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
人是所谓的万物之灵，最高级的真核生物，即我们目前所认识的最高级的生命形式，意味着人体要存续的条件就更复杂了，但其“结合”是非常有限的：一对夫妻不管如何恩爱，永远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人的共生性是所有物种中最低的：不但有对其它物种的强排他性（封闭性）及强掠夺性（依赖性），更开创了地球生物圈里同一个物种内部大规模同类相残的先河。相残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发展成世界性的一战、二战。人类社会里所谓的正义与邪恶之争，不过是自定义真实与自定义真实之争，与真实完全无关。
在我们这个人类世界，“优秀”往往与邪恶伴生。
十九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创造的所谓优生学理论，先后被美国以其为理论依据，在推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优生运动中实施了恐怖的儿童医学实验，及二战时期受美国启发的德国纳粹，为了培养“纯种的雅利安人”而制定的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泉”计划，皆是把生命的排他性（封闭性）发展到极致。
在现代社会，我们似乎意识到，人类的自我相残“不人道”了，我们开始讲人权了。但自定义之下的“人权”，不过是本质上依然是排他性、掠夺性但“碎片化”了的悖论。
我们对所谓的高科技的日益迷恋，同样是一个令人类“优秀”的企图。不过，优秀与科技这个组合，与破坏力是成正比的。高科技带来的是美梦还是噩梦，难说得很。
人类为之而自豪的，与其它生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类懂得学习，并不断在学习中进步。但我们必须厘清的问题是：进步与进化这两种表面上不同涵义的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
表面上，进步是让自然物或人造物服务于人类的技术不断改进；进化是生命这种形式本身不断地提升自己去对付自然。对于人类，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人体这种生命形式的可持续性能够提高。
而实际上，进步的结果是人的依赖性（b值指数级增加）越来越强。依赖性强意味着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否定（对封闭的否定）而追求完善的“他者”。
即——因创造力而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更可悲的是：这个“他人（自然）”对人类“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制作的引以为自豪的“嫁衣裳”根本就“没什么兴趣”，“从不珍惜”——我们“考古”，找到的“文物”——必然是残缺不全的，“曾经的”文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文明，是伪文明；
进化的结果则是生命的封闭性（a值趋向于1）越来越强。封闭性强意味着通过对“他者”的不断否定（对依赖的否定）而追求完美的自身。
即进步与进化两者是根本对立的、“互克”的。在本质上皆属于通过“自定义是”判断追求以后因果关系逻辑为依据的完善或完美形式的行为，却因自他分别及他他分别而形成对立面，也即是处于依赖与封闭冲突的生命悖论的阴影中。因此无论是进步还是进化，都逃避不了生命公式及形式第二定律。
进步与进化的同步发生，则是一种自他分别及他他分别后对自身及他者的同时否定，最终对包括指者在内的全体的彻底否定——加和性脆弱值C趋向于无限大。最终，生命（意义）不过是虚无——不存在任何意义的同一惯性系（或：不在任何惯性系之内——否定背景，也就否定观察者自身）。
文明，不过是如同包裹着贝类软体动物的贝壳：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软体动物自身与它身上的贝壳是一种“有机的结合”。但本质上，贝壳始终是软体动物生命自定义中的“他者”，在软体动物生命终结之后，贝壳依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所谓的“有机”凸显的不过是软体动物生命对他者的依赖性——同样地，我们把自己包裹在织造物里、钢铁里、钢筋水泥里，在层层人造的保护物里，“意淫”在种种对生命的进化本身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因此本质上皆是“虚拟”的高科技里自认为的越来越强大，也不过是一系列资源包装、支撑出来的假象。
为了制造我们身上的“贝壳”，我们的“进步”，是以爆炸式增长的资源需求（b值趋向于无限大）为前提。这里的资源需求包括了以牺牲其它（低a值）物种为代价。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015年9月8日的报道称，现代生物被人为灭绝的速度是人类开始改变地球前物种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并且也是新物种创生速度的数千倍。
本文笔者认为，根据物种灭绝的原因可以分为封闭性被破坏灭绝及依赖性被破坏灭绝两大类：例如现代生物被人为灭绝、“落后”民族被“先进”民族人为灭绝就属于封闭性被破坏灭绝；恐龙的灭绝就属于依赖性被破坏灭绝。即先天脆弱性反映的是自定义真实被同样的自定义真实所干扰矫正打破的可能高；后天脆弱性反映的是自定义真实被真实干扰矫正打破的可能性高。
如果置于完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现代人其实比原始人脆弱得多。脱下文明的外壳，我们其实是“弱不禁风”的“软体动物”（高C值）。远古时期的原始人，在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之后，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考验，为了生存，原始人发明了工具，懂得了用火，但取得这些进步的后果却是原始人先天的身体机能开始走上了退化之路。现代社会里种种物理性、化学性对人体的伤害，通过种种人造产品无孔不入地遍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加速了人体身体机能的退化。即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人体这种生命形式的进化本身是对立的，在进步中人体反而在不断地退化（C值增大）。
因此，在中文的表达上，关于“进化”一词其实颇有争议。一种笔者认同的意见认为，用“演化”（C值）替代“进化”（a值），应该更能准确地表述出生物物种为了因应时空的嬗变而发生的，与远祖在行为、形态及机能上有所差异的现象。
这里的差异，不应作“先进”或是“落后”含义上的解读，而是作为“适应性”（包括自适应和他适应）的背书。
为了适应文明进步，人体正在不断地同步演化。演化的结果是：C值在指数级飞速增大。当达到某个阈值时（失去平衡：参考后面有关“峰顶理论”的讨论），不可持续性就会成为无可逃避的事实。
死亡的定义是：自定义真实的终结。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实际上叫做“作死”。
强大不等于可持续。
在地球上一个物种存在的时间平均是四百万年，人类历史目前恰恰在这个平均数。科技正在加速人类C值的最大化，科技的进步其实是加速了人类走向灭亡的步伐。
生命公式反映出的生命悖论也是对费米悖论的解答：
 “费米悖论”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恩里克-费米提出。该理论认为，地外文明存在于宇宙之中，而且比地球文明要先进得多，它们应该已先进到足够在一定的宇宙时间内完成星际旅行并来到地球某处。但问题是，迄今为止，地球人类从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
从“逻辑”上来说，外太空一定有生命形式。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定义生命形式？自定义的生命形式是以a值的高低来判断其先进性，结果就是这种生命形式发展得越高级复杂就越是脆弱和不可持续。因此，宇宙中不同星系的“高级”自定义生命之间不可能交流，因为：
自定义生命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就会因不可持续而灭绝——这是宇宙中自定义生命必然不能违背的生命公式互克性原理下的铁律。
除非——对生命的定义还有着除了自定义之外的“定义”（下卷会探讨这种“可能性”）。
为了解答费米悖论，美国科学家罗宾-汉森（Robin Hanson）提出了“大过滤器”的概念，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挺过”了大过滤器的筛选，人类文明就能够真正走向星际。为此，汉森更进一步思考在进化的哪一个阶段可能存在大过滤器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种思考是徒劳的。所谓的“过滤器”，不就是悖论吗？过滤器并不是在某个阶段的一次性筛选，而是层层过滤。即过滤器存在于包括生命进化在内的所有事物中。任何事物，只要具备“是”判断的确认性质，都逃脱不了被悖论这个“过滤器”筛选的命运。也可以认为：我们所感知的整个“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大过滤器”。
更可以进一步思考：我们的所谓“感知”，皆是“是”判断模式的“感知”，更主要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的“感知”。科学家们探讨的不同的“存在”的可能，皆是“自定义是”判断模式下的可能的形式。哲学上所谓的关于意识与存在的二元关系，不过是“自定义是”判断判断“自定义是”判断的真类，其有关讨论永远不会有终极的结果。
社会：
人类社会形式中的持续性问题同样反映在进化（演化）与进步两方面。
人类社会形式的进化表现在社会关系的演化上。其“进化”与生命进化一样，同样是“为了留，必须强”的“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但我们同样不能认识到：这里的“强”的不过是先天脆弱值a的强，但a值越强，后天脆弱值b却以指数级增大。因此，所谓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的不同，以及所谓的专制、民主等制度的不同，皆是因为适应性所需而产生的差异，妄图消除差异的所谓“竞争”的背后，是人类社会的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C值和不可持续性持续增强。当我们为这些差异分别解读出“先进”或“落后”的定论时，不过是一种企图通过否定他者以追求完美自身的行为，本质上却是对完美全体的否定。我们对自身的“完美”越是肯定，容错性就越低，诸如什么“流氓国家”、“恐怖主义”、“中东问题”、“北韩问题”反而就越多。更何况，何为“完美”？我肯定的完美未必是别人心目中的完美。
人类社会形式的进步则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上。这种进步的实质是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追求完善他者的行为，本质上同样是对完善全体的否定。例如科技进步的同时，人类自身无论是个体还是全体的重要性却在日益下降。更有人认为机器人取代人类是可能的甚至是可以接受的将来。那么，进步的意义何在？难道真的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吗？——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各国系统的混乱甚至“停摆”，证明了人为的社会系统是如此的脆弱：特别是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反映出在两百多年前曾经充满活力的社会制度模式已逐渐衰落。
社会制度的衰落，可称为“社会制度老年化”——生命、人造物、人类社会制度、人类文明，一切的自定义真实，都必然经历——“生、老、病、死”（成、住、坏、空）。
此外，追求完善他者的所谓社会进步，同样需要以爆炸式增长的资源甚至是“压倒性资源”需求为前提。更有甚者，以“资本追逐利润”为“己任”的工业社会，许多行业还对各种产品采取“计划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的策略，故意令产品坏的更快，或不断“更新”新产品令旧产品“过时”，皆大大增加了资源的浪费——伪文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浪费。因此，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会出现“增长的极限”，即不可持续。
1972年一本名为《增长的极限》的书首次发行，在这本书中，对全球的工业化，人口，食物，资源使用以及污染状况等方面都进行了追踪。他们在模拟计算中所使用的数据最晚截止到1970年，随后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的情景，一直向前模拟到2100年，不同情景之间的差异就取决于人类是否认真对待环境与资源方面面临的问题。如果人类未能认真采取应对行动，那么该书预言，面对无止境的人口增长和物质需求，两者的矛盾最终将把人类文明引向全面失控和崩溃。而时间会在21世纪的2070年之前。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这本书中所做的预测在过去的40年间被证明是相当精准的。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们收集了该书出版之后近40年间的实际数据并将其与书中的预测进行对比。他们对比了来自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全球经济，农业和食物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在加上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以及英国石油公司统计数据等大量权威统计数据来源，结果显示在该书1972年出版之后的40年间，全球的各项数据基本沿着作者当年在该书中所做的预测路径运行。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该书中所描述的轨迹前进，那么一场全球性的崩溃或许真的为期不远。
思想：
人类的“自定义是”判断中指者的指向行为是通过确认性的逻辑思维来完成。由确认性思维所产生的，“抽象”的思想同样具有形式的特点，因此同样不能违反形式的第二定律，即：越是复杂、高级、先进、精确的思想形式，他适应方位越多，容错性越低，其依赖性、局限性（排他性）、脆弱性C值和不可持续性越强。
确认性逻辑思维下的思想有概念与观念两大类。概念作为基本单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知识单元（例：这种颜色称为白色）；观念是带有主观价值判断的概念（例：我是好人；白色不好看；粉色很浪漫）。传统哲学里，概念属于客观认识，观念属于主观认识。但在《逻辑后缀学》的范畴里，两者在本质上都具有主观性，都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思觉暂留的产物，区别在于前者通过他他分别认识世界，后者通过自他分别认识世界。
在后因果关系逻辑下，概念的演化（进化）不过是通过对“他者”的不断否定而追求（或者确认）完美的自身；观念的进步不过是通过对自身的不断否定而追求（或者确认）完善的“他者”。
所谓“追求或者确认完美的自身（概念）”，如果付诸于社会实践，最后往往就只剩下“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关系，即是当自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摧毁一切的“他者”。反映在具体的行为中，就会出现诸如本世纪初以美英为主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入侵、二零一九年香港的街头暴动及掀起全球抗议风暴的“灭绝叛乱”。
而作为观念。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越多，对自己（自他分别中的他者）或他者要求（期望值）越高，因滞后性而产生的思觉暂留现象就越明显，最终因对自身的彻底否定而彻底“堕落”。起源于中国禅宗的种种“棒喝”公案，反映了中国的古人对后因果关系逻辑的滞后性已经有了朴素但却深刻的认识。
下一个小节会就确认性逻辑思维带来的关于自由的问题作专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