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波】德国浪漫派反讽理论的危机与主体性哲学的困境（上）
摘要：反讽理论是德国浪漫派思想的核心，是其克服现实世界的异化状态、实现世界“浪漫化”的重要方法和步骤。反讽理论意图将对象转变为主体的一部分以消灭对象的有限性和揭示对象本质的精神性，进而实现主体和对象在无限精神中的统一。然而，反讽理论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它一方面需要以主体与对象的对立关系为前提才能得以启动，另一方面又以消灭这种对立关系为目的。反讽理论的危机根源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根本致思方式，即使事物站立于主体面前并表象为对象的主体表象活动。因此，德国浪漫派反讽理论的危机实质上也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理论困境的一种表达。反讽理论的危机所揭示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困境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呈现。

在德国浪漫派看来，启蒙运动在以理性之光“照亮”（aufklären）人与自然的同时，也驱逐了它们的魅力和神性，使它们成为缺少精神的、丧失本质的、异化了的存在，消除这种异化需要重新为人和自然唤回精神，使世界“浪漫化”。反讽是德国浪漫派“浪漫化”世界的方式，他们希望借助反讽在有限事物上揭示无限的精神，以此重新为世界确立神性的基础和本质。然而由于反讽自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致使德国浪漫派的理论陷入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和危机。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本质上是近代主体性哲学基本图式的一种呈现，因此它的困境和危机实质上也是近代主体性哲学逻辑终局的预先展示，体现了近代主体性哲学自身的理论困境和矛盾。这一点在作为近代哲学之完成的黑格尔哲学那里得到了清晰且极端的体现。过去学界流行的对德国浪漫派文学化的解读，未能深入到浪漫派诗歌背后的哲学思想中，因此也未能全面揭示其思想在整个近代哲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cf.Hettner,S.37;Gervinus,S.589-599;Behler,pp.5-8）因此，把浪漫派的反讽仅理解为一种文学手法是不够的，德国浪漫派反讽的深层内涵及其危机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哲学层面，特别是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历史与问题视野当中获得揭示。目前，国内已有一些以现代性与浪漫派关系为视域的分析和研究，但仍有必要从近代哲学的根本要素出发，透视德国浪漫派的形而上学基础。（参见胡继华、张铄；涂丽平、宋朝普）鉴于此，本文围绕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在阐述其核心内容的同时，借助表象活动这一主体性哲学核心要素来揭示反讽理论哲学层面的意义，为理解德国浪漫派思想提供一种哲学的语境。

 

一、“浪漫化”世界与反讽

 

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是西方近代一场十分重要的思想运动，著名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认为“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伯林，第10页）然而，由于德国浪漫主义本身及其对后世影响所显现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学界至今未能对何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本质达成共识，甚至未能给出一个全面清晰的界定，由此出现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同上，第9页）“浪漫派”“浪漫主义”的德语均为Romantik，故本文不对这两个词作细致区分。的情况。但就这场思潮被冠以“德国浪漫主义”之名而言，它至少在两个维度上具有连续性或同一性——德国浪漫派思想家对时代问题的理解与“浪漫化”世界的意图。在德国浪漫派看来，启蒙之后的人和自然都处于失去自身本质的异化状态，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异化状态的批判就成为他们共同具有的理论特征。“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各种普遍性的激烈反叛”（同上，第15页）；“浪漫派的反讽肇始于……一种结合了不可企及的自我批判意识的体系”（拜泽尔，第12页）；“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Henkel，S.96）“浪漫化”世界是德国浪漫派在批判时代问题后提出的解决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就是反讽。因此，在分析反讽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德国浪漫派所理解的时代问题和“浪漫化”世界的意图作出说明。

德国浪漫派批判的现代世界的异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神之隐匿”（Entgötterung），即神（精神、神圣）在世界中的消逝，精神不再对人有感召力，人也不再能够在世界中发现、感受和领悟神或精神。对德国浪漫派而言，“神之隐匿”是现代人类生存的危机，因为人和自然的本质渊源并奠基于神圣与精神，神的隐匿意味着人和自然失去了根据。这首先且直接地体现在自然的异化上：“自然失去了支撑神圣力量的象征性力量。诸神不再在自然中言说，也不再藉着自然而说，自然在运动中变化中成为了无灵魂的原子”。（维塞尔，第23页）在这里，“自然”（Natur）具有它自身所包含的双重含义，既是精神蕴藏其中、人受其恩典而得以生存的自然界，亦是人之“本性”的给予者。当精神隐匿时，自然丧失自身的本质而异化了：“诸神及其追随者消失了——大自然空旷寂寥，了无生机。干瘪的数字和严格的规范用铁链将它束缚起来”。（诺瓦利斯，第38页）在德国浪漫派看来，诗人能将自然从“铁链”的束缚中解放，因为他们是精神的追随者，坚信精神充溢在自然中并作为本质支配着万物，认为自然是精神的感性表达和“言说”（Sagen）：“人不是独自言说——宇宙也言说——万物都在言说——无限的语言”。（同上，第168页）诗人的诗歌是揭示隐藏自然中的精神的语言。因此诗人的使命是把隐藏在万物中的精神展示出来，把静默的暗示转化为可被传颂和理解的话语，把精神自在的言说转化为自为的言语，转化为诗与精神之歌，从而揭示精神的奥秘。

诗揭示隐藏在自然中的精神，同时救赎生存于自然中的人。当精神在诗中获得传达时，诗人也在精神中与自然统一。作诗是诗人为人和自然呼唤精神所作的努力，诗人“力图把经验世界转化为一首诗，一个梦。……因为梦是精神的声音；梦真正是精神自身”。（维塞尔，第7页）这样一来，诗便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它本质上表达着一个形而上的诉求——人对自身有限性的克服和对精神无限性的渴望。人是终有一死者，死亡是人一切可能性的终点和最大有限性。诗人如临深渊地凝视着死亡，在忧虑、苦恼、烦心和畏惧中作诗以寻求克服死亡的道路，为自己争取永恒和不朽。就此而言，诗是对永恒之奥秘的窥探，它通过分享精神之无限来克服死亡带来的有限。因此，浪漫派的诗自诞生之初就不仅是单纯的人类情感的抒发，它更根本地是人类寻求无限以克服有限的伟大努力。只是因为渴望无限，诗才触动着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使人深入到那个超验的本质中而通向永恒与不朽。

然而，精神在现代隐匿了。恰如诺瓦利斯所言，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启蒙理性世界观驱逐了诸神，消解了自然的神秘和魅力，只留下一个在客观时空中按照数理规律机械运转的世界，被“干瘪的数字和严格的规范”束缚了起来的自然。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无限性的精神被驱逐了，曾经能在自然中感受和领悟的神性也消失了。诗人曾是精神的呼唤者和欢颂者，但如今他的呼唤不再有回应，他的歌颂不再有共鸣，在目睹精神退隐的荒芜世界后，他只留下无奈与失落。诗人听不见诸神在自然中的言说，无法作诗；诗也因其本质的失落再也无法满足人们内心对无限的渴望。但是，只要死亡无法免去，人就不会摆脱对无限性的渴求。总之，现代人面对一个在数学上精确但毫无生机的自然，他失去了救赎自身有限性的道路，自然中精神消隐所带来的绝望是真正的死亡，“普遍精神的消隐就是死亡”。（诺瓦利斯，第95页）

在德国浪漫派看来，精神的失落是启蒙之后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人和自然重新唤回精神，这就是“浪漫化”世界：“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会重新发现本真的意义。……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同上，第134页）为人和自然重新唤回精神，使它们复归原始渊源，这一“浪漫化”世界的想法构成了德国浪漫派克服“神之隐匿”、对抗现代社会对精神之消解的方案。“浪漫化”的实质是一种“让到达”（Kommenlassen），“让”精神在万物中“到达”，以此揭示隐匿在万物中的无限精神，使人与自然在与精神的关联中重新获得本质规定。作为一种“让到达”，“浪漫化”也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将寻常转化为神秘、将已知转化为未知、将有限转化为无限。通过转化，人与自然克服了自身的异化和非本质状态。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正是这种转化活动，[反讽（Ironie）一词最早源自古希腊，古希腊思想家将反讽理解为一种修辞和论证技巧，后经古罗马思想家的改良将反讽用于辩论和演讲。以施勒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赋予反讽以哲学内涵，力图揭示传统或古典反讽内在的哲学意蕴，尤其强调指出苏格拉底对话中反讽手法具有的深邃意义，主张“哲学是反讽真正的故乡”（施勒格尔，第49页）使反讽从一种古典的文学修辞转化为用于描述人与自然之关联、本源运作机制的概念。]换言之，世界的“浪漫化”就是对世界进行反讽。世界的“浪漫化”是“将异己的此在化入本己的此在”（同上，第123页），它必须通过反讽来实现。在德国浪漫派看来，精神作为无限者不能直接地显现自身，只能以隐而不显的方式表达在具体的、有限的事物中，只能通过反讽的方式才能揭示出来。如诺瓦利斯所言，“精神总是只显现在陌生而通透的形象上”。（同上，第84页）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有限事物是与我疏离的对象，散发出冷漠气息，但这只是事物的“外观”（Schein），只是“假象”（Schein），若能穿透事物陌生的表面，洞见其本质，那么无限的精神就显现在了这个有限的对象中，曾经“陌生”的事物也就获得了本质把握从而变得“通透”。这种洞见需要一种手段来实现有限之物和无限精神的关联，这个手段就是反讽。反讽作为转化活动构成了一般事物与精神之间的中介和关联，它穿透有限之物的虚假“外观”，使无限的精神显现于事物之中。

穿透“陌生”的对象以彰显蛰伏其中的精神，这便是浪漫派反讽的根本意图。反讽从何处具有此种力量？德国浪漫派认为，反讽之所以能穿透有限之物的有限性通达精神，是因为作为人与自然共同根据的精神，其自身的运动就是反讽。“一切生命究其本原都不是自然的，而是神性的和人性的。”（施勒格尔，第116页）具有神性的精神是一切生命的本质渊源，是人和自然的最高规定，它的自身运动构成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活动。因此，“上帝同时是正题（These）和综合（Synthese）。自然是反题（Antithese）。人和自然构成后者。后者必须同上帝完全相同，一般是通过对立。它必须同上帝完全取得一致，只是以相反的方式进行。”（诺瓦利斯，第190页）精神是“正题”和“综合”意味着它是孕育一切的开端和本源，同时是世界运动的目标和终点。通过为有限的人和自然设定无限的共同根据，一切有限之物就不再与无限相分离相对立，而成为包含潜在精神规定的“反题”，“反题”在与“正题”相对立中与作为“正题”的精神相联系。基于这种与无限精神的关联，人与自然作为有限之物也成为了最高精神的具体呈现，它们是另一种形态的精神。诺瓦利斯就此写道：“因此对‘大我’（das groe Ich）而言，普通的‘我’和普通的‘你’只不过是补充。‘我们’绝不是‘我’。但‘我们’能够并应该成为‘我’。”（同上，第193页）“大我”是精神，人和自然源于它又构成对它的补充，是精神的一部分，但绝不是精神本身，而是构成精神的“反题”，通过差异和精神对立，最后又返归和统一在精神之中。

从“正题”与“反题”的对立走向综合统一，从有限的“小我”走向无限的“大我”，是精神不断克服和统一反题的过程，也是精神发展和丰富自身的过程。因此，精神必定展现为一条道路，一条在有限和无限之间不断运动而形成的沟通人与精神、自然与精神、人与自然的道路。换言之，精神作为沟通有限和无限的“生成”（werden）活动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精神复又发展自己，又从自身之中走出，有部分地取消那种内省，此时此刻，精神才初次道出自我。”（同上，第86页）可见，精神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一种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它们作为一种内在的渴望推动和逼迫着精神不断地把有限转化为无限，把“异己”实现为“本己”。这种转化是反讽的本质：“一个理念（Idee——译者注）就是一个完善到反讽境界的概念（Begriff——译者注），就是绝对反题的绝对综合、两个争论不休的思想之间不停的自我创造着的转换。”（施勒格尔，第72页）这就意味着，在德国浪漫派这里，反讽就是精神的道路，是精神自身运动的呈现形式。

反讽作为联系无限精神和有限之物的中间环节，用象征的语言（诗歌）穿透有限事物表面的有限性，揭示作为它们本质的无限精神，使“异己”转化为“本己”、有限与无限合一。因此，浪漫派的反讽不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更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精神的自身行动，是无限精神借着人这个有限主体进行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反讽是精神的自我意识，是精神自身运动的化身。“通过‘消灭’有限的自主性，为了实现更高统一的转变，人有能力开发自己的神圣无意识，从而获得必要的能量。这种创造性的消灭力量本质上是浪漫派的反讽。”（维塞尔，第54页）主体的反讽作为精神之自我意识，就是要否定、消灭事物表面的有限性，揭示其无限的精神本性。换言之，反讽的使命是将事物从客观性的假象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一种基于精神和意志的主体性。由此我们便可以看清浪漫派反讽的运作机制：人与自然都拥有精神这个无限性基础，它们都统一在无限的精神之中；当人领悟到自己和自然的本性应当归属于无限的精神时，他便开始遵循精神的内在要求而对有限性进行克服，实现对有限自我和自然的克服，进而返归本源精神。

精神是无限者，需要展现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反讽作为精神运动的方式必须处于永不停歇的运动之中。诗人凭借对精神运动的领悟进行创造，其成果是浪漫诗，它是反讽的具体成果和呈现，亦是精神永恒运动的表现：“浪漫诗风则处于生成之中；的确，永远只在变化生成，永远不会完结，这正是浪漫诗的真正本质。”（施勒格尔，第71页）然而，反讽作为德国浪漫派用以统一有限与无限，为人和自然唤回精神的主要手段，却亲手终结了这一希望。这是因为不可停息的反讽必然导致没有尽头的绝望，导致一种“二律背反”：反讽若要继续下去，则不能停止对有限性的消灭活动，因为这种消灭活动是精神统一主体和对象的唯一方式；但若反讽的消灭永无止境，有限主体就永远不能真正复归无限的精神。反讽的“二律背反”构成了德国浪漫派思想的最大危机，浪漫派诗人最终累倒在了没有尽头的反讽道路上。

 

二、反讽的危机及其本质

 

以反讽为方法，德国浪漫派开始了世界的“浪漫化”。无论这个目标如何美好，却始终有一种绝望和悲伤笼罩着德国浪漫派。早在20世纪就有学者发现了德国浪漫主义思想中的悲观态度和虚无主义倾向，并认为“它在德国灾难的内部形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Kohlschmidt，S.157-158）要指出的是，这种悲观和虚无倾向并非后期浪漫派对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消退所表达的哀叹，因为早在以施勒格尔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开端性思想家那里，悲伤与绝望就已经初显端倪。不仅如此，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德国浪漫派遭遇的悲观和虚无甚至先于浪漫派思想本身，在作为浪漫派思想渊源的近代主体性哲学那里就拥有它的基础。下文分别从德国浪漫派反讽的危机以及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本质——表象活动，两个层面来分析反讽危机的具体内容以及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

反讽“浪漫化”世界的实质是将无限的精神视为有限之物的本质，把物的有限性转化为精神的无限性的一种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反讽是一种“创造性的消灭力量”，它“消灭”事物的有限性，却创造性地把“异己”转化入无限性的“本己”之中，实现有限的人与自然在无限的精神中的统一。很显然，消灭或否定是反讽活动的关键环节，既是它启动自身的动力，也是它要实现的目的，这就构成了反讽活动的内在矛盾或悖论：反讽的否定以有限性的存有为前提，但这种否定却以消灭有限性为目标。施勒格尔把反讽的“消灭”视为一种矛盾的永恒运动，它以悖论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大凡一切既是好的同时又是伟大的，就是悖论的。”（施勒格尔，第50页）反讽的悖论实质上源自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它推动着精神的自身运动，是作为本源的精神化生万物又要求万物复归于它的意志之表达。为了实现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浪漫化”世界的活动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必须在反讽中不断地消灭有限之物以推进自身的生成。生成着的精神只要还没达到自己最高的完满，它就仍然只是有限，是包含着潜在无限性的有限。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浪漫派会反对任何理论的体系化，因为一种体系的完成意味着运动的结束，精神内在的无限性要求它必须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精神若是停滞不前，说明它要么还根本不是精神，要么精神已经消亡。

然而，反讽活动的内在矛盾，也使它陷入理论的“二律背反”，走入了困境：若精神的运动是永不停歇和永恒生成的，那么反讽对事物有限性的消灭就不能停止；若反讽的消灭永无止境，就不能真正地使有限之物实现对无限精神的复归，有限与无限因此永远无法统一。换言之，以消灭有限性的方式来获得无限性，这本身构成了反讽最大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使精神的生成活动生生不息，反讽的消灭活动必将永无休止，有限性必须始终与无限性保持距离；另一方面，获得真正的无限性是反讽活动最终的目标，所以，无论将多少有限之物转化为无限，无论世界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浪漫化”，只要还存在有限之物，世界就还未真正实现德国浪漫派所渴望的无限性。因此，反讽活动自身的内在要求恰好造就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永恒鸿沟”：“倘若渴望打算保持运动，就得保留这一鸿沟。……作为自己目的的反讽，要求渴望主体和渴望客体之间有一道永恒鸿沟”。（维塞尔，第71页）反讽是精神的渴望，是对人和自然与精神相统一的渴望，是有限对无限的渴望，反讽的内在悖论却葬送了自身的渴望，在永恒鸿沟上无尽奔波，最终使反讽的渴望变成了绝望。

浪漫派的绝望是彻底的，因为反讽的消灭无论是继续还是停止，最终都导向一种虚无。反讽若是停歇，意味着精神自身不再运动，停滞的精神不再产出无限的丰富性因而不再能作为万物的本质渊源，世界将再次失去了它的最高根据。若反讽要继续下去，那么它的动力和目的之间的悖论又导致其必然陷入无休止的消灭之中，人和自然永远也不能复归于无限的精神。换言之，人和自然要么失去本质渊源从而落入无根状态的虚无，要么在没有终点的道路上永远奔波而陷入本质之未完成状态的虚无。世界在没有尽头的无穷反讽中走向了虚无，世界的“浪漫化”现在成为了世界的虚无化。德国浪漫派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反讽导致精神的自我毁灭，精神亦在对有限性反讽的消灭中消灭了自身。作为万物之源的精神，自身居然构成了虚无的根源，这说明要么精神根本不存在，要么精神冷酷无情。致力于为世界唤回精神的德国浪漫派最后发现，不是人们遗忘了精神，而是精神抛弃了世界，精神的反讽运动是苦难和绝望的象征：“痛苦、挫折和无意义都是世界的特征，这就是‘反讽’意愿的体现和客观化。”（维塞尔，第74页）

与此相应，浪漫派诗人发现，由于有限之物始终无法走向无限从而获得救赎，生命也终将无法建立起意义，终将归入虚无。存在即痛苦和绝望，这便是德国浪漫主义本体论的最终结论。德国浪漫派清楚这一点且无力改变，因此他们的理论和诗歌总是散发着一股悲伤和忧郁，这正反映出他们对自身困境的感受：若反讽意味着主体性的自我消灭，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消灭只能放弃反讽的诉求，放弃“浪漫化”世界的意图，最终放弃生命的意志。这种消极态度在后期浪漫派那里尤为明显，直接导致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没落。

反讽的危机直接来看只是德国浪漫派的一个内部理论问题，但若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其本质在近代哲学的致思方式中有其根源，是这种致思方式的独特呈现。这种致思方式的核心是主体的表象活动（Vorstellen）。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这种表象活动始终作为基础支配并贯穿着整个近代哲学，它在笛卡尔哲学中获得确立，成为近代哲学的根本致思方式：“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形而上学，始终保持在由笛卡儿所开创的存在者阐释和真理阐释的道路上。”（海德格尔，2014年，第81页）主体的表象活动就是，主体把事物摆置（stellen）在自身面前（vor），使事物站立（stehen）于主体面前并呈现为对象（Gegenstand）。“这种表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确实，也即确定”。（同上）表象活动使事物作为对象呈现在主体面前，通过此种呈现，事物才获得量的精确性而得以计算，一个对象被计算和测量得越精确，它的存在就越确定和不可置疑。“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同上，第84页）换言之，在近代哲学的视野中，事物的存在意味着它必须首先作为对象被呈现出来，不能在表象活动中成为主体对象的事物是非存在。主体的表象活动决定了作为对象的事物的存在，近代这样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就是主体性。在这里，主体性并非直接指主体所具有的性质，而是对近代哲学中本身共属一体的两个本质规定的统一命名：一方面，主体把自身设置为与存在者整体关联的中心；另一方面，存在者整体的存在状态被把握为可制造和可说明之对象的被表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