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白板论与左派思维 
在实践的问题上，不同的左派分子和左派组织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歧异。但是，单从认知的角度看，所有左派的共同信念，就是（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Consciousness is determined by social existence.）；（2）人的可塑性是无穷尽的（Human nature is infinitely malleable.）以及（3）社会必然朝着进步的方向和目标发展（Society inevitably progresses towards a “telos.”）。
不同的个人在性格、能力、情感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主要是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的社会环境？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限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范畴，同时也是不同政治理论必然涉及的课题。然而，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不管是遗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都倾向过分强调机械因果律，将复杂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简单化，以致完全否定自由意志、主体性、主观能动性，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责任。换句话说，一切决定论的基本假设，就是自由、自主的人并不存在。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强调种族的优越性，以“血缘”作为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纲领的核心内容，当中其实就包含着遗传决定论的元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大力发展优生学（eugenics）和遗传工程学（genetic engineering），基本假设就是这些科学必须为意识形态服务。二战结束后，遗传决定论亦随着纳粹主义的没落而被唾弃。知识界普遍认为，与遗传学相关的研究，大多都是以种族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为基础，因而极有可能被右翼极端分子利用，作为侵害人权、侵略别国、甚至种族灭绝的借口。
受左倾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普遍相信种族、性别和遗传等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对人类思想意识的作用和限制，远远不如后天环境般重要；因此，只要在经济、教育、日常生活、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等不同方面，作出适当的变革，就可以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令社会变得更公平、合理和进步。可是，热衷于改造思想的左派知识分子们，大多都没意识到，采用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替代遗传工程学的改革方案，不过是从“遗传决定论”的一个极端走向“环境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同样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
在左派的观念中，人性本无善恶、好坏、优劣的区分，每个人都是“可塑之材”，只要改换社会环境，思想意识自然会伴随着新的经验而出现转变。这种想法起源自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论”（tabula rasa）。洛克否定“天赋观念”（innate ideas）的说法，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为基础，并以此作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据。后来洛克的思想成为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泉源；可是，当白板论被采纳为社会主义的教条，一些改革者便振振有词地进行各种违反人性的社会实验，包括以集体洗脑方式实行思想改造，彻底剥夺、扼杀个人自由和人权。
左派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坚信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早已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通常考虑的唯一问题，就只是如何夺取权力，着手改变社会，将“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付诸实践。一旦有机会掌握实权，他们便会按照心目中的理念，实行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给我们的重大启示之一，就是制度必须与人性相符合，让不同的个人在发挥其天赋的同时，不会对他人构成伤害。事实证明，试图以激进手段改变人性，实现乌托邦的梦想，最后必定会以失败告终。
今天，人们谈论左倾思想的祸害时，总会想到苏共、中共、赤柬或朝鲜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权，在过去实行的那些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然而，却没多少人察觉，左派思想其实在美国同样根深蒂固，甚至早已渗透、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以为左派在美国不成气候，因为美国崇尚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在意识形态上与社会主义针锋相对，绝对不会容许左派有任何发展的空间。但事实上，尽管在美国没有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强大政党组织，但是左派思想在学术、政治和社会运动等不同领域，都同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过去数十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本身就是一种左倾的理论。行为主义的基础其实就是环境决定论和白板论，将一切复杂行为的原因归结于环境影响，并从科学角度否定主观意志对行为的作用。其创始人华生（J. B. Watson），在1924年出版的著作《行为主义》中扬言：“给我十数个健康的的婴儿，只要在符合我所要求的环境下抚育他们，不论他们的才智、嗜好、倾向、能力或禀性如何，我可以保证，必定能够把他们训练成为任何类型的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律师、或商人，甚至乞丐或小偷。”
另一位行为主义学派的大师级人物斯金纳（B. F. Skinner），在其极具争议性的著作《超越自由与尊严》中，全盘否定一切与人性尊严相关的观念，认为主导行为的并不是个人的思想、价值、情感和意图，因为没有人能够以科学方法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斯金纳认为自由、自主的人只是假象；不彻底扬弃与之相关的过时观念，只会窒碍科学发展。他又建议将提升社会生产力、促进整体人民幸福的重任，交托给从事行为科学研究的专家，因为只有这些深谙“行为改良”（behavior modification）原理的人，才真正拥有参与社会规划的资格。
尽管行为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在公共政策的范畴方面，依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毕竟站在从政者的立场上，控制群众的思想和行为，从来都是首要考虑。时至今日，不少公共政策仍然是以改造思想或操控行为作为主要目标。其中一个引起不少公众关注的例子，就是有报导指一些女性主义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将公立学校当作实验场，企图以各种“行为改良”的方法，令学校里的男生变得像女生一样温婉善良。
女作家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在其著作《对抗男孩的战争》中，揭露一些公立学校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压制男生的正常行为，并把数百万正常的男生，当作过度活跃症患者一样看待，企图在精神上将他们“阉割”。索莫斯指出，那些执掌教育政策的官员毫不讳言，宣称要从根本上改造男生的思想和行为，让他们变成像女生一样。但是，这些教育家们并没有考虑采用道德教育的传统办法，循循善诱地教导男生如何自我克制粗暴行为，反而从白板论和环境决定论的左派思维出发，否定两性之间自然存在的差异，一古脑儿地将社会改革实验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