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堡病毒（左）和埃博拉病毒（右）

1944年，由于首现于克里米亚苏联士兵身上，遂被命名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1967年，以西德城市命名的马尔堡病毒；
1969年，发生在西非、并以当地地名命名的沙拉病毒；
1976年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它出现于苏丹南部和刚果（金）的埃博拉河；
2013年，首现沙特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还有1918年，“零号病人”并未出现于西班牙，却被污名化的“西班牙大流感”。
以地名命名病毒，就像给人恶意起外号一样，造成难以改变的坏印象。


芝加哥的剧院的海报，以呼吁减缓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传播。在SARS和冠状病毒出现之前，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当时世界1/3的人口。

MERS之后，2015年，国际上普遍不建议用地名为病毒命名；今年4月6日，世卫组织发布新冠病毒相关命名法——包括新冠在内，以后病毒的命名都会避免地名、人名和姓氏。
那么新冠病毒变体又会叫什么呢？
新冠病毒已发生多次变异，包括：
▆ P.1
▆ B.1
▆ P.2
▆ B.1.1.7
▆ B.1.351
▆ 501Y.V1、V2、V3......等等等等

——复杂拗口。对于追踪病株变异的病毒学家与生物学家等小部分人而言，这名字的确简单易懂；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不是名字，这是天书！


引发新冠肺炎（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病毒颗粒外缘的尖刺呈现冠状，新冠由此得名。

南非流行病学科学家、南非新冠咨询委员会前主席Salim Abdool Karim，曾协助把南非发现的新冠变体命名为B.1.351和20H/501Y.V2，他直言新冠变体的命名像绕口令一样拗口。
虽然，Salim Abdool Karim对许多人在一开始将变异新冠称为“南非变体”表示理解；但他还是与许多科学家一道，对这种做法展开批判，认为该做法既是污名化，又是不准确的。


2020年6月4日的南非，该国在24小时内记录3267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

自古以来，许多病毒都以其最初发现的地理区域命名，如乌干达的寨卡森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河——这就是一种对病毒命名地的污名化。


蜿蜒225公里的埃博拉河，两岸密布热带植被

一提到寨卡森林，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这里适合观赏鸟类和它丰富的生态系统；一提到埃博拉河，人们同样不知道河两岸密布热带植被，绿意无边伸展，河水蜿蜒225公里——取而代之，大家脑子里只有两个字“病毒”。


巴西一名市政工作人员正在喷洒杀虫剂杀死可能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年轻人对他避而远之。


2014年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期间，一名神志不清的感染者冲出隔离区，警察和医生将其制服，带他回到床上。而12小时后他不幸离世了。

早在2015年，世卫组织就发布了传染病命名指南，不提倡使用地理位置、人名或动物物种名。拒绝使用地名亦有其科学依据，科学家们指出——地理命名具有误导性，甚至可以说根本是不准确的；另一方面，几个世纪以来，传染病的传播和对地域的污名化，始终是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的强大辩护力量。


2019年2月25日，一名16岁的刚果少女正在医疗中心接受埃博拉治疗。

比如，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所谓的“南非变体”究竟从何处起源——南非确实是其最早发现地，但研究人员尚未找到零号病人。南非，可能仅仅是比其他国家做了更多基因测序，所以才第一个发现了变体。美国等地的感染率已超过南非，但这个误导性标签仍紧紧贴在南非身上。


南非开普敦的COVID-19站点

不准确的命名却会引发切实的后果——现在距约2500万-1亿人死亡的1918年大流感之后已逾百年，曾导致2500万-1亿人死亡；但所谓的“西班牙大流感”，其首个记载病例却来自美国；但许多人仍以为此次流感起源于西班牙，只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的名称广为人知。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第一批官方病例是在美国陆军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记录的。


引发新冠肺炎的SARS-CoV-2病毒颗粒，在电子显微镜下的照片。

2020年2月，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将当时名为“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重新命名为SARS-CoV-2，意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号。选用这个新名字是因为该病毒基因构成“明显近似”2003年导致SARS爆发的病毒（它被命名为SARS-CoV）。


从美国第一例COVID-19（前称2019 novel coronavirus）分离出的传输电子显微图像。

相比较而言，科学家们对变体的命名过程就较为随意，没有规则可循，不同病原体的名字千差万别。科学家们往往会先想出一个名字，再观望科学界是否采纳。而病毒却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异。所以病毒分类的一个典型方法是——以抗原为依据，抗原即病毒中可以引起免疫反应的部分，其变异尤为关键。
例如，甲型流感（Influenza A）有两个突出抗原H（指代血细胞凝集素）和N（指代神经氨酸苷酶）。每当抗原发生变异，就会被分配一个新的号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流感亚型被称为H1N1的原因。


导致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H1N1病毒放大图

新冠肺炎的新冠病毒变异极快，方式繁多，良恶皆有，这就要求一个高度复杂的命名系统。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几个命名系统相继出现，其中Nextstrain和Pango分型法尤为著名。
2020年11月，南非研究者对一个传染性更强的SARS-CoV-2变体进行测序，该病毒包括一个N501Y突变，使刺突蛋白更紧密地与人体细胞结合。这一变异以酪氨酸（Y）取代了天门冬酰胺（N），后者通常出现在刺突蛋白的501位。但在宣告公众之前，研究人员首先需要想出一个名字——501Y.V2出现；英国发现的变体是501Y.V1，巴西的则是501Y.V3。


20C/501Y.V2已成为南非的主要毒株

以目前最常用的命名系统Pango分型法举例：
该谱系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家谱系列”，比如A系或B系，随着它们的进化与全球传播，后期演变为被标记为一系列数字。比如：2020年初在意大利北部爆发的毒株，是B谱系第一个被命名的后代——B.1；同时，南非发现的重要变体被称为B.1.351，便是意大利疫情始作俑者B.1的第351个后裔。
为防止名字过度复杂化，每个Pango谱系中最多容纳三个“.”。若此后病毒发生重大变异，便使用不同的字母开启一个新谱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巴西首次发现的新变体被称为P.2——尽管它是B.1.1.28谱系的后代。


巴西因冠状病毒死亡人数过多，挖墓者从早期的埋葬中挖掘出遗骸，为新的墓地做准备

仍然一头雾水？
别慌，上述命名系统根本不是为了便于记忆，而是为了给科学家提供一种共同的语言，以供其讨论和研究新冠病毒的演变。
但出于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等原因，世卫组织介入此事，为影响程度最深的病毒变种制定了另一套命名系统——希腊字母，这种做法与过去杂乱无章的字母数字混合体划清界限。
世卫组织的新系统仅用于四种受人关注的变体，即科学家判定为毒性、传播性更强，或使治疗、疫苗效果降低的相关变体。除了分别在英国和南非率先发现的α和β外，在巴西首次识别的变体被称为γ，印度的则被称为δ。
尽管B.1.1.28、501Y.V2等名称以及与之相应的分型法依然沿用着，但世卫组织鼓励各国政府、媒体机构与其他组织采用新的病毒标签——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让公众真正接受它们（新的简捷好记的病毒名称），以取代地理名称。