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在海格特墓园的Jim Stanford Horn，生前是企鹅出版社的热心粉丝，他的墓碑设计成企鹅出版社著名的封面。

到达阿斯塔那古墓时已经接近晚上，但吐鲁番的天黑得晚，黄昏依然笼罩着那些光秃秃的洞穴，直到我们的脚步打破了空气里的沉寂。
在我们沿着墓道走进土坑状的墓室前，同行的一位银行高管坚决止步，表示就在外边等。即便我们开玩笑说单独留在上边更恐怖，他尴尬地笑笑，仍选择站在离墓口三米开外——原因当然不是害怕，而是忌讳。


西安兵马俑。

在中国文化的意象里，墓地总是荒烟蔓草、阴风肃杀，只有帝王陵能成为热门景点，而真正的公墓，尤其埋葬当代人的那些，只能成为城市的死角，不可能出现西方公墓那样有鲜活的人在散步、休憩的场景，和旅游更是无缘，至少还没听说谁到北京旅游去参观八宝山的。
哪怕是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各自有着或哀婉或荡气回肠故事的苏小小墓和武松墓，对于白堤、苏堤那些熙熙攘攘的游人来说，也并没有特殊的存在感，更不用说营造一种与之相和谐的文化氛围。公墓的拥挤和卑琐让人恐惧死亡，中国人的生死观一向认为死等于“无”，而当代许多人连生活的房子都无法解决，遑论操心身后的处所。

“生死相依”的西方公墓，缱绻深情都在这里

与中国式墓地“阴阳两隔”的气氛相比，西方公墓则呈现着和谐的“生死相依”。西方大城市的公墓通常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如果不是墓碑提示，简直就像个公园。不过，即便有墓碑也不会产生什么恐惧和不适的观感，它们各异的造型反而值得玩味。


拉雪兹公墓。

女作家素素在《欧洲细节》写到，中国城市公墓和乡下坟包那种卑琐、拥挤的埋葬，让她对死亡始终充满了恐惧，但“我从不掩饰我对欧式墓地的好感。它也许就在城市之中，被树木环绕，疏朗得像一个公园。那死亡了的肉体在土里安然地栖息，灵魂却如天堂里的鸟，卸下了原罪的翅膀洁白如雪，飞累了，可以随意在静谧的林间草地上徜徉……死去与活着一样优美、神圣，而且有尊严，所以欧洲人面对死亡非常从容”。
西方人面对死亡和公墓的从容态度，很大程度上与信仰相关。相信灵魂不死和肉体重生的教徒们，抱着乐观心态将墓地修建得华丽而有创意。在公墓的演变史上，墓地总是与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墓地设立在城市中心，而教堂在墓园的中心。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扩张，18世纪中期，城镇中的墓地无法满足需求，开始往城外迁移，甚至可以说是墓地界定了当时的城市边界。


拉雪兹墓前摆满了美丽的鲜花。

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是欧洲第一座著名风景式公墓。它的前身是路易十四赠予神父拉雪兹的一块土地。法国大革命期间，教会不欢迎被处死的人葬在教堂周围，而只能埋到乱坟岗。拿破仑时代，人们意识到墓地对于市容的重要性，开始修建优雅的拉雪兹公墓，尔后大文豪莫里哀和寓言作家封丹的遗体迁入拉雪兹公墓，名人效应迅速令墓地得到推广，毕竟，有谁不希望死后能与贤达做邻居呢？
如今，这座占地42万平方米的公墓，它的田园牧歌式的气质、安详抒情的氛围和如同艺术品的古典墓雕，已经成为现代公墓设计的范本。巴尔扎克、王尔德、肖邦、歌剧《卡门》作者比才、《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摇滚诗人吉姆·莫里森……群星闪耀，长眠于此。素素写道：“那些人生活在另一个巴黎。因为那里面也分区街道，也标着门牌号码。大家也许常常在街上碰面，说不定还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悠闲地聊天。”


王尔德墓碑上留下了来自世界各地女游客的唇印。

而对那些带着情怀而来的观光客而言，与其说到拉雪兹公墓观光，不如说是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和伟大的灵魂对话。尽管王尔德的性取向众所周知，他的墓碑仍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女人们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唇印。

生命更高级的追求：即便是死，也要自由

个体享受生命自由的形式，应该还包括可以自主选择死后的居所。
年轻的约翰·济慈敌不过死神，25岁生命的流逝，任谁都会感到痛惜，尤其还是这样一个细腻、诗意的灵魂。但这位曾写过“哦，死是多么富丽”的诗人，在弥留之际想必是从容的，尽管来不及回到家乡，他已经在罗马给自己选好了罗马的新教公墓，那如茵绿草顺着缓坡一直绵延到上千年历史的城墙边，城墙是古罗马的防御工事。
济慈的朋友雪莱形容，这座公墓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地方”。年轻的济慈认为自己的短暂一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于是他提前为自己拟定墓志铭：“这里安息的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罗马的新教公墓中的济慈之墓。

若干年后，纪伯伦在文章中写道：“济慈——那只善鸣的夜莺，如果知道他的诗歌至今一直向人们心中灌输着爱美的精神，他应该会说：请给我刻下这样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他的声名是用火写在天空。”
诗人雪莱后来也选择新教公墓作为安息之地。与他为邻者有艺术家、外交家、士兵及一些游客——新教公墓的第一批“居民”就是来自英国、不幸客死的旅游者。此外，罗马早期意外丧生的人也多安葬在这里。和雪莱一样，一些病人在意识到可能天不假年后，奔着对罗马的向往和地中海的怡人气候来到这个城市养病，最后也成了新教公墓的一员，他们虽眷恋家乡，但也随遇而安。


罗马新教公墓埋葬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天主教徒，因此被称为“非天主教徒的灵魂安息地”。

如今，不同国家、宗教、民族、信仰的人都长眠在新教公墓里，公墓成为一个令世人瞻仰的“国际社会”。其中一条墓志铭写道：有光明，我永将牢记；黑暗中，我不会忘怀。无论是巴黎还是罗马，无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那些选择了长留之所的人，也意味着选择了永恒的自由——即便是死，也要自由，这是生命更高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