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文明”（下） － 现代文明
文艺复兴人本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人类可以凭理性改变环境和命运，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创造历史的主体。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著《新工具论》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可以凭理性令自然臣服，只要掌握科学知识，便能随心所欲，预测和控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从而改善生活环境。培根对人类前景的乐观预期，既体现文艺复兴的人本精神，也为其后的启蒙运动揭开了序幕。
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们主张理性讨论的范围不应只限于自然科学，而必须包括社会、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把旧传统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不断对固有的观念、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提出质疑，并着手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勾画出一幅又一幅美丽的蓝图。这些自视为社会改革进步力量的思想家们，把政治主张包装成为人民的普遍诉求，让资产阶级取得支持和影响力，站到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了渐进或激进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和获益者。
启蒙思想家们相信，历史是进步的，新的必然比旧的好。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一连串“进步的承诺”上，包括消除宗教对思想的约束；取消皇室和贵族的特权；发展科学技术；提升生活水平；以及把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等观念融入制度之内。这些承诺之中，有不少都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落实。如果按照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逻辑，资产阶级从皇室和贵族阶那里接掌政治实权的那一刻开始，人类自古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便真正成为事实。
反对的声音
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吊诡的。比如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便是给乐观主义者的一记当头棒喝。当时法国保守派思想家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就不仅对革命者的暴行作出严厉谴责，更以批判的角度审视启蒙运动的局限。梅斯特尔相信，现代社会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道德败坏。一旦宗教信仰、传统和固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社会稳定的基础便出现动摇。启蒙思想家们诉诸个人理性，鼓吹怀疑主义和激进主义，到头来只会对整体社会带来严重祸害。
工业革命急促的步伐，亦让人产生困惑、惶恐和焦虑的感觉。从农业社会过渡至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诸如人口的急剧增长、动荡不安的时局、以至传统人伦关系的变改等，都令人们叫苦连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的描述：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对现代化和都市化所衍生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有相当深刻的分析。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弊病，就是人们对“失范状况”（anomie）感到无所适从。人们为了生计被迫离乡背井，告别亲朋好友，孤身到陌生的都市跟一群背景各异的陌生人交往，容易产生孤立、无助和疏离的感觉。在人际关系疏离的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好像是无根的飘萍，在群体中找不到认同，在工作上找不到意义，在变幻不定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自处。
现代化过程逼使人们放弃既往的生活方式，接受新的身分角色和社会关系。然而，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大部分劳动者都是被资本家利用作为图利的工具，彻底丧失应有的人性尊严和存在意义。对广大的劳动阶层来说，非人性化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贫富不均等状况，都使他们感到无可奈何。面对精细的劳动分工、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急剧的社会转变等种种挑战，更令人们产生近似人格分裂的精神状态。
对于失去尊严、安全感和生存意义的广大劳动阶层而言，启蒙运动歌颂的自由、平等和人权，都不过是一些抽象的承诺，在现实社会中根本无法兑现。事实上，十九世纪出现的变迁，有不少都与启蒙精英们的乐观预期大相径庭。血腥暴力的革命、连绵不断的战争、狂升暴跌的股市、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以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在在都显示社会和历史不一定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
更值得深思的是怎样评价现代文明的进步意义。单纯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考虑，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素质的改善和人均寿命的增长等，都是现代文明的重大成就。不过，相对于物质文明的进步，是精神文明的失落。古希腊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要怎样过活才不枉此生？中世纪基督徒最关心的问题是：死后往何处去？至于失去自觉性、自我意识和存在意义的现代人，跟公元二世纪时讽刺诗人尤维纳里（Juvenal）笔下的罗马群众一样，所关心的不过只是面包和娱乐（bread and circuses）罢了。如果一种文明塑造出来的人，最关心的就只有生存和享乐，这样的文明还算是先进文明吗？
文明的困局
众多批判现代文明的声音之中，以德国学者们的立场最为鲜明。德国的工业化发展比英、法等国较迟起步，以致大部分社会转变，如生产力的提升、人口增长、资本积累、都市化和人口迁移等，都是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三数十年才出现。由于在整个急速的转变过程中，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们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所以这些身处被动位置、面对剧变时只能冷眼旁观的文人学者，对现代化的态度一般都偏向比较保守。
现代化带来的急剧转变和动荡，加上外来庸俗价值观的渗透，都让德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们反感和不安。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之所以特别尖刻，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对于高傲自负的德国文人来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唯物主义等启蒙运动思想主流，都不过是缺乏文化素养的外来“文明”（Zivilisation），意味这些肤浅、低俗的时髦观念，根本不能与内涵深邃的日耳曼“文化”（Kultur）相提并论。
不少德国学者都认为，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故有必要反复不断提醒国人，要坚守本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抗衡外来文明的侵略，否则一旦本国文化的生命力消失殆尽，被异族文明渗透、同化，便会沦落为物欲横流的腐朽国度。在其著作《一个非政治的人的反思》中，享负盛名的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Thomas Mann）甚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文化”与“文明”的斗争，并呼吁国人必须同心协力，为捍卫本国文化，奋勇抗争到底。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相信，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起源自“社群”（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对立。滕尼斯在巨著《社群与社会》中指出，传统“社群”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紧密关系，而这种人伦关系主要是建基于一份血浓于水的强烈归属感。与此相反，现代“社会”是建基于客观共同利益的现实考虑，而不是靠主观感情因素维系。换句话说，文明社会中松散的人际关系，其实只不过是纯粹经济上的合作关系。
保守的德国文人学者大多都对滕尼斯的学说深表赞同。诗人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就曾经慨叹，传统社群逐渐为现代社会取代，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倒退。格奥尔格指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把追逐个人利益奉为金科玉律，而资本主义更将自私贪婪、唯利是图等有违道德的思想观念视为理所当然。他还声言，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必须全盘否定堕落的价值观，因为在文明社会中，艺术仅存的意义，就是对文明社会本身作出批判。
对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了解得最深入和透彻的，也许要算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了。根据韦伯的分析，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整体社会逐步迈向理性化和官僚化。知识的增长和科技的应用，大大增强人们对事物的预测和操控能力，同时令社会越来越趋向讲求高效率。传统的家庭、社群、宗教和政府组织，都因为欠缺效率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而有必要重新整合。
韦伯相信，社会关系的重整过程，将无可避免地朝着越来越理性化的方向进行。依循理性规律所产生的社会组织，都是以高效率实现目标为大前提。但是，由于提升效率的技术知识都掌握在少数技术官僚手中，官僚化的组织架构必然在日渐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中大行其道。在制度化和规律化的官僚组织中，个人的存在价值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加上技术官僚在决策上都会以效率作为首要考虑，意味理性化和官僚化的发展趋势，将必然导致效率以外的一切社会价值，都因为不受重视而逐渐式微。
韦伯悲观地预言，如果现代社会继续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终于一天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非人性化的“钢铁笼牢”之中，彻底丧失一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唯有寄望超凡魅力型领袖的出现，打破技术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带领人们走出困局，重拾与生俱来创造价值的本能。尽管韦伯善于为现代文明把脉，可是他却势难料到，德国人民苦苦守候所等待到的，不是引领他们走上光明大道的弥赛亚，而是带领他们走向万丈深渊的恶魔。
恶魔的呼唤
德国知识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映人们普遍对现代化带来的转变存在一种莫名的厌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其它欧洲国家的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亦同样开始动摇。目睹资产阶级庸俗和颓废的面貌，人们不禁怀疑资本主义也许不过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当欧洲各国正忙于应付阶级对立的局面，以防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之际；德国的文人学者们却在憧憬着一场全民参与、没有阶级划分、以复兴民族精神为目标的民族革命。
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都好像迷失了方向，人们都渴望一种新世界观的出现，可以消解他们的困惑和迷惘。此时，凡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等德国保守派思想家们，从尼采的哲学思想中得到启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动一场民族革命，让伟大的日耳曼文化能够再现光芒。在其著作《第三帝国》中，凡登布鲁克声称民族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精神上的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以国家为本体，以血缘为脉络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还提醒年轻一辈的德国人，要实现民族革命的伟大理想，就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时要避免跌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误区之中。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道德和精神真空，加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的矛盾、动荡和危机，令越来越多人决心要寻找新的出路。对于当时求变心切的群众来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便自然成为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法西斯主义否定狭隘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必须对国家、民族绝对效忠。要提升人民的民族意识，就必须为受到资本主义破坏的民族文化，重新注入生命力和精神内容。而法西斯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塑造新的人类、创立一个新纪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由于政党之间存在分歧，以致在行政效率方面未如理想。二十年代初更因货币政策失误导致恶性通胀，令不少国民的财产化为乌有。福无从至，祸不单行，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再度令德国陷入严峻的经济及社会危机。大部分人不再对魏玛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寄予厚望，反而担心共产党可能会乘乱夺权。结果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以振兴民族精神为号召的纳粹党，原因是当时希特勒发表的政见，刚好说出了不少德国人的心声。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经常因为争逐个人利益而卷入各式各样的对立和冲突，可是到了要面对危机的时候，却往往感到彷徨无助、孤立无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得到人民拥护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民深层意识里都渴望能够解决分歧，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套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的讲法，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基础，就是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倾向。因为任何激进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不管如何违反常理，都能够产生出一种凝聚力，令支持者甘愿放弃个人自由，投入群体的巨大怀抱之中。
历史的终结
美国右翼政论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任何国家、民族都必须现代化起来，才能够享受现代文明的丰硕成果。但是，由于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会对传统价值产生冲击，引起社会动荡；所以他建议传统社会必须参考西方先进社会的经验，实行西式民主和自由经济，才能够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福山更断言，没有任何其它制度比民主政制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最终都因为限制个人自由或有碍经济发展而被大部分人唾弃。
福山相信历史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人类再也没法构想出比西式民主更理想、更完善的社会制度。但是，在我们接受福山的这个结论前，还有许多问题要细心思考，例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激进的政治主张，当初为什么能够像野火燎原般在多个国家迅速蔓延？假如资本主义本身不是出了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资本主义投不信任票？魏玛共和国的没落和第三帝国的兴起，不正好反映民主政制在面对极权主义威胁时是何等软弱无力？假如民主、自由都是现代人追求的终极价值，为什么有那么多现代人会选择逃避自由？一种近乎完美无瑕的制度，是否也有变质、腐坏和被颠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