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顺势而为（注：这一节前半部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是”判断范畴的讨论，原本是放在上卷的，但考虑到整个主题的连贯性，最后决定移到下卷，因此这一节的篇幅较长。）
从来处来我在往去处去。
这十个字蕴含的模糊性让其表面上没有什么意思。但“读懂”了“非”判断意境的人就会认为当中“大有意思”。
这十个字里前六个字合成的意思是：随遇而安。
这十个字里后六个字合成的意思是：随波逐流。
在强调个性、讲求独立、争取个人权利、力争上游的现代社会里，无论是“随遇而安”还是“随波逐流”，都带有贬义，因其表面消极的字义而被质疑。我们不甘于随遇而安；我们不屑于随波逐流；我们自以为可以“中流砥柱”甚至是“逆水行舟”。但我们可曾意识到：我们的每一个“是”判断，都离不开“非”判断的“撑腰”。任何“自定义是”判断的自定义真实，俱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离开了真实，自定义真实就烟消云散。
我们始终处在“逻辑混沌”的真实之中，我们始终在随遇而安，始终在随波逐流，只不过我们的思维“不愿意承认”而已。
例如海德格尔认为的本真状态的此在，始终是建立在他适应（排他性）意义上的“生存”而并非真正的“本真”，故而总是因“不得不自适应”而“烦”。
真实状态是真实的反映。
但真实状态不等价于真实。
真实，不可观察，不可描述。
但反映真实的状态——我在，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并且，我们可以把对真实状态的感觉，在“是”判断语境中“描述”出来。我们对真实状态感觉的描述，叫做“势”（问题是，因为“天生”的自定义，我们感觉到的“势”，始终是“变了样的”。这一节最后会讨论如何运用“变了样的势”）。
于是，“从来处来我在往去处去”这十个“没有什么意思” 的字组，其前后六个字的合成分别都带有贬义的“随遇而安”与“随波逐流”，共同再合成之后的意思，就变成带有了“褒义”。
合成之后带有褒义的意思，也有一个成语表达，叫做：顺势而为。
于是，“从来处来我在往去处去”这十个“没有什么意思” 的字组，就有了“实用性”的价值观内涵。
然而，顺势而为，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要认真解释起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要真正（在“非”判断意境里）觉悟并行之于实践就更不容易，在“是”判断语境的“现实”里其实是“绝无可能”实现。因为自定义真实关系，我们总是“后知后觉”，我们所顺的“势”，永远都是“变了样”后“慢半拍”的“势”。
以“非”判断意境“意会”的“顺势而为”是：每一个共时性的当下都没有值（无为），其值（无不为）体现在历时性之中——“非”判断意境里的历时性不是辩证逻辑的“曾经”，而是具有“大局”乃至“全局”的内涵（后面会为“顺势而为”下一个“非”判断意境下的定义）。
这一节接下来的内容，笔者首先会结合系统学理论，为读者详释“是”判断语境所理解（理会）的“顺势而为”，然后尝试探讨“非”判断意境里（意会）的“顺势而为”。

一，“是”判断语境里的顺势而为：
完善或完美，皆是意味着终极性质的可持续。可持续什么？“是”判断模式可持续的，必须有“值”，有值则必然表现出形式。“形式”，在系统学中称为“有序”（人类对“永动机”的妄想、对“天堂”的向往，就是妄图实现终极性质可持续的有序）。
科学界认为：对事物进行孤立考察时，此事物可看作是集合中的元素。
但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孤立的元素，这些理论上孤立的元素在现实中一定是与外部有关联，这些关联都可以简化为某些变量及反映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某些方程所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这个数学模型就形成系统。同理。元素本身相对于其内部也自成系统。相对于一个系统的元素被称为这个系统的要素。系统是任何相互依存并能产生互动的不同的要素所形成的整体，这个成为系统的整体同时也作为“子”系统构成其它系统的部分或成为其它整体的“子”整体。如此理解，则系统普遍存在于宇宙中，从基本粒子到星系、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系统无处不在。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系统学真正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因为科学家们发现，系统学包含的内涵，更能客观科学地反映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而当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系统科学研究的精髓。
学术界对系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系统的功能性，即如何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使系统更完善以令系统功能变得可持续及更强大的研究。
在系统论中，功能表达为“涌现（或叫做突现emergence）”的现象（“涌现”一词源自于近代英国逻辑学家密尔的“异质定律”）。
“涌现”是指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不同的结构方式、不同的互激作用，会形成一个自动协调、互相催化的“自组织共同体”，从而令系统的整体产生出与系统要素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大大不同的，“母系统大于其子系统的简单相加”或“母系统功能大于其子系统功能的简单相加”的新质或新特征。亚里士多德对此有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系统论认为：简单的混合不能产生整体涌现性，整体涌现性是系统的组成成分之间因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而激发出来的相干效应，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共同结果。
例如：低温之下大气中的水分子会“涌现”出性质有所不同的多层六边形网格状排列的冰晶。这些冰晶通常又会“涌现”出构造错综复杂的六角形雪花。大量小灯泡刻意排列的霓虹灯可“涌现”出文字或图案的效应。分子或大分子会“涌现”出原子所不具备的作用力、氢键或疏水效应。中外古代优秀的军事家，能够通过所谓的阵法，令军团“涌现”出比同样人数却各自为战时大得多的战斗力。至于人体这个系统，所“涌现”出来的复杂特征就更不是组成人体的各种细胞可比拟的了。而地球上整个的生态系统，更令身处当中的人类，感叹大自然造化的神奇。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新质或新特征，意味着如果把整体分解还原，“新质新特征”往往就消失了，因此涌现性又可理解为“非还原性”，也称为“非加和性”（取决于讨论的面向）。反之，如果某个整体等于其所有部分之和，就称这个整体具有还原性（也称加和性）。
例如：一块冰晶中的水分子数量，必定是这块冰晶所有水分子的总和，这就是加和性或称还原性。但一块冰晶分解后的水分子，并没有六边形网格排列的特征，这是冰晶的非加和性（非还原性）；组成霓虹灯的灯泡总量一定是组成这个霓虹灯的所有灯泡的总和，这是加和性；霓虹灯的光电原理和当中每一粒灯泡的光电原理是相同的，这是还原性。但组成霓虹灯后的文字或图案效应，却不能在一粒灯泡上出现，这是非还原性。
因此，加和性（还原性）与非加和性（非还原性）都属于整体属性。系统性是加和性与非加和性（还原性与非还原性）的辩证统一，缺少了任何一方面的描述或研究，都不能完整地认识一个系统。
在医学界里有关中西医之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人认为，中医缺少现代科学依据，因此是一门过时的学科，应该被淘汰，完全让位于西医。但实际上，中西医双方都存在着问题：西医已过于侧重于追求系统的还原性，分支越来越精细，结果造成当中颇有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感。而中医的思维正好相反，传统的中医以藏像经络为原则，制定出种种基于病因病机理论为基础的标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辩证地研究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求因、求机、申因、申机，继而论治。问题是状态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即状态有着非还原性，绝不能像西医那样进行静态的解剖后说出个所以然来。因此研究状态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给人一种过于玄妙的虚无感，令现代人对其敬而远之。现代的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已经偏向于西医精细的还原性，而中医部分，只剩下原有体系中属于人类认知初级阶段的“经验之谈”。中医时下的局面，实在是令人唏嘘。
以上内容是关于正统系统学的简单概述。笔者认为，系统根本性的原理，及功能的强大、完善及可持续，与系统的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和持续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正统的系统论并没有“系统性”的论述，某些观点也存在着谬误。
因此接下来笔者会尝试用《逻辑后缀学》的原理，对有关系统理论作一些修正及提出一些新见解，为系统论赋予新的内涵。
 事物因“是”判断逻辑属性都有系统性的表现。但系统的本质，则应该从“非”判断的范畴里探索。
本文笔者认为，在“是”判断范畴，任何事物即使是简单的混合，都具有系统性，只是此时的系统对我们“没有用”，因此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可以说：任何一个“是”判断的目标，其本身都自成一个系统又同时从属于某个系统。
因此，要论述一个系统，表面上比讨论一个“是”判断的目标要复杂得多，但以《逻辑后缀学》的理论理解，传统意义上的系统同样等价于“是”判断的目标。因此系统的成立，皆具有“是”判断逻辑属性的内涵及外延，及由始至终同样必须遵循着“前因果关系是后因果关系产生的必要条件，后因果关系则是目标具有存在意义的必要条件”这两个共生原则。
根据《逻辑后缀学》的原理，为系统的加和性、还原性、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分别赋予新的内涵，将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及理解系统。
系统的加和性、还原性及非加和性、非还原性各自的面向不同：加和性、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的局部；非加和性、非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的整体。
以《逻辑后缀学》上卷“是”判断的理论解释：系统功能性的“新质”或“新特征”正是“是”判断在“非”场中的排斥性及不确定性在整体规模上的反映。而不同的反映则取决于具体的系统所具备的不同的前因果关系的主导性。
以前、后因果关系的原理划分：系统的加和性与还原性反映的是前因果关系中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属性；非加和性与非还原性反映的是后因果关系中“非”场的排斥性及不确定属性。但由于不确定属性在“是”判断范畴与“非”判断范畴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接下来随着讨论的深入，将赋予“非还原性”新的内涵。
以自适应及他适应的性质划分：系统的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具有他适应的性质；系统的还原性与非还原性则具有自适应的性质。
因此，根据上述划分，尽管同样是反映前因果关系中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但加和性与还原性各自的面向也有所不同：
加和性面向的是系统中要素（局部）之间静态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的强弱：当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强，则可表述为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加和性弱（通俗的说法叫“不容易凑合在一起”），反之则反。即加和性与前因果关系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例如：“十人组成的团队”与“十个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里，前者的加和性比后者的加和性强。意思是前者里任何人都“有资格”加入，但随着加入团队要求的标准越高越多，产生的排斥性越强，他适应方位越多，加和性越弱（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没有资格加入）。
还原性可理解为一种自适应性质的动态的再适性。再适性面向的是系统中的要素因相互之间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强弱发生变化之后所表现出的再适应能力。再适性差意味着还原性弱。
系统的前因果关系强，则构成系统要素的加和性弱。而加和性弱，则还原性亦弱。相对于加和性，还原性是因变量；相对于还原性，加和性是自变量。但两者的关系是正相关关系。
一粒沙子，无论放在沙丘的什么位置，它都能够在完全保持着自己的外形及特质不变（还是“自己”）的情形下，为涌现出不同形态的沙丘“作出贡献”。这是因为：构成沙丘形态的前因果关系相当之弱，即任何沙子之间的关联性、逻辑性及必然性都相当之弱，沙子的加和性反而强，同时因此把任意一粒沙子放在沙丘的任何位置它都能够“再（自）适应”（还原性强——无论放在不同的沙丘或放在同一个沙丘的不同位置，沙子始终是“不变”的沙子自己）。
对于非生命系统，再适应实际上意味着“可重生”（不是重复：一粒原子在亿万年里不断地与“其它”原子组合，在不同形态里“重生”，但原子自身不变。随着讨论的展开，会为“重生”下一个定义）。
现代社会趋向于越来越细分化的分工合作。然而，越是细分化的工种，与相关联系统的其它工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前因果关系强，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加和性越弱（对工种的专业要求越高），其独立性越差，即其有效性、作用力甚至其存活性越来越不能离开相关联系统（还原性——再适应能力差：离开相关系统就“不是自己”了）。同样的原理下，越是仅仅擅长于某个单一专业的人，就越难再适应其它的工作，当这个专业被取消或淘汰时，这个人往往就成了“废人”。同样的原理下，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单一体系过于依赖的国家，往往都是政治或经济动荡时的第一批牺牲品。
非加和性及非还原性皆作为反映后因果关系的指标，但各自有不同的面向。
在“是”判断的论域里，后因果关系令事物都表现出功能性。功能性表现在系统中称为“涌现”。
涌现，就是集合中元素的互异性与无序性在系统中具体整合后表现为功能性。
涌现具有时空性及动态性。
非加和性面向的是（静态的）系统（“是”判断共时性意义上）的时空性。
非还原性面向的是系统（“是”判断历时性意义上）的动态性。
时空性表现为整体性和秩序性。整体性和秩序性强，可表述为非加和性强。
整体性和秩序性反映的是系统中各要素因受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共时性制约，从而具有一种因滞后性而被动式配合规则或威权下不得不接受信息的正反馈自稳及自组机制（我不得不如此否则就不是我；进化是生命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行为）。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强弱取决于后因果关系逻辑的强弱。后因果关系逻辑强，则整体性和秩序性强，即非加和性越强。
加和性与非加和性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局部的加和性弱，局部的还原性——再适应能力弱，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反而强。
所以说：进步是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否定而追求完善的“他者”。这样的进步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整体性及秩序性意味着“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也意味着“有序性”，“是”判断语境里的“有序”是集合中元素的无序性被强行自定义设定的选择性排斥属性的主观存在。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综合起来就是选择性排斥属性，即非加和性等价于选择性排斥性，其自稳及自组机制必须建立在对“非”场有选择地主动排斥的前提下。
由于“非”场都具有“厚实”的特性，对“非”场的排斥就会产生“放大”的效果。作为具有整体性和秩序性的系统，这种“放大”有着更强的针对性质的选择性，因此所产生的表现在时空中的新质或新特征“看上去”就一定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这才是“非加和”的本质所在。
在真实关系中，前、后因果关系是百分之百兼容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的问题。“不容干扰的唯一纯正性”属于自定义真实关系下，以后因果关系逻辑为依据的人为定义的有序性，即非加和性是自定义真实关系范畴里共时性的、他适应的概念。
他适应性质的系统是否“有序”是以“容错性”衡量：越是有序（纯正唯一），对“杂质”、过失（无序）的容错性越低（不兼容）。
容错性既是有序性的指标，但恰恰也反映出脆弱性——参考本文上卷第六节的分析：脆弱性应该以“加和性脆弱值C”衡量。因此，整体性和秩序性与脆弱性C值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与不可持续性成正相关关系：
军事上不断更新迭代的战斗机及反映一国综合国力的航空母舰，其不兼容性堪称典型：天价的造价是其不兼容性的具体表现，同时还要穷于应付来自于真实及同为自定义真实（所谓敌对国）无孔不入的种种干扰、纠正与破坏才能“维持”其“强大”（先天脆弱值小，但后天脆弱值大，因此加和性脆弱值大）。
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比较、恒温动物与变温动物比较，因整体性和秩序性而表现出的脆弱性都十分明显，任何对两个前者的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干扰、破坏活动”，都有可能令其系统“紊乱、无序、失衡”，甚至对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例如一个伤风感冒，一个小伤口，某种病毒的入侵，都有可能令一个人失去其生命。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生命系统来说，脆弱性并不等于还原性。一个生命系统的“崩溃、灭亡”并不意味着“打回原形”。
综上所述，系统的后因果关系逻辑、非加和性、脆弱性的加和性脆弱值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三者与加和性、还原性之间则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强——非加和性强——脆弱性C值高——加和性、还原性弱。
反之则反：后因果关系逻辑性弱——非加和性弱——脆弱性C值低——加和性、还原性强。
系统论是西方人提出的（在生物学中研究复杂生命系统中产生的机体论的基础上，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但传统的系统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系统的无序与有序在动态过程中的辩证统一（传统的辩证统一理念因没有重视观察者这个“参与者”，更没有“后因果关系逻辑”这个概念，因此并没有认识到“后因果关系”在辩证统一中的“角色”），从而错误地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非加和性强——则脆弱性低（参考世界性的军备竞赛。这里的脆弱性低其实只是先天脆弱值低而已，指数级增长的后天脆弱值并没有被认为是脆弱性的表现，估计也没有什么政治家会承认加和性脆弱值C）。进而把系统在时空中的整体的有序性及预决性视作目的性的必然，纠结于这些有序性及预决性是否有“中心”，即有序性及预决性是“自上而下集中控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还是“自下而上分散协调”（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问题。但如此一来，往往就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例如在政治学方面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就产生“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自上而下分析中国的国力时，西方人只是片面地看到了中国“国力”的非加和性。而非加和性是等价于选择性排斥性的，在具体事物中就是“排斥力”的表现。再通过目的论分析“排斥力”的有序性及预决性，自然就不难得出“威胁”的结论。“强大就必然威胁他者”是人类自定义真实关系下的“定式”思维。
在自下而上分析中国的国情时，西方人则是延续其一贯擅长的“科学思维”，专业地、科学地、煞费苦心地、事无巨细地抽丝剥茧，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民生等分门别类，也就相当于静态的加和。结果就欣喜地，又或者如“公知们”“痛心疾首”地发现，中国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加和性太强：所谓没有原则、没有法制），多到了馨竹难书的地步，如此多多的问题“汇总”之后进行“非加和”（并且还加上西方人自己预设的，即纯粹是自定义的“民主人权”之类的非加和性），即同样通过目的论分析当中的有序性及预决性，中国国情的非加和性简直就是弱得“惨不忍睹”。这样的中国，如果不崩溃哪有“天理”？可惜天不遂他们所愿，不完善的中国就是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