚等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革新佛教，并结合时代的需要而为改革佛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就现实而言，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就其历史境遇而言，它是在明清佛教衰落腐败、大乘精神失落而又遇国家民族危机、西方科学民主思潮冲击的多重压力下寻求的自救，比起佛教初传遭遇儒道的抵制而求生存发展，情况更为艰难复杂。就其内涵而言，入世不仅是与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的结合，更需在回应转型中的现代社会、科学理性、民主政治、学术研究等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发展空间，在继承发展传统佛教入世精神的同时寻求新时代的拓展和创新。由此，我们看到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中国佛教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

二、历史与现代的双重变奏

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特殊的时代境遇和艰难的曲折进程，既有生死存亡的自救，又有新机遇下的探索，既有古今碰撞中的观念调适，又有西风东渐下的自我定位，而多元信仰格局下的文化判教则成为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助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入世转型的发展。

就历史渊源和时代境遇看，佛教在历史与现代的双重变奏中实现的入世转型，一方面由于是对大乘佛教入世精神和传统中国化佛教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上千年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方式和途径、经验与教训，都为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提供了历史借鉴，特别是中国化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人间化倾向和人文主义精神，为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成为近现代人间佛教的重要思想来源;而另一方面，由于清末民初传统社会转型，佛教自身流弊丛生、远离世间和现实人生而成为鬼神佛教、死人佛教、经忏佛教，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基督教的传播、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庙产兴学”风潮等种种时代境况，又构成了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新的现实内因和外缘。由于时代的不同，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有着与历史上传统佛教中国化不一样的路径、方法与表现形态;而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和传统佛教主体的历史承继性，又决定了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与传统佛教中国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例如政教关系都没有宗教至上或政教合一，经济和管理方面都具有寺院自养、自我管理的特征，宗教理论与实践方面，近现代人间佛教就是在传统中国化佛教人生化、人间化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具体来看，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继与创新，表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例如在方式与路径方面，表现为从儒学化、老庄玄学化到现代学术化，从宗门丛林化到组织民主化，以及从方术灵神化到祛魅理性化、社会人生化[5];在宗教思想和观念方面，表现为从强调“自性自悟”“不离世间”到突出人格完善和服务社会、从“触事而真”“随缘任运”到“人菩萨行”“为众生服务”、从“运水搬柴、穿衣吃饭”的平常日用到“入世化俗”改良社会;在组织制度方面，表现为从依附王权到依法管理、从宗门丛林管理到民主组织方式、居士组织从僧团外护到自主活动;而在实践方式上，则表现为从偏重顿悟心性到强调学修结合、从传统丛林教育到现代佛学院教育、从地方性的济贫赈灾和恤孤养老等传统慈善到社会性的跨地区的包括扶贫助学和生态环保广泛内容的现代慈善;等等。

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经历了上百年复杂而曲折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初启、民国时期的艰难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两岸的曲折推进，以及改革开放后入世转型实践的全面展开等不同的阶段。在清末民初，有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和祇洹精舍，维新思想家研究佛学、倡导新学，佛教界为应对庙产兴学的风潮而兴办僧教育、创建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以及太虚法师提出佛教“三大革命”的主张等。到了民国时期，政府的庙产兴学政策导向，迫使佛教界积极组织“中国佛教会”等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并探索对僧制的改革以振兴佛教。宗教信仰自由和公民结社自由等的规定，则推进了传统居士组织的现代化。伴随着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的传播弘法方式也发生变化，佛教图书大量印刷流通，上百种佛教刊物纷纷出版发行，各类佛学院先后创办，新式教育和现代佛教学术研究逐步开展，现代慈善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广播电台、灌制唱片等新兴方式和手段也开始被佛教界利用。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以其为代表的佛教革新派从佛学观念、僧伽制度、新式教育、弘化方式等方面进行的艰难探索，却对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在救亡图存、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佛教界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客观上有力促进了整个佛教的入世转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期间虽也波折众多，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系佛教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在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过程中，佛学观的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面对传统佛教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汹涌而来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等现代性思潮，中国佛学在感受巨大压力的同时，也通过种种方式予以应对，开始了艰辛的现代性转型，并逐渐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为方法的佛学学术研究、凸出主体性的佛学人文主义以及强调在“进步”中革新的佛学历史主义等不同的趋向。在近代早期，中国佛教对现代性的回应主要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为代表的基于现实政治立场的政治佛学和以杨文会为代表的基于佛教立场的居士佛学，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中国佛学的现代化转型，并为佛教的入世转型开拓了道路。如果说杨文会和康有为等是近现代佛学思想家回应现代性的先驱，那么章太炎则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佛学现代性的践行者，他以理性主义为方法，以无神论来诠释佛教，以诸子学、佛学以及西方哲学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建立新宗教的构想。而胡适等人则在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运用考据学、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等方法对佛学和佛教史进行科学研究，促成了此后对中国佛教史的“科学”化书写。随着理性主义传播和影响的日渐深入，在近现代中国开始出现了以理性为方法对佛教的学术研究，内容包括佛教史学、佛教史料学、佛教哲学和佛教心理学等，这些研究既是近现代佛学转型的重要内容，也从学术的角度为佛教进入社会提供了通道。熊十力在回应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以理性为研究方法的唯识学时，建构了体现“人文主义”精神、凸显人之本心“主体性”的“新唯识论”佛学思想体系，这可视为是在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近现代佛教转型的一种重要探索，其本身也成为中国佛教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为佛教的入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熊十力与吕澂围绕着“性寂”与“性觉”展开的佛学根本问题的辩论，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佛学转型进路中关于人文主义还是理性主义的方法之争。历史主义也是影响近现代佛学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观念。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历史主义表现为一种新的前后相继的进步的线性时间观，以及应用于社会的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总结的历史哲学，这种观念对近现代中国佛学的转型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以太虚为代表的佛教改革派就认为，宗教的历史发展进程是普遍的和具有方向性的，他们通过对过去与现在的佛教状况、国内佛教与国外宗教的对比，得出对过去、现在的认识和对未来的设想，探寻未来“发展”之路。太虚的僧伽制度改革、僧教育改革、佛学研究方法，以及建立世界性佛教组织的探索、倡导人间佛教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其对历史道路的探寻和以进步为方向的改革。

在中国佛教的近现代发展中，佛教与科学、民主、宗教的关系，也是透视其入世转型的重要视角。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科学、民主不断深入人心，佛教却常被视为是“迷信”和“落后”，在传统儒佛道“三教”语境中佛教所占有的地位在“宗教”“哲学”等新的语境中也有被边缘化的危机。如何回应科学与民主，如何在社会和文化转型中给自己定位以重建自己的价值，这成为佛教必须面对和回应的时代课题。就佛教与科学的关系而言，晚清时就曾出现一些思想家自发地以佛学来理解科学和格义科学，认为“近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6]，甚至有“西学皆源于佛学”[7]之说。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对科学认识的深入，佛教界开始更自觉地以佛学融通科学，尝试以科学重塑佛学，还有人期待“佛教乃得成科学之宗教”[8]，科学界也出现了一些会通佛教和科学的奉佛人士，宣称佛学“很少和科学矛盾的地方，并且有许多地方和科学不谋而合”[9]。这种观点虽未被社会所广泛接受，但却开启了佛教与现代科学对话的通道。就佛教与民主的关系而言，佛教也表现出了与现代民主社会的调适，具体体现在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高度重视并大力阐发佛学义理中蕴涵的平等观念及其对冲决封建纲常罗网的意义、传统佛教的宗法性组织和相关社团为适应现代社会管理而进行民主化改造等许多方面。民国时期中华佛教协进会、中华佛教总会等佛教团体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佛教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了近代社会民主化转型的进程中去。就佛教的自我定位而言，传统被视为与儒、道一样有助于教化的佛教，但在现代学科的语境中，却面临着在宗教与哲学之间抉择和转型的难题。就宗教的维度视之，一方面三教语境中的佛教需要向近现代宗教之教转变，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上的反宗教思潮波及佛教，也出现了佛法非宗教的主张。而就哲学的维度视之，自清代就有龚自珍、俞樾等人以学术的路径研究佛学，至晚清和民国，以哲学为取向的佛学研究成为一种风气，甚至对佛教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太虚法师到法国弘法时就曾提出要“以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洗除佛教流行各时代方士所附杂之伪习，而显出佛学真相”[10]。与此相反，杨文会却明确表示过不赞同“佛法与哲学相提并论”，认为“出世妙道，与世俗知见大相悬殊”，“非哲学家所能企及也”[11]。弘一法师也曾明确地说:“或有人疑佛法为一种哲学，此说不然”[12]。欧阳竟无则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著名观点。由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佛教转型的曲折与艰难。科学、民主、宗教、哲学这些问题虽然都能在佛教思想中找到与之相应的内容，但这些问题毕竟并非以现代这种形式出现于传统佛教之中。因此，对这些新问题的回应，便推动着佛教向新时代的前进，也推动着佛教从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并推动佛教走进现实的社会。

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的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还通过多元信仰格局下的“文化判教”表现出来。判教在印度佛教典籍中就有，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特别是佛教学派向佛教宗派的演进中，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判教在新时代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中，佛教面临着古今中西各种文化思潮交汇、与历史上判教完全不同的时代境况，但也存在着一个如何在近现代多元宗教与文化系统并存的格局下对佛教思想体系进行整合与判摄，在多元文化思潮中给佛教自身重新定位的问题，借用历史上的判教观念和方法，可以“文化判教”名之。在这种判教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神圣与世俗、知识与信仰、出世与入世的多重变奏中的摇摆。通过这种判教，近现代佛教在入世转型中不仅在观念上融铸了理性，而且在实践上重塑了佛教的神圣秩序。佛教在这种判教中如太虚法师所说的，“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13]，具有“新与融贯”的特色，它在儒、佛、耶、科学与民主等多元宗教和文化系统并立格局中，以佛教为本位对各种思潮作出了融摄与抉择。就佛教内部而言，近现代佛教中观、唯识、如来藏“三系判教”则展示了转型时期佛教思想的和而不同，这种不同又在“菩萨行”的入世观念和实践中得到了某种整合。如太虚、印顺注重“从完成人生以发达人生而走上菩萨行的大乘觉路……以佛法建立起人生道德”[14]，主张“人生正行即是菩萨法门”[15]，从而推动了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欧阳竟无也主张“佛境菩萨行合，而后为教”[16]，王恩洋则更强调“当以儒者入世之精神行菩萨普度有情之愿力”[17]，其入世精神更多地表现在对儒家人学的融摄和佛法与世间关系的重新定位上。由此可见，近现代佛教的文化判教，包含了知识界人士和居士新的参与主体、现代性的新观念、人间佛教的新路径和多元信仰的新融合，文化判教推动着佛教的入世转型，而佛教的入世转型也使文化判教的思想不断做出调整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