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走过的欧洲国家首都里，萨拉热窝是最深不可测的。在5座千米以上高山环抱之中的萨拉热窝如一个漩涡，将人卷进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和南斯拉夫那谜一般的历史之中。萨拉热窝曾“迎来送往”各种政治势力，连纳粹德国也曾在此分一杯羹。城市东端，米里雅茨河畔，黄色的市政厅今已成为音乐厅。几步之外，窄窄的拉丁桥上，曾有一位塞族青年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萨拉热窝的战争儿童博物馆。

沿着米里雅茨河向西，与各色博物馆和帝国故居擦肩而过，沿途五颜六色的电车接连驶过，清脆的叮叮声如时光机引人穿越百年时光，到达记忆的尽头，昨日的欧洲。向西，一路向西，城市的尽头是仅有2层楼高的萨拉热窝机场。30年前，这里是联合国设立的中立区，一条通向机场的隧道成为围城中唯一的希望之路。
1992年4月，南斯拉夫的分裂在波黑最终激化为内战。塞族军队从山地而下成围城之势，至1996年2月29日围城瓦解，1425个朝朝暮暮里，围城里虽无真正意义上的战事，却有持续的枪声和硝烟。于平民而言，围城只关乎生、死及生死之间的日日夜夜——活着。

隧道：智慧和勇气的故事

战争爆发后，围城方曾提议开放一条仅供妇女和儿童离开萨拉热窝的人道通道。当时的波黑领导人拒绝了这一提议。1993年7月，萨拉热窝人出于军事目的开辟了通往机场的800米长的隧道。由隧道南端连接伊格曼山、内雷特瓦河谷，经山路直到亚得里亚海，这正是输送能量和热量的生命之路。隧道最高处仅有1米，齐膝深的泥水中有时混着伤员的血液。人们在木板上安装轨道，供推车移动。平均每天有4000人通过隧道，20吨物资进入城中。一种多彩的隧道经济应运而生，正如人们顽强的生命力流转其间。
塞族人、穆族人、克族人和国际人士，军人、商人、警察、平民……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立场在此聚集交易。隧道入口热闹宛如集市。商人们以金钱和武器贿赂官员弄来通行证，在此购买面包、土豆、鸡蛋和其他稀有物资，带进萨拉热窝城中转卖。经隧道进出萨拉热窝的士兵们被官方允许携带物资。当背包里的香烟换来家人的笑容，他们为萨拉热窝而战的意志也更加坚定。他们也成为兼职骑手，小个子反而能在积水和泥巴中健步前行。他们每“单”能赚几十到几百德国马克。一位长官曾将他的小队出租给一位贩鸡的商人，几十名士兵每人每天抱着几只鸡通过隧道，喜提“鸡之队”之名。
群山环抱中的萨拉热窝气候凉爽。只是一到冬日，取暖便成头等难题。酒精等燃料正是最奢侈的商品。倒卖一桶汽油的收入能供一个普通家庭在围城中存活月余。出于消防安全考虑，官方严禁通过隧道运输燃料，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们用各式容器装酒，用避孕套封口，然后用更多的避孕套叠在上面以掩人耳目，通过盘查。


离萨拉热窝机场不远的隧道博物馆。

今天，游客可从荷兰、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直飞萨拉热窝，从机场步行即可抵达隧道博物馆。当年，隧道挖到此处，当地Kolar家族的住宅被征用，围城结束后，该家族将住宅捐出作为纪念。如今，这里保留的一段20米长的隧道是当年那条希望之路的唯一痕迹。它仿佛还幽幽记录着人类的勇气和智慧。弯下腰走一走，似乎还能瞥见当年的火光，听见当年的嘈杂。从博物馆的围栏望出去，停机坪赫然在目，而更近的则是尚未清理的地雷区。那个黑色加粗的骷髅头警告，正是历史的“破门而入”。

城内：生死之外，还有尊严

围城之内，寒冷、饥饿和对不知何时便会射来的子弹的恐惧瓦解着人们脚下任何坚实的土地。围城方切断水、电、暖气供应，欲使城内回归“人对于人是狼”的野蛮状态。19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仿佛是南斯拉夫“巨人”的最后一道余晖。而在围城中，奥运场馆先是变成军营，后来又变成墓地。今天，萨拉热窝的群山碧树是市民的避暑胜地，但围城期间，附近山上的树几乎被市民砍光，以烧火取暖。而光秃秃的山，也降低了狙击手隐藏其中的可能性。无树可砍的人们就烧家具、书和窗帘。
连接机场和工业区的主街与米里雅茨河平行，东西延伸，完全暴露在南部塞族聚居区格巴维察（Grbavica）的火力之下。因此，主街也被称为“狙击手巷”。人们在主街上敲破运水管道，一面拿着手头最大的容器排队取水，一面提防潜在的子弹。由于国际上的压力，萨拉热窝每隔几个月会复水复电。萨拉热窝人便练出了“顺风耳”，能够屏息凝神分辨出水管中水流恢复的声音。反复变动的国际形势教萨拉热窝人预测喘息的时间：物价的下降能维持多久，恢复的水电能维持多久，现有的资源能否撑到冬天，如果能撑到冬天，又能不能撑过冬天……


隧道博物馆保留的一段20米长的隧道是当年那条希望之路的唯一痕迹。

在国际记者的笔下，萨拉热窝人竭力保持生活“正常”的样子。人们穿着整洁地前去上班，哪怕上班之路就在狙击枪口之下；一位主妇每当来电时就开始大扫除；一位年轻姑娘上班前总要把工作服里里外外擦干净；一位教授坚持延续家庭舞会的传统，尽管围城时期的舞会有种特殊的萧条；咖啡厅照常营业，流行乐照放……听课、跳舞和写诗，成为维持尊严的方式。
当然，正如各种非常时期，萨拉热窝围城中也不乏关于欺骗、倾轧和恶的故事。一位人类学家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93年的某一天，故事的男主角在街上遇到了他的老友，老友表示，自己现下既没油也没钱给家人做晚餐。他听罢转身回家，瞒着妻子将家中最后一瓶油赠给老友。但后来他得知，老友以此坑蒙拐骗，然后倒卖。
如今，在萨拉热窝老城，密布着各种由家庭住房改建的小型博物馆。从特雷贝维奇山下来，转过拉丁桥的街角，在随处可见的古墙和弹孔之外，便是博物馆最多了。围城幸存者在那儿保存着他们的围城记忆：面粉、水桶、手电筒、火柴、帆布包，还有肥皂——每个萨拉热窝人每月可以得到5公斤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其中最沉的东西往往是一大块肥皂。这些灰扑扑的生活物资掩映在迷彩色里，仿佛在吞吐着历史的一点真相。

童年：生命的起航和再次起航

1994年11月18日，7岁的小男孩纳敏在上学路上倒在“狙击手巷”，当时母亲正护送他和姐姐上学。纳敏倒地的场景被一位摄影师拍下，震撼了世界，更多国际援助涌入萨拉热窝。在今天的波黑历史博物馆，有一整间展示属于这个男孩，他的童年终结在围城之中。
2010年，萨拉热窝一位青年企业家在网上发起了“战争中的童年”的征集活动。他本人的童年正是在围城中度过的。在他的故事里，有匆匆搬家时被迫遗弃的小泰迪熊，有一位后来死去的画家送给他的餐巾漫画，也有童年时心爱的小女孩、诗歌和足球赛……这项征集活动最终着眼于波黑战争。后来，更多战争的幸存者和经历者参与其中。2017年，它发展为著名的战争儿童博物馆。


战争儿童博物馆。

走进战争儿童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红黄相间的秋千，秋千的右侧静静地垂着一个小铃铛——秋千是来自一位爷爷的礼物。围城战开始前爷爷就去世了，3岁的奈达从来没机会在花园里荡着秋千冲向天空。她童年的部分时光是在一间有时挤着30多个人的地下室中度过的。大人们忙成一片，从白天到晚上，奈达安静地呆在秋千上。妈妈给秋千系上铃铛，好让铃铛清脆的声响划过空气，替奈达呼唤妈妈。时光飞逝，当成为人母的奈达将秋千送给她的孩子时，孩子们不屑一顾——秋千已经又老又破，铃铛也哑了。奈达知道，是时候停止给孩子们讲述那些悲惨过去了。她将这段关于爷爷、妈妈和战时童年的记忆保存在此，作为一种告别。


战争儿童博物馆里一架红黄相间的秋千。

在战争儿童博物馆里，这样的记忆汇聚成一股洪流将人淹没：曾经装满玩具的迷你行李箱现在装着援助的绿色火柴、捡来的弹壳和残片，有时它也装着采集来的款冬花、乞讨来的面包和从汽车残骸里捡来的金属丝；躲在地下室的女孩们学做针线，把旧衣服拆了又缝，缝了又拆，用东拼西凑的废料给泰迪熊缝出一件“百家衣”；没有书包的女孩拿母亲的公文包装书，被同学们称为“秘书小姐”……有时，你甚至无法从展品本身和简短的介绍（来自亲历者的口述）读懂那个故事。而策展人并不准备提供更多解释。一个一个物件儿，犹如围城中的一草一木，有人借此告别过去，有人借此抒发悲伤，有人借此认知自我。
当人们走出战争儿童博物馆，送别他们的依然是一架秋千：轻轻一推，它便轻盈跃向最高点。当它缓缓落下，势能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动能。显然，策展人期待那些在围城中起航的生命再次起航，期待走出博物馆的人们在反思中再度起航。兜兜转转，跌跌撞撞，而生命和爱永存——在战争的围城里，在疫情的围城里，亦如是。

围城之后：创伤、记忆与未来

1996年2月29日，围城终解，但南斯拉夫“巨人”倒塌的尘埃碎屑飘荡不散。正如硝烟可以散去，恐惧却深植于心。1993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今天，ICTY仍在活跃地调查和审判。而塞尔维亚认为，这样单方面的审判，不可能给历史以正义。2003年，南联盟改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一更松散的邦联，事实上，此前南联盟就在严酷的制裁中名存实亡。2006年，曾在南斯拉夫分裂前后始终站在塞尔维亚身旁的黑山公投独立，南斯拉夫彻底成为一缕历史的烟尘。
此间，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或许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在对南联盟的空袭中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3位中国记者牺牲。在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原大使馆遗址已不复存在，一块纪念碑静静矗立在崭新的建筑旁，纪念碑前来自塞尔维亚市民和中国游客的鲜花从未断过。物理上的柏林墙倒塌了，观念上的柏林墙依然存在；物理上的围城解了，观念上的围城犹在进行。南斯拉夫解体而独立出来的这些国家中，除斯洛文尼亚外，经济发展水平在欧洲垫底。今时今日，欧洲人何尝不是坐困战争、疫情与经济的重重围城？ 
萨拉热窝围城发生在视听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各国媒体拍摄的影像资料和幸存者的口述资料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从围城期间的居民生活，到战争中的临时教育，再到建筑保护，人们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记录和反思这段历史。在今天的萨拉热窝，不存在一个集中的博物馆或纪念馆——遍地都是围城博物馆。亲历者将自己的住宅捐出作为展厅，书写私人化的围城记忆，只有铺天盖地的迷彩色提醒着我们它们的相似。
在多数围城纪念馆里，人们用红色墨水书写“萨拉热窝永不遗忘”。而在战争儿童博物馆里，对历史和现实的盖棺论定暂时还未能抵达。只有亲历者对他们某段记忆的纪念，依然栩栩如生，如泣如诉。在儿童的世界里，宗教和种族都太过抽象，他们关心的是出门的父亲今天能否穿过“狙击手巷”归来，关心举家逃难的小伙伴是否活着，并始终疑惑：曾经的邻居和朋友为什么突然对我家举起枪？而这样的拷问，在今日或许依然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