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图腾的破灭－－大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
一九八九年，即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是中国人法国大革命观的分水岭。五月宣布戒严的那个闷热浮躁的夏日，我的好友兴致勃勃地形容：“今晚的气氛就跟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一样。”
此言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忍俊不禁，两百年前的法兰西革命对我们来说比“毛主席长征两万五”还要遥远，真正是“听说过，没见过”，却像一场实况转播过的“世纪之战”球赛一般耳熟能详，能用来形容和类比亲身经历的事物。我就不止一次从“高自联”的广播里听到“以实际行动向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献礼”之类慷慨激昂的发言，加上巴黎公社催生的《国际歌》，所有我们崇拜过的红色图腾似乎都在那场风暴中闪亮登场，而口若悬河的吾尔开希之流，可能也在万众欢呼中过了一把罗伯斯庇尔的演说瘾。现在回想起来，曾经留学法国的邓小平听说这一切的时候，大概倒抽一口冷气。
转眼进入九十年代，在很多参加者的眼里，八九民运也不再伟大光荣正确，连累着当年天安门孩子心目中的红色图腾——法国大革命，也从巅峰跌落谷底。最先站起来发难的是“新中国红旗下”的第一代人。读着《牛虻》长大的“新中国同龄人”，在四五事件时对“欺骗了主”的“红衣主教”就已彻底幻灭，而八九民运的失败则凸显了熏陶数代人的红色图腾如何荒谬。
在质疑者眼里，法国革命是用虚幻的“公意”取消个人权利，好言革命，动辄暴动的浪漫激进左倾政治源头。例如我所尊敬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教授就说：“以卢梭滥觞的法兰西政治文化，已经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政治血液、政治性格，百年不衰，当大陆新一代知识分子欲向'解放'的路上迅跑，首先拿起的解放利器，竟还是这一羁绊自己的思想绳索。”与朱先生属同代人、又对党文化有着入木三分批判的芦笛先生也说：“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坑人、遗害、流毒最深最广的历史事件，而卢梭就是罪魁祸首，法革乃后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鼻祖，卢梭大概能算马列之鼻祖吧。”
两位先生对卢梭学说以及法革当中出现红色恐怖的批判，我是赞成的。但是，喝狼奶长大的经历却使我疑惑：暴力革命能否涵盖法国大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卢梭的学说固然对法国大革命中的左倾盲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它是不是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价值？
回想中学时代学过的世界史，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于攻占巴士底狱和雅各宾派专政、特别是将反动国王路易十六押上断头台之类场景的描写是那样栩栩如生，每一个铅字都迸发出抑制不住的革命豪情。而对法国革命的其他历史片断，如立宪派、吉伦特派以及热月党人的督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概语焉不详，我们也不屑于追究——因为凡是与旧时代有妥协倾向（和反动国王妥协）的一概不是好东西，只要把他们扫进历史垃圾堆就够了。革命家马拉、罗伯斯庇尔简直是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偶像，尽管谁也没有听过他们的演讲，但是能言善辩的男生一旦被女孩称作“萝卜撕皮儿”，那就是比今天的“才子”和“帅哥”更加崇高的荣誉。
芦笛先生曾经感叹“我党对整整几代中国人的塑造真是无所不包、无微不至、无远弗届，全面彻底到了极点，不但塑造了咱们的感情世界（亦即与统治者同爱憎、共荣辱），铸造了对许多人来说简直就是终身无法摆脱的思维方式（以“民运”头面人物为杰出代表），而且还如《追捕》上的大夫一样，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切除了“知识分子”们知识结构里的要紧部份。”
这里补充一句，就是在切除知识结构里的要紧部份之后，又把某些部份无限夸大，例如，欧洲启蒙运动、英国光荣革命都是一笔带过，而巴黎公社、第一、第二国际却要单辟章节，反复强化。如此这般，我们的知识结构有的地方骨质疏松，有的地方却是骨质增生，我们的视野操控在党文化那如来般法力无边的巨掌里，纵使有齐天大圣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本领，最终可能也就是到五指山下解决三急。我们批判“流毒”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浸润在“流毒”之中。因而我认为，在把作为红色图腾的“法国大革命”押上断头台之前，不妨“刀下留人”，先作一番历史与人文知识的补钙不迟。
一、 法国大革命的五年史观和六十年史观
记得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写到，中共治下的西藏自治区和达赖喇嘛所希望“自治”的西藏，根本是两个地理概念，后者比前者面积大得多，相当于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就是二者始终谈不拢的重要原因之一。
想起这点，是因为想到中共灌输的“法国大革命”，与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其实也是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我（也可以说我们这代人）学过的中学历史课本里，法国大革命只有从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的五年时间，雅各宾派专政遭热月党人镇压被描绘成法国大革命的结尾，随后即是“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虽然遭到镇压，但是……”之类“伟大意义”的八股。
但是，西方史学界、包括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的托克维尔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拿破仑三世，长达六十年，以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为标志。正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单指“光荣革命”，而是指1640至1688年的革命，时间跨度为四十八年（“光荣革命”为英国革命画上了句号，却不等于它的全过程）。
今天，当我回味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区分方式时，忽然悟出，那就是关于法国大革命总体评价的分水岭。
五年史观是将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看作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将卢梭学说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价值，于是，极左势力一步步占据革命领导权，和革命一步步走向极端的过程，便成了“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头脑里的红色图腾，这种五年史观其实是阉割历史的“伪”法国大革命观，其存在价值无非是为了印证“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印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殊死搏斗。
如果以六十年的跨度来看法国大革命，则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首先，法国毕竟是在欧洲率先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一，它对近代欧洲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且不能低估的。
其次，法国革命中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应该全面地加以考察和剖析；无论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应该十分珍惜。
其三，法国革命中群众暴力行为的失控和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是干扰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历史误区，而不能涵盖整个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扫清障碍，而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恰恰是在平均主义思潮推动下，采取了限制经济自由，乃至迫害工商业者的政策。因此，这段历史非但不是革命的“高潮”，而且是对资产阶级革命起破坏作用的一段弯路，或者说是革命的“出轨”。
当然，无论是君主立宪派的制宪会议、吉伦特派领导的第一共和国政府、热月政变后的督政府和执政府，都曾试图把民众的“革命情绪”纳入理性的轨道，并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但他们既从利用普罗的目的出发将普罗们动员起来，就休想让脱缰的野马返回他们画定的跑道。经历了数次变局之后，法国资产阶级不得不选择在某个铁腕保护之下发展资本主义，于是迎来了拿破仑帝国。事实证明，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正是通过《拿破仑法典》的实施逐步实现的，这部资产阶级法典几经修改，一直沿用至今。
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1）全人类的福祉固然是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但社会的变革和改造永远是分阶段进行的，想要一夜之间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非但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还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危险的社会动荡。2）民众的介入，对1789年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因为民众的介入，革命离既定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底层民众生活上的具体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一旦群众团体在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必定会脱离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3）稳步的政治改良看起来离革命目标很远，历来被GCD批判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很可能是一条以较小代价达到目标的捷径；急风暴雨式的暴力行动看起来革命性很强，离目标最近，其实往往是一条更漫长、更曲折、需付最大代价的道路。4）革命比建设要容易得多：砸烂旧制度只要力量和勇气；建立新制度却还需要理性、智慧和秩序。当民众还不理解自己根本利益之所在时，非理性自由民主泛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专制集权的回归。
从法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中可以看出，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思想界就已经在理性地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反省革命过激行为的危害。托克维尔指出：“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
贡斯当也说过：“革命一般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一致希望推翻所有人都不能容忍的制度；在第二阶段，运动被人为地继续，它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它的目标是试图摧毁所有与少数人倡导的制度相反的东西。如果说理性的人们可以将革命中止在第一阶段，成功的机会就会是巨大的。这样的革命是短暂的、令人高兴的、是流血最少的。”
显然，这些研究成果因为有碍“斗争哲学”的普及，被中共无情地挡在了思想的柏林墙外，结果早就被法国知识精英所唾弃的革命恐怖政治，反倒在我们这里成了绝对的“真理”，要和巴黎公社原则那种烂污一同接过来传下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歌》中高唱“让思想冲破牢笼”，而号称唱着《国际歌》砸烂旧世界的共产党，恰恰是建造思想牢笼的高手。
二、 卢梭的口号极具鼓动性，却并未体现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价值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依据。几乎所有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的人，提到法国启蒙运动，首先会想到卢梭。其实在十八世纪影响最大，真正称得上是启蒙运动旗手的是伏尔泰；真正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深层影响，并对法国乃至全欧民主制度的确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伏尔泰的渐进民主学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卢梭的主张只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家之言，而且是最情绪化，最缺乏科学依据的一家之言。盖因他的口号极具煽情性、鼓动性，易为民众所接受，自然被激进分子奉为最有号召力的“革命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