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村上春树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汽车销售员、肉铺业者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并不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而投之以另一束光。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抵制村上与其作品”的运动。无须说，理由是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领奖是妥当的行为吗？会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
答案是，会。
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的书被抵制也不是我所希望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的人劝我别来。我有一种“犟脾气”——别人越是叫我“别去那里”、“别做那个”的时候，我就偏偏越想去做，这可能是小说家的天性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只相信自己实际目睹，或者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是这种较真的韧劲，才驱使我来到这。
请允许我说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句话总是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而鸡蛋又多么错误，我还是选择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
但假如小说家只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何种理由——这个作家又有何意义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都只是一个鸡蛋，是由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组成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
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会面对一堵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制度。制度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我父亲那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经常投之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
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我的小说里有人哭泣、有人惧怕、有人欢笑，每个灵魂都无可替代——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读研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侵华战争。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如今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极其少数然而却十分宝贵的事物之一。
在此，我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制度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耸那么坚硬，又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也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制度则没有。不能让制度利用我们，不能让制度自行其是。不是制度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制度。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